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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談｜深入開掘腳下的豐富寶藏

北京｜朱輝軍

人人都可看得到：一部文學名著常常可以讓一個地方，如白鹿原、芙蓉鎮，乃至一條街（阿爾巴特街）、一座樓（巴黎圣母院），成為世人皆知的旅游向往地，有的甚至成為眾人心目中的“詩與遠方”。這就是文學的力量。

相對于外來的專業作家，基層作者的一個最大優勢，就在于對腳下的這塊地方十分熟悉。可是，往往越熟悉，反而越寫不出名堂來。這就需要基層作者深入開掘。我們這里拿一些名家（其實他們大多也是從基層成長起來的）的例子，對此加以說明，應當可以對基層作者的創作提供一些啟發。

一、對自以為熟悉的生活重新熟悉

基層作者往往長年生活、工作在某一塊地界，應當說對當地有關情況爛熟于心。但真動起筆來，卻又覺得好像很多地方并不了解，甚至原來熟悉的人與事都覺得陌生起來。

這就需要基層作者重新打量，對這些以為熟悉的人與事重新加以熟悉。這方面，柳青、周立波和浩然等確實值得敬重。他們原都出生于鄉間，對農村是比較熟悉的；后來都進城了，原來熟悉的變得模糊起來；為了重新熟悉，他們都毅然回到鄉村生活、觀察、思考、記錄，所以他們才寫出了真正的農村和農民。

而要獲得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往往還要拿別處的生活來做參照。這就需要基層作者開拓視野。周立波曾在《深入生活 繁榮創作》中提出過他的“點面結合”方式：“你在一個地方工作和生活較長的時期以后，要到同類地區去走走。這樣會使你的見聞更豐富，會添加你的材料庫里原來沒有的東西，并對已經見過的人物和事件加深認識。認識一個人物或一樁事件是很不容易的，在這里，往往反復觀察和研究，而且最好是有所比較。‘有比較才能鑒別’。有了比較，才能識別含有普遍意義的典型，才能使你去偽存真，去掉那些表面的假象，認清事物的本來面目。如果作者在一個地方呆著不動，有如‘坐井觀天’，沒有比較，沒有更為廣闊的視野，在認識人物和事件的廣度上，有很大的局限性。相反，如果你沒有建立一個極為熟悉的生活基點，就憑‘走馬觀花’到處走動，就會在認識人物和事件的深度上，有很大局限性。兩者對創作都十分不利。”周立波的這番議論，是非常實用的經驗之談。

二、描繪這塊土地上的社會變遷

誕生于1958年的《山鄉巨變》，在60多年后又催生出“新時代新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也讓作者周立波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心。這部小說展現的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湖南省清溪鄉各色人等的糾葛。不像同題材的《三里灣》被湮沒、《創業史》受人詬病，周立波雖然整體上的追求與趙樹理、柳青等是一致的，但他的寫法更接地氣，更讓人信服。他不像其他作家那樣強化尖銳的階級沖突，而是在鄉村日常生活中，在血緣、倫理、人情關系上，展現農民的不同選擇及其引發的矛盾。對所謂的“落后群眾”如“亭面糊”盛佑亭的藝術處理，也很是恰到好處，讓讀者覺得可氣又可喜。

早先，柔石的《二月》（電影改名為《早春二月》）也是在平緩的敘述中，呈現深層的劇烈變動。20年代中期，浙東芙蓉鎮（也是“芙蓉鎮”！）迎來一位知識青年蕭澗秋，正深陷迷惘的他是來投奔老友陶慕侃的。陶校長欣然聘請他在自己的中學里教書。期間蕭澗秋與其妹陶嵐相戀，卻又對本鎮寡婦文嫂的艱難處境充滿同情，并時不常從經濟上資助她。文嫂小兒病死后，蕭澗秋決定娶她為妻，而放棄他與陶嵐的戀情。這件事招來了校內外以及小鎮上的非議和攻擊，集中反映了舊勢力對新思潮的敵視和剿殺。文嫂為此羞辱自殺，蕭澗秋也倍受打擊。最后，他茫然出走。電影則改為他滿懷信心，毅然離開這個爛泥潭似的芙蓉鎮，投身到時代的洪流中去。如今回看電影的改編，1926年的“小資”蕭澗秋，到哪兒可以找到“時代洪流”呢？

所以，作家及編劇，不能脫離歷史環境，主觀拔高人物。反映社會變遷是有價值的，但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浮于表面。時過境遷之后，往往會失卻或減弱其價值。現當代多少作品為此付出了代價！

三、展現一方水土的歷史文化風情

北京胡同，津門市井、上海里弄，及許多歷史悠久的城鎮鄉野，都是深有文化底蘊的。在當代創作中，劉心武、馮驥才、王安憶等，用自己的生花妙筆描繪了京津滬各具歷史底色的新畫卷，在當代文壇上可謂各領風騷。

早期的劉心武，執著于在作品中探討一個個社會問題，引發廣泛的社會關注。當這些社會問題逐漸消解或不被關注之后，劉心武有意識地調整創作方向，在《鐘鼓樓》、《如意》等作品中，轉向描摹北京的市民生活圖景。他不是浮光掠影地呈現，而是把現實與歷史糅合起來，使其作品具有了歷史文化的深度。他的這一轉型和探索很有文學史意義。

在劉心武構建“京味都市小說”之前，馮驥才已經在創作“津味小說”了。但他不是選擇當代普通市民為對象，而是清末民初天津市井的“奇人”、“閑雜人”。活躍在《神鞭》、《三寸金蓮》、《炮打雙燈》中的這些人物，顯然與傳統文化密切相連，而且更帶有獨特的地方風情。盡管馮驥才試圖在荒唐的故事中加入“探究劣根性”的批判意識，但卻常常迷失在對一些陋習的沉溺之中。這未免有點得不償失，也給那些獵取民俗之奇的方式提供了鏡鑒。

相比而言，王安憶的選擇更顯得睿智。經過多種嘗試后，王安憶從80年代后期起，將自己的筆墨主要聚焦于上海的里弄。在《流逝》、《悲慟之地》后，推出了扛鼎之作《長恨歌》。在她筆下，里弄里的洋房、閣樓、窗扇、屋瓦等全都“活”起來了。就在這極具上海風情的地段，主人公王琦瑤走過了40多個春秋，經歷了上海解放、文革運動和改革開放等重要歷史時期。她人生的每個變故與情感波瀾，都與整個時代的變遷密切相關。由此，王安憶把人物命運與社會變遷、與文化風俗等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展現了大都市老上海的獨特魅力。

特有的文化底蘊，不僅讓我們看到了社會變遷底下的潛流，同時也使作品煥發出特別的風采。

四、挖掘人性內核及其沖突

文學主要是寫人的，寫人的性格，寫人的命運。但絕不是為寫這些而寫這些，而是通過人物性格和命運的描繪，揭示人性的狀態及提升的可能性。

魯迅先生的大多數現實題材的小說（《故事新編》另說），都以魯鎮及其周邊的村莊為背景。他在這塊表面平靜卻暗流涌動的土地上，展示了舊中國全方位的衰落，描繪了生活于其中的各色人等的命運浮沉。通過祥林嫂、閏土、孔乙己、阿Q、趙老太爺、“假洋鬼子”等人物，深刻揭示了他們身上不同程度顯露出的國民劣根性，尤其對他們普遍存在的蒙昧又怯弱、自大又自欺的剖析入木三分，讀后令人震驚，激發了先進人士對“改造國民性”的積極行動。

在地球的另一邊，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1897—1962）稍后也在書寫著美國的南方故事。這位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大部分作品，如《薩多利斯》、《喧囂與騷的》、《村莊》、《小鎮》、《大宅》等，其人物的活動舞臺大多設置在一個叫約克納帕塔法（Yoknapatawpha）的南方小郡上。這個地方與魯迅先生的未莊一樣，在地圖上也是找不到的，卻又都是以他們各自的故鄉為原型的。在這個相對閉塞、平淡無奇的環境中，一切都在悄然改變。薩多利斯貴族世家的分崩離析，雖不如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描繪有力度，但也有美國特點；而他對新興的資產者新貴斯諾普斯家族的投機鉆營、貪得無厭的刻畫，在許多方面顯然超越了他的前輩。福克納對福萊姆、華利夫、明克等的狡黠、奸詐、貪婪的揭露，讓今天的我們還彷佛能看見，他們依舊在太平洋東岸游蕩。

無論多么杰出的作家，他們自身的生命是有限的。他們之所以能夠不朽，就在于他們以自己的杰作，深掘了人性的內核。無論多少年過去，他們對人性的剖析，始終給活著的人們以警示，或者，以激勵。

隨著整個世界成為“地球村”，彼此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人們的交往也日漸頻繁和密切，高新科技更縮短了人們之間的空間距離，長期固守一個地方或許將逐漸成為歷史。

正因此，若現今的基層作者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深掘一口井，用不同的甘泉釀出美妙的陳釀來，那一定能留住許多消逝的珍奇，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獲。

作家檔案

朱輝軍，1961年7月生，湖南籍。共和國第一代文學碩士，資深編審，著名文藝評論家。

2000年2月至2014年2月，先后任中國藝術報社、中國文聯出版社副總編輯。歷任公社經營管理干事，縣委黨校辦公室負責人，《文藝學習》編輯部副主任，中國文聯研究室期刊處、宣傳處處長。曾兼任《中國文藝家》雜志社社長、總編等。

著有《藝術創造主體論》（1988）等10余部；發表各類文章逾千篇。獲得各種獎項百余次。其中《沿著馬列的足跡——文藝的科學闡釋與中國貢獻》（2018、2019）系“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先后在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中國作家世紀論壇主講“馬列文論”；擔任“魯迅文學獎”、“金鷹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等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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