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雪光，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本文來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

前段時間忙里偷閑地聽讀了《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王鼎鈞先生成長于20世紀上半葉的動亂期間，歷經抗日戰爭和隨后的國共戰爭，后來到臺灣，從事報刊、寫作生涯，在文化界頗有建樹，七十年代后在美國生活。他的回憶錄四部曲追溯了四個時期（家鄉、流亡學生、國共戰爭、臺灣經歷）的人生經歷。他寫道，他的著眼點不是個人經歷，而是從個人角度看大的時代變遷，誠哉斯言。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以一個個或人物或事件泛及其他的小故事連綴而成，文采編織進白話般語言，樸實生動，情節性強，很適合聽讀。

聽讀王鼎鈞回憶錄，我總是情不自禁地聯想起自己小時候的經歷。想來這里的緣故，其一因為文中描寫的家鄉氣味很是熟悉；其二是同為男性，成長中的情感發育有所映照；其三是類似的流浪感。王鼎鈞先生小時隨父母逃難，躲避戰火，十七歲成為流浪學生，無意間棄筆從軍，在戰爭硝煙和時局動蕩中輾轉起伏。作者寫道，在不同的年代想念不同的地方……家鄉、阜陽、上海、沈陽、臺北…… “但我走的是單行道，再也沒有回到這些地方。”

這段話觸動了我的心。余生也晚，生長在和平時代，但回想起來，隨父母調動，小學到初一、初二、高中分別在三個地方，高中畢業后父母再次搬遷，大學期間換專業，然后出國…… 小時候經歷的這些地方，大多也再也沒有回去，沒有一個憑欄追憶的機會。去年和母親、弟弟一起回到了“初二”上學的農村學校所在地，當年同窗好友熱情接待，環顧四周，學校和村莊已經是人事皆非了。回想起來，生活經歷似乎一直在流動中，沒有一個固定的家鄉感覺。如王鼎鈞先生所寫：因為不斷的流動，沒有老朋友，只有新朋友。

讀別人經歷的作品，也是給自己一個機會，學習、反省和總結人生經驗。聽讀這本回憶錄，作者筆下不時出現熟悉的家鄉氛圍，讓我回想起一些小時候的往事，隨手記下來，以為紀念。嗯，記而念之，“紀念“一詞在這里很是貼切。

王鼎鈞是山東人，與我同鄉。閱讀王鼎鈞回憶錄，樸實熱情、重家族重情義的山東文化氣氛撲面而來，從流亡、中學到臺灣，特別是在早年命途多舛的經歷中，這種情懷在回憶錄中貫穿始終。我在山東長大，但一直隨父母在醫院大院生活。中小學在醫院附近的地方學校上學，與當地同學多有交往，但生活空間頗有差別，除了課堂活動，其他接觸有限，似乎生活在不同世界中。小學一年級曾在姥姥家農村待過一年，高中畢業后下鄉兩年多，算是接了地氣。

上大學后走出山東，了解到不同地域的文化差異后，我才對山東文化、對父母的家教方式和日常生活習俗有了自覺的認識。

還有教育重要性的觀念。孔子家鄉的山東人重視教育。在王鼎鈞筆下，小時候成長過程中教育始終是中心。民國后，官立小學取代了私塾。在戰亂時期，官立小學不見了，私塾又遍地出現了。即使在那兵荒馬亂的年頭，人們不時上路逃難，流離失所，但稍有停頓，則不惜千辛萬苦，也要把孩子送進學校讀書。山東出身的將軍李仙洲，駐軍安徽，開辦中學，收容山東來到流亡青年。他說，“我是校長，不是總司令”，可見教育在他心中的分量。

我想起小時候聽姥爺說的，在過去，農民雖然不識字，但視教育如神明，村里街上如果有一塊寫了字的紙頭，鄉親們都要繞著走，不敢踩在紙上。

在這四部曲中，我更喜歡作者關于家鄉和 “流浪學生”的前兩部曲，也許因為那段生活經歷更能讓我聯想起自己小時候的經歷吧。作者17歲時遠離家鄉，做了“流亡學生”。他記錄的學校生活和成長經歷，很是生動。想來那時的他已經大致身心成熟了。

作者描寫小時候家鄉中的鄉紳“大老師”、“二老師”等形象，將注音符號、話劇、木刻、還有荷馬、安徒生等世界文學作品引入農村書堂，因此一個偏僻鄉間角落與世界相連接，今天想來仍然讓人怦然心動。

我也暗自做了對比。作者在轉入小學時，需要經過國學考試，解讀詩詞。而我在文革前夕從幼兒園升入小學時的考試是：從85數到100，辨別前后左右。在戰亂時期，作者還在跟著瘋爺學習古詩詞，而我在小學期間的語文學習留下的記憶，就是文革語言，“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每篇作文開始總是那么幾句套話。

在兵荒馬亂的年代，沒有書讀，作者居然只找到林語堂《生活的藝術》下冊，其中談論吃喝休閑的生活情調，沒有看到上冊談人生情懷的內容，因此對林語堂產生抵觸情緒。讓我想起文革期間無書可讀，找到一本書如饑似渴閱讀的情景，《歐陽海之歌》《紅巖》《艷陽天》《虹南作戰史》，后來領袖開禁的《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等》……

文中記錄了作者少年時代混沌迷離、情竇初開的感受。“那時男女同學一律穿麻袋似的軍服，女同學多半貼著衣領縫一塊白布，外面露出兩厘米寬的一條白邊，她們愛美的天性，整潔的習慣，也只能在這些小地方流露出來，那大眼睛的女同學別出心裁，她在衣領邊緣鑲了一條陰丹士林藍，特別清麗。” 我回想到小時候在醫院里見到的那些女護士，也有類似的鏡頭。

作者從小喜歡文字，在閱讀和語文作業中不斷地模仿流行的詞藻，后來才慢慢找到自己的風格，在學校期間就不斷地向各種報紙副刊投稿。有一幕讀來令人動容。逃離至臺灣基隆港，剛下船就討紙張，坐在水泥地上寫稿子，到郵局發信投稿，“把稿子寄給《中央日報》副刊，發信地址是基隆碼頭，沒錢買郵票，注明‘萬不得已，拜托欠資寄送’。我把信投進去，像個小偷一樣逃出來。”

讀到這些文字，眼前猶如在放一部電影般，看到他討紙、坐地、寫稿、投遞、倉皇離去…這些活生生的畫面。

說起報紙投稿，我聯想起自己少年時期做過的一件荒唐事。小時候經歷文革時代，閱讀書籍匱乏，家里訂過報紙，我經常翻閱，也到母親的單位去翻看其他報紙，有時讀到報紙上刊登讀者來信談他們工作心得體會的短文。不知為什么，我聯想到我的醫生母親，平時聽她和父親也經常說起工作中關心病人的事情。于是，我以母親的名義向報紙投稿，寫了一篇關于她工作經歷的稿件，寫上了我媽媽單位地址。現在回想一下，稿件內容，怎樣找到投稿地址、如何發信等，都毫無印象了。發出后我也忘了這件事，直到有一天，我媽媽拿了一封開啟了的信件回家，問我是不是我發出的這封信？原來，報紙編輯部收到了這篇投稿后進行處理，將一封婉言拒稿信連將稿件，一并寄回了信封上的地址。那時的我一定是一臉窘色，無地自容。好像母親也沒有責備或嘲笑或鼓勵我，淡然了之就過去了。現在回想，印有那個報紙編輯部赫赫大名的信封送到母親單位的“醫生辦公室”，轉遞到我母親手中，然后在眾人目光下打開那封信，母親也一定很是驚訝、窘迫吧。回想起來，那應該是我在12歲以前做的事情。再一想，我那時居然就已經（間接地）收到拒稿信了，一笑……

貫穿回憶錄的一個主題是時代與個人生活機遇的關系。時代的一粒塵埃落到個人頭上，即是一座大山。抗日戰爭時期，山東受到戰爭動蕩的影響大，導致了大面積的流亡。作者寫道：十六年里國家經歷了三代流亡，而十二年里王家兩代流亡，聽到這些話心中震動。

在當代社會，個人的生活機遇與國家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作者寫道，在國民黨統治后期，金融管制政策變動不居，一度禁用銀元，使用者判處死刑。然而，一夜之后就是銀元合法通行。臺灣一度政策是通共格殺勿論；但一夜之間，海峽間開放。作者呼喊道：最后的受懲罰者值得歷史記載。的確，他們是歷史轉折點前一段的最后一人，如同新時代的開拓者。是啊，在作者經歷的戰爭動蕩年代如此，在我們經歷的和平年代這類情形也不時可見，如文革中的張志新、武漢醫生李文亮。

與這個時代不確定性相關的是那些稍瞬即逝的機會，不僅是生活機遇，而且是知遇感恩的機會。大老師對小時候作者的文字訓練耳提面命，讀來如沐春風。作者寫到他與凌仲高老師間的來往，百元錢前后的交情故事，令人感慨。另外一個經歷中，任教老師對他關照，但當老師遭遇打擊時，少年的他只是哭，不知如何報答老師，導致誤會，留下終生遺憾。

這讓我想起自己在初中、高中時期碰到的兩位語文老師：方老師、仇老師，還有大學里教英文的謝老師。初二在農村學校里與方老師朝夕相處，對我影響很大。去年重訪舊地，才知道方老師已經因病去世，不能重敘舊情，當面致謝，回來一路上心里空落落地。的確，生活中值得感恩的經歷很多，稍不留意，感恩報答的機會就失去了……

聽讀王鼎鈞回憶錄，佩服作者的超凡記憶力。從小到大的生活細節，如詩歌內容、人物姓名等等，仍然記憶如新。如他所說，因為有寫小說的愿望，所以一直觀察細節、保留資料。當年臺灣當局反復政審，反復書寫個人經歷材料，也提供了這個強化記憶的機會。沒想到政治控制機制成為寫作助手，令人感慨。

作者引湯因比之說，歷史學面對資料太復雜，可以借用科學手段，科學手段仍不足以得當駕馭，則可以借助藝術手段。可見，寫作等藝術手段或許是處理歷史資料的一個重要方式。讀來我也有同感，這些年來不時會想到，有些觀察和經歷用虛構形式記錄下來或許更有意義。

聽讀下來讓我再次感嘆寫作者的意義。寫作者是歷史的記錄者，留下 last words。他記錄下蕓蕓眾生的千姿百態、大千世界中的種種形象：淳樸、善良、丑惡、狡詐，給讀者一個機會來反省自己的經歷，獲得新的perspective。

又聯想到互聯網時代和教育普及，給了許多人的作為寫作者的機會。記得2008年前后，我注意到blog（博客）出現，然后是微博，微信等各種社會媒介平臺涌現，每個人都可以寫下自己的文字、記載自己的經歷、感受和各種生活痕跡，毫無障礙地面對大眾。讓人震驚且興奮。現在回想起來，這應該是一個歷史轉折點，猶如新教革命，給個人一個超越正式渠道而直接表達、交流的機會。話語權多元化來自技術的進步，更是時代的進步。

我在齊邦媛先生回憶錄的閱讀感想中寫道，一個好的回憶錄，需要有經歷、眼光和文筆，三者缺一不可。王鼎鈞先生也是三者兼備。

閱讀了齊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后再聽讀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難免將兩位先生的回憶錄對比一下。兩位年齡相仿，經過了類似的大時代背景和人生經歷：民族危難、顛沛流離、遠去異鄉，可謂“同是天涯淪落人”。但個人經歷又各有特色：齊先生在流亡中大多時間在不同的學校氛圍中度過，直到大學畢業，后來也多是在學校氛圍中工作。王先生初中畢業后經歷了起伏顛簸的軍旅生活，后來又沉浸于報刊與文化界，因此與政界有不少交際。

人生總是有一些最為沉著穩定的底色，反映在他的人生足跡和反思上。從兩位先生的回憶錄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心聲和情感涌動。他們風格各異，我都喜歡，但感受很不同。我喜歡齊先生的文字，細膩、真切、情感沁心。讀齊先生回憶錄，為她純真的感受和堅韌的信念所感染，她的文字打動我的心，觸動我的感官。我更能理解和體會王鼎鈞先生的文字。他那短促的句子、率直的口氣、粗獷不失文采，山東漢子的形象躍然紙上。齊先生留下詩與遠方，而王先生將世界百態赤裸呈現，美好、善良、丑惡、卑鄙、辜負、遺憾…….

如王鼎鈞先生所說，個人經歷是大時代的一個縮影。讀過，想過，寫過，就是充實精彩的一生。“當有權有位的人對文學充滿了希望、對作家充滿了期待的時候，我這本書沒法寫，直到他們對文學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認為你成事固然不足，敗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讓你自生自滅了，這時候文學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個真正的作家。…… 我寫《關山奪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輩子的自由。” “最后我說個比喻，明珠是在蚌的身體里頭結成的，但是明珠并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憶錄是我對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對國家社會的回饋，我來了，我看見了，我也說出來了！”

他們是幸存者偏差的佼佼者，為我們留下了色彩斑斕的人生體驗。也正是這種幸存者偏差，為我們帶來人生的積極態度，給我們人性的溫暖和前行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