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訪之前，謝老師說：“我們先吃飯。”

中山大學南校區的學生食堂，午餐時分，人頭攢動，青年學生特有的朝氣蓬勃，給普通的空間和飯菜注入生氣。窗外，一切樹木都在萌新，校園主干道兩側的榕樹和香樟樹上，遍布嶺南特有的藤蔓，這使得所有枝丫都毛茸茸地膨脹出來。蒼翠被成倍放大了。此刻，萬物都在努力生發，無須語言，只要置身其中，就能被這種生命力感染。

飯后，謝老師帶我穿過這片綠意，經過懷士堂、馬丁堂和中山先生像，我們在陳寅恪故居前停了下來。陳寅恪先生住過的兩層紅磚小樓前，有一尊銅像，采用的是陳寅恪著長衫、扶著手杖坐在藤椅上的形象。陳寅恪抬頭看著遠方，仿佛在靜觀周邊一切，也像在屏息凝神，沉默思索。

中山大學內陳寅恪故居 沈軼倫 攝

陳寅恪說過：“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大師搭在藤椅的左手凸出的關節，和他右手所握拐杖的握把，都已經被人摸得發亮。謝老師說，很多人到中大都會來這里瞻仰這位被視為學術精神、自由人格的典范。

也許不是每個人都能讀下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著作，但大師的形象和影響力早已超越其在學術界的地位。“許多人在專業知識上頭頭是道，他們具有事實判斷力，卻缺乏一個讀書人應有的價值判斷力。傳統的教育重一個人的立身之本，最終是要把這個人建立起來。”謝有順說，“有了一個立得住的人之后，他一定會影響到周邊的人和環境，這也是實現文化價值的一種方式。”

青草真長啊，漫過我們的腳背。小蟲子、蝴蝶活躍在草尖上，小貓從草坪的一頭快速竄到另一頭，騎單車經過的年輕情侶，停下來對著小貓拍照。有幾個畢業生穿了學士長袍在拍照，走出很遠，還能聽見他們拋起帽子時飛揚的笑聲。自然的四季變化，時光的流轉，的確以一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方式影響著周邊的一切，彰顯著恒常的力量。

在歷史悠久的校園內，大學散發獨特磁力。這是個既有些與世隔絕的象牙塔，又營造著自己日常規則和節奏的場域。2006年起，謝有順到中山大學擔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2009年，謝有順入選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2010年，他被世界經濟組織達沃斯論壇評選為“全球青年領袖”，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2022年，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今年2月22日，廣東省作家協會第十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閉幕，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省作協主席團成員，謝有順當選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

我們預備談文學的深意，預備談批評的力量，預備談嶺南的文化，也預備談他一路走來的人生歷程，談他如何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作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中最年輕的一位活躍者，談他這段被稱為“少年成名，出道很早，從無被退稿，一帆風順的文學尖子生”的歷程。

“但其實我比我的同齡人都要曲折。”謝有順說，“但等一等，等一下正式采訪時我再和你細說。現在，我要先回家盯一盯吃午飯的孩子們……”謝有順回到了此刻。

他告辭并轉身走向大學的家屬區。他先回到了日常。

謝有順，1972年生于福建長汀。畢業于福建師范大學、復旦大學中文系，一級作家，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兼任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著有《文學的深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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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都說五十而知天命，謝老師覺得“知”了嗎？

謝有順：談不上“知”。何況這種“知”何其難……但到了我這樣一個年齡，肯定會回望自己，并且重新梳理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他者、自己和世界的關系。

自我的認識是一個過程。年輕的時候，會想當然地認為：自己是這樣一種人。有了一些閱歷、經驗、閱讀和思考之后，對自我的認識、定位會發生變化，包括如何評估自我實現的方式，這是一個把已知的觀念打破后重塑的過程，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反省也會帶來一種快樂，因為你洞悉了另一種真相。

有時我們評述別的東西比較容易，但反觀自身時卻有一種陌生感，甚至疏離感。而真正的文學，就是從靈魂深處升騰起來的對自我的重新確認，也是不斷通過重建陌生感來保護自己對世界的熱愛。

解放周末：別人說您是“少年成名，出道很早，從無被退稿，一帆風順的文學尖子生”：1992年還在讀大二時就在《當代作家評論》等刊物發表文學評論，大三時就在《文學評論》發表萬字長文，是當時《文學評論》復刊后最年輕的作者，自此以后一直是各類頂刊的作者，30多年來一直活躍在中國當代文學現場。您覺得自己算是一帆風順嗎？

謝有順：當然不是，我的成長經歷非常曲折。你想，我作為一個70后，還有因為家境貧寒而小學輟學的經歷，這在同齡人中幾乎沒有。

我老家在福建龍巖長汀縣，那兒地處閩西，交通不便，我家所在的美溪村到1999年才通電，2005年才通公路。我的母親不識字，父親是個裁縫，除了干農活，也割松脂、造紙、做建筑工等，養活我們兄弟姐妹幾個。我家所在的村莊離集鎮很遠，連做小本生意的可能性也沒有。

現在我的學生問我具體出生時辰，他們算星座星盤需要這個。但我卻不知道我出生的精準時間，父母只告訴我是村里“看見炊煙”時生的我。而在夏天，村里人煮飯有早有遲，難以判斷。當時全村幾乎找不到一個鐘表。

解放周末：您現在帶自己的孩子回老家，會和他們說起爸爸小時候的生活景象嗎？

謝有順：我會說，但他們未必會有興趣，現在鄉村路面全部硬化，家家戶戶都住上小洋樓了，一切都變了。

上世紀80年代初剛剛分田到戶的時候，我家七口人只分了3畝地。每年種水稻，大概只有一畝多地的產量還湊合。其他是山溝里的田，邊上都是雜樹，陽光很少，作物長勢很差。我小時候什么活都干，雙搶的時候，插秧、割稻子、曬稻谷、拔草，給秧苗施肥，還要放牛。

冬天牛在山上轉了一整天也沒吃飽，它就會去啃別人的油菜和地瓜，要看著它，不能讓它踩壞別人的地。有時給它吃干稻草，它會搖頭表示不吃，但沒別的法子，不吃就得餓肚子。那時，我們人也還餓著呢。

解放周末：回望這段經歷，您是否覺得，自己比同齡人更吃苦耐勞些、承受力更強些？

謝有順：我們70后，其實不管在城里還是鄉下，都還有物質匱乏的童年經歷。但是像我這樣輟學一年多后再回去讀書的人，還是比較少的。我在村里剛上五年級，家里因為貧窮，父母去隔壁縣謀生，我也就輟學跟他們去了。父親當時認為，學木匠和學中醫是能傳家的兩門手藝，他就和自己認識的一個開小診所的老中醫簽了協議，讓我跟他學醫。協議是學師三年，那年我11歲，我父親怎么會認為我14歲出師后開個診所就會有人來找我看病？想想也荒唐。

但不管怎么說，我過上了學徒的生活。早上起來給師父燒水、泡茶，在診所打掃衛生，偶然也幫他抓藥打下手。半年多過去了，師父什么也沒教我。有一天，我主動要求師父教我點什么，他就給了我一本《湯頭歌訣》（清代汪昂所著的中醫方劑歌訣集，收錄320首方劑，分為20類，以七言詩體編成），囑咐我先抄下來，然后背下來，他才開始教我。我花好些天把書抄下來，可能又過了一二十天吧，就把整本書背下來了，師父不相信我能背下一整本書，就隨便抽其中一味藥來考我，我對答如流。當天夜里，師父就去找我父親，說，你得讓這個孩子繼續念書。他甚至把我的學徒費還給我爸，說，你不能浪費人才。

第二年春節，我回老家給長輩拜年，遇到我原先的小學老師謝冠茂老師、范豐盛老師，他們知道我讀書自小就是全校第一名，故一直在找我，想讓我回去讀書。我家里貧窮，就免了我的學雜費。于是，我孤身一人回到村里，寄宿在我堂大伯家，補讀了小學五年級的下半學期。要是沒有中醫師父對我的愛惜，沒有小學老師對我的挽留，沒有我伯父伯母照顧我，我的人生就是另一個樣子了。我終生感念他們。

我對所經歷的艱難從不抱怨。任何人生經歷都是命運對你的饋贈，可以磨礪你的意志、增加你的見識。上大學后，我在圖書館里能如饑似渴地讀書，可能也得益于這段經歷。說實話，在我那樣困頓的家庭，我的文盲母親生了三個兒子，后來都成了大學教授，確實不易，靠的就是讀書。

榕樹下，中山大學中文堂 沈軼倫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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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您現在和自己孩子相處時，會有意識地給他們更多關愛嗎？把你小時候沒得到的那份物質支持和精神滋養，都給他們？

謝有順：我對自己的孩子是放養的。每個新生命，都和當下的時代和社會相聯系，環境會塑造他們，他們屬于他們的時代，不屬于我。

我小時候，腳踩大地所體驗到的汗水的滋味、觀察到的農村人際交往中的微妙，以及了解大自然的變化帶來的人生領悟，打開了我另外一方面的感受力，可能對寫作也是一種極好的滋養。學文的人，應該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個整體。我們的人生不過是這個龐大整體里的一段，以此觀復，此刻遇到的困境，也不過是這個階段里一個小點。

解放周末：也是您天資聰穎難自棄！

謝有順：其實農村有大把天資聰穎的人，但大多數人受制于環境，沒能冒出來。現在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平臺的發達，偏遠地區的人也有可能被關注，偏遠地區的孩子也能獲得許多免費的教育資源和名師課程，有了更多的成才機會。但真正能突破環境的人還是少數。

解放周末：您如何再看“讀書改變命運”這句話？

謝有順：現在AI迭代能力驚人，有問必答，很多人覺得讀書不再像過去那么重要，很多好大學的畢業生也未必能找到理想工作，求學的重要性是不是要打問號了？其實讀書不完全是為了獲取知識，讀書更重要的是一種思維訓練，一種判斷力訓練，它對于一個人能否被完整塑造和建立起來至關重要。

無論世界如何變化、科技帶來多少便捷，總還有一些萬變不離其宗的東西存在——人作為一個生命體，他的人生必然有高潮也有低谷，有夢想也有絕望，當一個人孤獨且無所適從的時候，我們用什么精神力量來援助他、激勵他，這就需要謀生之道和技術主義以外的人文力量。面對人生各方面的不確定性時，需要有不斷成長和豐盈的心靈。閱讀是與書本背后的靈魂對話，讓你學會和一種長久、雄渾的價值結盟，這個過程使你的心智變得飽滿、豐盈、有力。如果你能享受這個思維訓練過程，你就有機會突破你所在的環境，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

當科技的進步改變我們與知識的關系的時候，持續的閱讀能改變我們和世界的鏈接方式，閱讀讓你成為一個不放棄思考的人，一個有歷史感和價值感的人。在閱讀中，你不僅活在當下，你還有過去和未來。

解放周末：像希臘德爾斐神廟門前的那句石刻銘文，“認識你自己”。

謝有順：認識自己是最難的。關鍵的一點，是要看到我們經常批判的東西，我們自己身上也有。人的失敗，許多時候不過是做了欲望的奴仆罷了。誠如一個哲人所說，當你看到人類的生命是可悲憫、可同情的，你對人的過錯，口里即便責備，心里責備的意思也很少。因為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容易有。人是要有一點悔悟、自新精神的。

解放周末：如果回頭看，會想在人生哪個節點上再改變一下？

謝有順：我經常和我的學生講，如果人生能重新開始，我希望自己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做好三件事情，一是早起，二是運動，三是勤做讀書筆記。搞文學的人，多數沒有養成早起的習慣，這也是我人生的短板；我小時候干農活干怕了，所以就想偷懶，不想出汗，不想運動，加上農村學校缺體育器材，也就不擅長某一項運動，是一個缺憾；年輕的時候，仰仗自己記憶力好，讀書不太做筆記，失去了很多知識積累的良機，同時也不夠勤奮……

解放周末：您已經很發奮了……

謝有順：應該在一個人記憶力、理解力、領悟力最好的時候讀更多的書、積累更多精神資產，才能在后續人生中不斷發力。我讀書的強度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我現在經常告訴那些聰明的年輕人，不要迷信自己的記憶力，要注意一點一滴的積累。我最好的讀書時光過掉了，今天我是多么希望當年能碰到一個老師能不斷督促我：早起！運動！做筆記！那樣我一定會成長為一個更好的自己。我現在也苦口婆心，想讓我的學生避免我走過的彎路，但我也明白——年輕人或許不會聽我的。

中山大學中文系門前的魯迅先生雕塑。1927年魯迅先生曾在此任教。 沈軼倫 攝

3

解放周末：我留意到您在中文系的辦公室墻上掛著一幅字，上面是兩位當代名家在同一張紙上給您的題贈。右側是王蒙為您題寫的“心如明月筆如癡”，左邊是賈平凹的“到底毛穎足吞虜也”。是否可以理解為前者指的是文字溫潤的詩性，后者指的是筆力的雄渾有力？

謝有順：兩位前輩的墨寶寫在一起是一個機緣。四尺整紙，王蒙老師寫了一半，不久之后見到賈平凹老師，我請他題寫了另半張紙。

寫什么話，表示一種期許。但一個好的寫作者應該要有兩套筆墨，既要有思考、論辯的硬度，也要有感性、柔韌的表達。文學批評是要通過有效地分享人類內在的精神生活來重申自己的存在，在解讀作家的同時，說出批評家個體的真理。

解放周末：您多年筆耕不輟，肯定是心中的熱愛支持您一直深耕文學批評領域。我很喜歡您曾說的，要“以一種生命的學問，來理解一種生命的存在”。

謝有順：從事文學研究，最重要的還是因為喜歡，沒有喜歡，沒有個體生命的投入，文字就定然不會有體溫、有文采，學問就更談不上能貫通天地和人心了。

今天的學問越來越成為一種工具，今天的文學也更像是紙上的游戲，身世和時代正在消隱，所剩的，不過是些材料、名詞、公共經驗，以及下面那顆斤斤計較的心。我一直向往梁漱溟所說的“學問貴能得要”。“學問家以能得為要，故覺輕松、爽適、簡單。”得要就是心得、自得。做學問的最高境界，還是要進得去也出得來，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的生命有關，而不僅僅為知識所累。

寫作的后面站著一個人。這是一切寫作的出發點，也是歸結點。但一度，我們過度強調精神的個性和形式的創新之后，其代價是失去了和更廣泛讀者交流的通道，可能也會把文學逼到一個相對孤獨的境地。

我記得賈平凹曾用在家門口種花為例比喻文學，在自家門口種花固然是為了悅己，但應讓每個路過的人也能欣賞，大家看到了花，聞到了花香都會心有所動。好的文學，在感動自己的同時，也要能感動別人。假如不能對話時代，僅僅只剩你一己的嘆息乃至悲傷，究竟有多大價值？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要讓寫作更好地獲得和他者的共鳴，作家還是要盡量觸摸到他者、觸碰到時代的敏感點。

解放周末：這份自省與覺悟，是否也是您一直強調的“鄭重”與“盡力”？

謝有順：包括我在內，文科老師可能都有一種使命感，站在講臺上，看到那么多專注聽課的眼神，自然會倍感肩負神圣的責任。我經常提醒自己，不要藐視小聲音，小聲音聚在一起也會成為大聲音。不為外界的風潮、議論所動，在自己據守的領域默默發聲，并保持一種值得信任的價值觀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我看來，是一種理想主義。我從未放棄通過文學和寫作來影響社會、影響周邊的人，盡管有時也自嘲，這種影響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但我也相信現狀是可以改變的，一切并非定局，人力雖然渺小，但能改變一點是一點，進一寸有進一寸的歡喜，這就夠了。

中山大學懷士堂，建筑上鐫刻著孫中山先生1923年的演講寄語：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沈軼倫 攝

解放周末：“假如我能使一顆心免于破碎/我便沒有白活一場。”（美國詩人埃米莉·狄更生）

謝有順：即便多數人都不聽你說什么了，也可能還有那么幾個人，或者一個人，因為你強調的某個觀點受到了影響，有了觸動，就影響了一生。這樣一想，你就會覺得自己做的事是有意義的。永遠不要奢望振臂一呼，改變一切，那不現實。但如果每個人都能有一種積極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工作，在改變自己的同時，也試著去改變身邊一個或兩個人，我相信這個世界就會變得越來越好。

解放周末：您如何看待如今一些高校為應對人工智能浪潮而進行的專業調整？

謝有順：高校對于學科布局的調整，要跟上時代和技術進步的節奏，可以理解，但在當下技術主義盛行的時代，我并不贊成壓縮文科。技術讓我們短視，總以為此刻的真實就是真理，文科是要訓練我們有長遠的眼光，上下看五千年；技術是變道，文科是常道，無常道，就不知該往何處變。盡管變化是大趨勢，但一個人有沒有以不變應萬變的定力，是有根本不同的。技術帶來的變化是一個事實，但變化下面還有不變的價值根基，這就是人文學科要重申和強調的。

文學不僅是藝和術，也是道，是我們中國人最重要的價值觀來源。

為什么我們會喜歡“明月松間照”，會向往“青山郭外斜”？為什么我們會認為梅蘭竹菊有君子的品格？為什么秦檜、和珅僅就書法而言也造詣不凡，但他們的字卻無人愿意臨摹？文科是在通過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方式，教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審美，確認何為高貴的精神追求，也幫我們明辨是非好惡，進而重申我們的道德理想，助力我們尋找人生答案。沒有人文的訓練，人就可能失去基本的價值視力。

解放周末：文科是一種很難立即兌現的教育，但它的背后指向的是人格的力量。

謝有順：不僅僅是從事文科的人需要文學，抽走文科所涵括的價值領域，只剩下技術和金錢，這個世界就會變得勢利、麻木、可怖，也會使人的靈魂空洞。因為工具不能成為目的，技術不能成為信仰。總有一天，機器也會追在人類的身后說：“給我一個靈魂，給我一個靈魂。”

雅斯貝爾斯在《生存哲學》里說：“如果沒有什么向我呈現，如果我不熱愛，如果存在著的東西不因我熱愛而向我展開，如果我不在存在的東西里完成我自身，那么我就終于只落得是一個像一切物質材料那樣可以消逝的實存。”假如人生沒有“熱愛”，不完成“自身”，不與這些更長久的“存在”結盟，那人可能就只是些稍縱即逝的材料。

解放周末：如何定義“長久”？

謝有順：“日新者，久而無窮”，只有那些日日更新的事物，才能長久存在。就此而言，日常生活才是文學、文化永不破敗的肉身。錢穆說，中國文化的最特異處，就是道義即世俗，世俗即道義。能在日常生活中立起來的精神，才是真精神，才有力量，才能綿延，才能存續。

原標題：《謝有順：與更長久的存在結盟》

來源：作者：沈軼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