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中工網記者 蘇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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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汪兆騫被授予“中國報告文學創作終身成就獎”。他在職業生涯中，始終踏踏實實地“為他人作嫁衣”，孵化眾多經典作品，被一眾作家親切地稱為“汪爺”“汪編席”，自己則不著一字。汪兆騫從75歲開始寫作，每年都有2~3本新書面世，《民國清流》系列、《我們的8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文人》等作品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留下了親歷者的“證詞”。

“我周一到周五都是一個人在這里寫作，上、下午各三小時，一天寫3000到5000字，這些內容我都是早上沿著二環散步時就想好了的，寫起來非常流暢，你看我的手稿很少有刪改的地方。”今年85歲的汪兆騫先生說起話、走起路都依然閃爍著少年感。

現代文壇巨匠曾是他的師長、故知；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當代文學干將則或視他為知己，或尊他為引領人。置身現當代文壇，汪兆騫不僅是一位作家、編輯家，更是歷史見證者、忠實記錄者。

并不遙遠的“民國清流”

“這盞臺燈原是聶紺弩辦公桌上的，他退休的時候贈予了我。”汪兆騫的書房在房間的最深處，書桌上這盞寶石綠燈罩、白銅底座的臺燈擦拭如新。“一直放在這兒，每天寫作的時候，都看著它。”

因童年時住在飲冰室書齋的對門，梁啟超遺孀王桂荃老夫人經常抓一把糖給他，上中學始讀梁任公的文章，雖無緣與前輩謀面，但深深被梁任公精神濡染，于是有了《梁啟超在飲冰室》；因與李叔同遠親叔侄二人為同班同學，且小學的校門往北不遠就是李叔同的故居，曾是童年常來常往的樂園，于是有了《李叔同傳》；因為當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里就有很多從民國進入新社會的“民國清流”，左聯領導人之一樓適夷、曾受邀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并發言的嚴文井、一二·九運動領導人之一韋君宜等，他們如一條條大江大河滋養了汪兆騫的文脈，于是有了《民國清流》系列……

“我在撰寫民國人物時，感覺并不遙遠。他們都是我身邊的人，書寫起來感覺特別親切。”汪兆騫的《民國清流》系列一共寫了7本，從1917年一直寫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支撐書籍的主要人物，很多是我熟悉的，不像有些學者完全依靠材料堆砌。”在汪老看來，只有傾注情感，才能與人物交流；有了交流，才能深入認識這個人物。

“鮮活”，是讀者對汪兆騫一系列創作的一致評價，也是《民國清流》系列再版12次的重要原因。“紀實文學的特點就是人物必須立起來。如果寫得平板，讀者會生厭。一定把人物寫活，讓他成為一個活生生的人。”汪兆騫言道。

“不虛美，不隱惡”

最近，汪兆騫的新作《魯迅正傳：非凡與平凡》付梓。這部書以“雙線交織”的敘事策略重構魯迅形象。主線聚焦魯迅從紹興少年到文學巨匠的生命軌跡，副線則以被歷史遮蔽的朱安夫人為切口，展現其作為丈夫、兒子、兄長的復雜身份，展現魯迅平凡、溫情、小氣的另一面，讓魯迅從“神壇”回到“人間”。

“正常人仰望神壇上的神，只有敬畏，沒有親切感，他成了一個冷漠的符號。這實際上是對魯迅的疏遠，甚至是‘捧殺’。我希望能將魯迅從神壇上請下來，讓他在人間展現其不平凡的人生。這樣，讀者才會更喜歡閱讀魯迅。”汪兆騫說，“我所有書寫的文字都必須真實。引用的每一件事，都必須經過反復核查。我不愿虛偽地夸大魯迅的光輝，也不能隱匿他的弱點。在考證其人性時，小節可以略過，但既然要寫一個活生生的人，就應該將他真實的動人之處和令人遺憾之處都寫出來，這才是真實的魯迅。我在所有書籍中描寫人物都遵循這一原則。”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中的這句話，是汪兆騫一直以來崇尚和堅守的寫作準則。“你一定要一字不差地記下來啊。”他再三囑咐記者。

始終書寫知識分子

“我的20多本書，主題都離不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一個充滿奮斗精神、追求光明的群體。我認為他們應該被樹立起一個共同的正面的、正確的形象，有些作家的寫作對知識分子過于嚴苛了。”汪兆騫認為，從歷史角度看，大部分知識分子的精神核心是家國情懷和正義追求。

“另外，我在評價知識分子時，從不沿用例如“魯郭茅巴老曹”這種排序。”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中涌現的人物，如同高山森林中的參天大樹，不應將誰排第一、誰排第二。“他們互相依存，各自成為自己領域的大樹，共同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壯麗景觀。”

在對待當代文壇諸將上，汪兆騫同樣持有開放和包容的態度：肯定他們的文學成就，也共情他們的人生際遇。

在《我們的80年代》一書中，汪兆騫將他熟稔的作家朋友和他們創作過程的悲歡點滴一一呈現，形成了一部獨具特色的新時期文學史。

在這部書里，有吃一頓三角五分錢的肉絲面便已如富翁般滿足的馮驥才；有遞給編輯《白鹿原》初稿時，說出“我連同生命一并交給你們了”的陳忠實；有當年背著書包來編輯部投稿被誤認成中學生的王朔……

“王蒙在北京師范學院（今首都師范大學）的時候，開學時候穿了一身嶄新的灰西服，結果套上身后就再未脫過，直到去新疆才換了一身新棉襖。”

“王朔曾開了一家飯店，印了個名片，上面寫著廚師、服務員、收銀員……合著一個飯店就他一個人；‘汪爺’也是從那時由他叫開的。”

這樣的故事，在汪兆騫那里太多太多了。

歷史自會有它的邂逅

“我大學就規劃人生目標：寫一部真實、好讀、形象化的中國文學史。75歲前都在準備——當編輯時我絕不占用工作時間創作，必須‘為人作嫁衣’，也正因為我踏踏實實地編發他們的作品，才和王蒙、蔣子龍、陳忠實等作家成了知交。陳忠實寫《白鹿原》時的創作焦慮都和我聊，張賢亮在影視城擺著我編的書，說‘最信任汪兆騫’。寫他們的本質是寫友誼。”汪兆騫說。

粗略算下來，汪兆騫平均一年要寫60萬~80萬字。這里說的“寫”，是實實在在地用筆手寫，也極少用電腦查資料，所引用的史料、原文大多來自幾十年積攢下來的讀書筆記。刻意地保持與電子設備距離，是他一直堅持的。“手寫和電腦打字的寫作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電腦打字就少了字斟句酌的思考過程，很多都是輸入法替人聯想到的字詞，而不是放在此處此時最準確的內容。”

“王蒙經常勸我改用電腦打字，說這樣快、還方便，但我一直沒，而且我也覺得他手寫的作品比現在打字的作品更好。”

汪兆騫從來實話實說。比如，當年《當代》某編輯曾毅然推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他表示這是編輯的權責使然，“詩無達詁，文無定法，評價作家作品本來就非常主觀。不只是路遙，《當代》退掉張煒、王朔的優秀作品也是有的。但歷史自會有它的邂逅。”

“若未來有人書寫《汪兆騫傳》，您最想被寫的一段是什么？”

面對記者這個問題，汪兆騫笑了，卻沒回答。（題圖 工人日報-中工網記者 蘇墨 攝）

來源：中工網-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