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魯（1919-1982），原名馮亞珩，四川省仁壽縣人。曾任中國美協常務理事，中國畫研究院院委，陜西美術家協會主席，陜西書法家協會主席，陜西國畫院名譽院長，陜西省人大常委，陜西省政協委員等職。1939年投身抗日救亡奔赴延安，從事木刻版畫創作和主編《群眾畫報》，主要作品《群英會》《說理》《打倒封建》等。50年代任西北美協副主席，兼任西北畫報社社長，中國美術家協會西安分會副主席，主要作品《古長城外》《轉戰陜北》《延河飲馬》等。60年代提出“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藝術創作觀點，創作了《南泥灣途中》《東方欲曉》《赤巖映碧流》等。并撰寫了中國畫理論著述《學畫錄》，創作巨幅歷史畫《東渡》。70年代的代表作《華山之雄》《荷雨圖》《黃河兩岸渡春秋》等，是石魯藝術風格又一次變革的體現。中國美術史對石魯在藝術上的不斷探索，不斷創新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和定位。

石魯《高原人的脊背》69.5cm×54.3cm 紙本設色 1964

絕高風骨與至大境界

——從革命藝術家到知識分子藝術家的石魯

文/張曉凌

石魯的人生與藝術總是和諸多20世紀美術的話題交織、纏繞在一起，這些話題包括：藝術與革命、啟蒙；藝術與大地、人民、生活；傳統與當代；人文理想與革命信仰；人格與藝術等。可以說，在石魯身上，集中了20世紀藝術那些最為炫耀的字眼：啟蒙、革命、傳統、守成、反叛、人民、生活、理想、自由等，它們彼此以既抵牾又融通的方式交織在一起，讓石魯那顆孤獨的靈魂總是充滿焦慮與矛盾。現代主義以來，焦慮與矛盾始終是大師級藝術家靈魂的特征，石魯亦然。正是借助于焦慮與矛盾，石魯靈魂深處的思考與才華才能噴涌而出，書寫出一個天才所能書寫的全部歷史。

概言之，石魯詭奇的想象力、造理入神般的藝術高度，正是在人文理想與革命信仰交互作用中產生的。石魯一生的藝術道路可以大體分為四個時期：延安時期（20-30 歲）；西安時期（30-45歲）；文革時期（45-55 歲）；改革開放時期（55-63 歲）。這四個時期的蹤跡，清晰地勾勒出石魯從革命藝術家到知識分子藝術家的歷史進程......

石魯《石匠》67cm×69cm 紙本設色 1963

描述石魯的人生和藝術，可以用很多宏大、美好的字眼，比如傳奇、史詩等。這些字眼，用在別的地方，可能過于奢華，用在石魯的評價上，則略嫌單薄。事實上，用任何單一的詞語來評價石魯，都顯得詞不達意。如果非要用一個詞來描述石魯，那么，“傳奇”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石魯藝術的傳奇性在于，他總是善于把那些互不相干的，甚至是矛盾的東西圓融為一個整體，比如：家國的宏大敘事與個人內心的自語，革命的藝術家與知識分子藝術家、現實主義的寫實性與古典文人畫的寫意性、生活與傳統，如此等等。上述兩者張力所形成的巨大的精神與語言疆域，正是石魯創作的空間，從這里生長出的力量，將石魯的藝術推向了史詩般的至大境界。

石魯《抽煙老人》50cm×37cm 紙本設色 1963

石魯人生的傳奇性在于，他經歷了20世紀最為復雜的精神活動與心路歷程：從救亡、革命、啟蒙、反叛，到烏托邦主義，從瘋癲、狂悖、妄想到超越。與傳統文人的狂傲相比，石魯的孤傲與超越是淬過革命之火的絕高風骨。唯其如此，它才能在歷史的幽暗處熠熠閃爍出個性的光芒。

石魯留給當代的遺產是什么？答案不言自明：他的繪畫、書法、畫論留給當代的不是什么，而是一種可以稱之為藝術的東西；他的人格留給當代的也不是什么，而是一種可以稱之為“大寫的人”的人！

石魯 《扠麥人》140cm×70cm 紙本設色 1963

石魯 《船夫》34.8cm×48cm 紙本設色 1964

石魯 《陜北高原之秋》尺寸不詳 紙本設色 1973

石魯 《華岳松風》150cm×67cm 紙本水墨 1972

石魯 《雄秀之風》154cm×80cm 紙本設色 1974

石魯 《華山巖而險》137cm×68.5cm 紙本設色 1973

石魯《家家都在花叢中》94cm×69cm 紙本設色

石魯《雪霽華峰》135cm×68cm 紙本設色

石魯《自古華山一條路》142cm×69cm 紙本設色

石魯《白玉荷風》143cm×76cm 紙本設色

石魯《藏家姑娘》82cm×54.5cm 紙本設色

石魯《街頭小景》37cm×50cm 紙本設色

石魯《樹下》77cm×50cm 紙本設色

石魯《采桑圖》65cm×50cm 紙本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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