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哈佛校園，畢業典禮如期舉行。蔣雨融的演講掀起國內互聯網輿論時，已經四十歲、明年即將畢業的Sandy正陷入焦慮中。

過去的幾個月里，她已經投出無數份簡歷，參加過數不清的面試，拿到的offer卻是0。

拼盡全力上桌，發現到了天花板

Sandy的父母是普通農民工，她依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復旦大學物理系。

一畢業就遭遇2008年金融危機，她去了香港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做稅務，之后又回到上海進入咨詢公司落腳。2012年，她帶著“提升職業路徑”的想法赴美攻讀MBA。

赴美讀書第一件事就是湊錢。申請了美國多所大學后，只有南加州大學向她伸出了橄欖枝，雖然這所學校的商學院排名只在全美第19位，并不是她最中意的，但學校提供獎學金，可以減去一半的學費負擔，剩下的費用耗光了她工作六年攢下的積蓄。

畢業后，她進入了美國醫藥公司的戰略與市場部門，每周都要出差，經常在機場轉機打地鋪過夜，很快，她遇到了職場上升的天花板。

“整個團隊幾乎都是白人，領導也是白人，我是唯一一個亞裔女性。”市場營銷圈在美國是一個極度“白人化”的領域，Sandy曾申請過晉升，準備也非常充分、甚至得到了直屬領導的支持，卻最終失敗。

根據皮尤調查中心的數據顯示，包括留學生在內的亞洲群體是美國學歷最高的人群之一，但在企業管理層中的比例卻長期偏低。在醫藥、金融、科技等高端行業，亞裔員工普遍面臨“中層封頂”的現象。

“在這里，你不能犯錯，一犯錯就會被放大；但你也不能沉默，因為那樣會被忽視。”

為了打開局面，她開始在會議上頻繁發言，主動爭取項目，在各種社交場合硬著頭皮去social。

不過真正拉開人與人之間差距的，往往不是能力，而是起點背后的資源差異。

她的同事可以一邊開著保時捷跑車，一邊輕描淡寫地說：

“爸媽在這邊有 vacation house（度假屋），我們過來住一住。”

“這是我爸的公司，小時候第一份實習就在這兒。”

“我爸媽是腫瘤科醫生，這個藥我可以問問他們。”

“我是美法雙國籍，想去歐洲輪崗看看。”

面對出生就在“羅馬”的人，Sandy無比疲憊，仿佛每一天都在演戲：

“所有人都喜歡 underdog 逆襲的故事，可沒人告訴你，underdog 光是走到牌桌前，就已經快用盡了全力。”

因為在職場上無法晉升，她已經厭倦了目前的工作，她想用學歷更新突破人生瓶頸，“給自己一個交代。”

最終，她選擇了哈佛大學。

哈佛有光環，但不是通行證

申請哈佛的過程并不輕松。

她花了幾個月準備材料，聯系公司推薦人，整理文件，碩士課程為期兩年，每年夏天集中到波士頓學習，其余時間遠程授課。而這次，她得到的獎學金只能覆蓋學費的四分之一，剩下的都要自掏腰包。

當她拿到哈佛的錄取通知書時，父母的反應是“還讀什么書？有工作，有小孩就夠了”，希望她安心工作，照顧好兩個孩子（分別為5歲和11歲）。

過去的一年時間里，丈夫忙于創業，她白天上班，晚上學習，還要照顧兩個孩子，深夜11點后，才有整段屬于自己的時間，周末和同學視頻討論作業，從加州到波士頓，隔著三小時時差，她必須早上5點起床準備。

她的同學大多來自哈佛醫學院、耶魯醫學院等名校，有不少還是美國執業多年的醫生。哈佛帶來的資源也讓她印象深刻，在這里，她從職場中逃離了出來，進入了一種充滿激情的狀態。教授會樂于為學生搭建項目資源，安排導師，“如果你想做點事，哈佛會幫你把門打開”。

與此同時，她也發現哈佛的光環并不意味著一切，“哈佛帶給你的，可能是加分項，但不是通行證”。

“找工作時，反而有公司說我超出了他們的用人標準，不敢招我。”

去年夏天，公司內部一個晉升機會，由她的老板親自推薦。她和未來的團隊成員都聊過，準備充分十拿九穩，卻在兩個月后，被通知職位給了另一位從歐洲空降來的候選人。

“自我懷疑了很久，周末整個人都抑郁了。”她說，“明明做了所有準備，還是失敗。那一刻你會覺得，是不是我真的不夠好？”

如今美國國內的政策一直搖擺動蕩，Sandy不知道自己想要的那個offer什么時候來，不知道簽證政策會不會變化，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永遠留在美國。

為保護隱私，文中部分細節做了些許改動

新媒體內容總監：TAN

采訪/編輯：Sebast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