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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長篇小說選刊》，作者狄青

《趕路》

武 歆 著

作家出版社

我一直不太想把武歆的小說創作歸類于地域寫作，雖然武歆近年來的作品十分注重地方性元素的發掘和呈現。他是地道的天津土著，在他的字里行間，永遠蘊集著對家鄉深沉的情感。多年來，武歆為天津這座城市貢獻了許多鮮活的文學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并非簡單“符號化”“臉譜化”的，就像《趕路》里的紀洪壽，他在天津摸爬滾打，但其身上無疑流淌著新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的共同血液，這也正是我不把武歆的創作簡單地歸于地域寫作的原因之一。有人認為小說家是一種地域性存在，但在我看，小說家的創作更應體現出一種超越地域、超越所在城市歸屬的精神追求。現代城市文學的要義在于以藝術的姿態書寫人在城市生活中的命運，然而這種書寫并不是簡單地呈現一種地方性的“離奇”經驗。而更是需要以現代藝術手段去呈現人在現代城市社會中的共同命運、普適“經歷”，以此發現和揭示人與城市、人與時代的關系。

《趕路》中的主人公紀洪壽從鄉村到城市打拼并最終與城市融為一體，這也是當下多數城市人曾經的共同來路。所不同的是，紀洪壽是一個立志靠手藝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工匠，他的終極目標就是作一名優秀的技術工人。圍繞這一故事主線脈絡，武歆在《趕路》這部書中展現出極強的洞察力和寫實能力，對人性的復雜有著深刻省察，作品扎實細密，凝重沉厚。小說中對“天津話”的運用以及眾多“天津地標”的展示，我以為更多是作為一座城市的背板載體而出現的，讀者從中看到的其實是新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的共同來路。紀洪壽由鄉村一路“趕路”而來，他的每一次“重生”，都是在時代變遷中講述著“中國故事”、踐行著中華民族的傳統工匠精神。紀洪壽所展現出的旺盛生命力實則是新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的共同縮影。

《趕路》也體現出武歆寫作中一貫的穩健、篤實并且高超的、高密度敘事的特征：容量大、人物多，生活面寬，細節豐滿，并且不顯局促和擁塞，反而舒緩有致，運筆從容。細節的飽滿無疑是《趕路》的一個重要特征，其中對紀家三兄弟、劉淑珍、劉子昌、懷老板、朱老板、蔣太太、紀青玉、紀老妹、楊菊子、老顧、陳鐵嘴、李滿堂、玉燕眾姐弟的描述活靈活現，甚至對徐老蔫、老楊、老曹、蔣再堂、春發大媽、四嬸兒、瞎眼姑父、盧貴寶等人物，雖用墨不多，但依舊生動。武歆擺脫了對筆下人物宏大身份指向及價值設定，而是從人物的日常生活之細枝末節入手，娓娓道來，來展現并理解他們的生活、追求以及他們的價值呈現。

紀洪壽的生活和活動場域，除卻小說開頭部分被安排在古鎮蘆臺，其余都是在天津老城一帶展開，我以為這或許是作家的一種有意安排——一百多年前，這里正是天津乃至整個中國北方民族工業的發祥地。“轉粟排千艦，分流納九河。潮聲連海壯，樹色人京多。”因臨近三岔口，19世紀中期，這里就出現了為船家和來往客商服務的技術工匠。公元1860年，河北泊頭人秦玉清在天津老城附近的三條石建起了第一家手工作坊——秦記鐵鋪。泊頭離紀洪壽的老家寧津雖分屬冀、魯兩省，但直線距離并不遠，而小說中紀洪壽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離三條石也不遠。1903年，天津創辦直隸工藝總局，附設實習工場、工藝技術學堂等，傳習機械加工、制鞋、織布、提花等技能，恰與紀洪壽所從事的多種工作“偶合”。這令我不由得想到，《趕路》又很像是一部中國北方現代工業發展史，同時也是現代底層市民成長史。

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往同類型小說的人物塑造中，許多從鄉村到城市來打拼的人，后來雖已具備城市人身份，在物質、技術等方面脫離了鄉村，但在精神上好像又沒有真正的城市歸屬感，游離于城市之外。但紀洪壽不是，他熱愛他扎根的這座城市，從他踏上天津土地那一刻起，他就將自己與這座城市綁定，他要在這座城市當工人，他要在這座城市成家立業，而高超的技能則是為實現這些目標所要掌握的必然手段。換句話說，紀洪壽不是盲目趕路，更不是慌不擇路，他始終都奔著自己心中的目標而去：從古鎮蘆臺的楊記鞋鋪、織布廠，到宏福竹貨鋪，到紀家鞋鋪，到紅衛橡膠廠，到發電設備廠，每一次轉換，紀洪壽心底想要實現的目標便明確一次。《趕路》通過紀洪壽來串起各色人等，用紀洪壽的眼睛來審視這些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物和生活，從而反映了城市社會復雜的倫理關系和人情世故，也反映出不同階層城市人群體的生存狀態。

《趕路》還體現了作家對城市與鄉村關系的深刻思考。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學充滿了鄉土色彩，是記憶、回望與想象中的鄉土，很大程度上承擔著精神故鄉以及精神避難所的意義。因為城市的構成與傳統農村以及血緣、親緣性社會組織結構的構成是不同的，究其本質它是一個陌生人社會。這一點從一開始小說便有所觸及，城市的物質外殼、鄉村的精神內核，成為城市文化的表征與城市文學的深層結構。紀洪壽處理倫理關系憑借的仍然是農業社會的心理經驗和行為方式。他沒有因紀家三兄弟對他的嫌棄而記恨，也沒有因老顧一次次到他家蹭飯而生厭，他甚至對那些看不起他的鄰居也以禮相待，在特殊時期，當劉子昌受到政治迫害，紀洪壽依然不離不棄。為了寫出紀洪壽這種內心的澄澈與超然，作家設置陳鐵嘴等人的市儈、紀家兄弟等人的冷漠、紀青玉兄妹以及朱老板等人的算計等等。而主人公紀洪壽無懼被他人誤解且執著于自己的信念，以內心的良善去直面周遭的不完美，兩相比較，使得此種精神顯得尤為可貴。另外，作家在形象化描寫中滲透理性的哲學思考，那就是關于因與果、善與惡關系的思索，對于功利主義思想的批判。作家用鮮活的故事和人物，在紀洪壽的身上生動地詮釋了“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古訓。

與那個時代的大多數產業工人類似，紀洪壽不是一個會“討巧”之人。事實上，憑借紀洪壽為革命作出的貢獻（哪怕并非“有意為之”），無論是劉子昌還是胡格平，只要紀洪壽舍得開口，對于有一些文化的紀洪壽而言，當干部還是有機會的。但他內心篤定，此生就是要做一名合格的工人。紀洪壽是七號院第一個當上工人的人，“紀洪壽進橡膠廠當上了工人，穿上了工作服，大大方方地把車間發放的白毛巾和肥皂擺在自家窗臺上，院子里的人出來進去的都能看見，想不看見都難。”這讓曾瞧不起他的陳鐵嘴、王白貓、老刁等人羨慕不已。《趕路》的時間跨度近半個世紀，武歆的處理十分成熟，他是通過小說中那些物質性空間去串聯起人們的歷史記憶，去反照特定的生活習性，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使城市成為紀洪壽的一種生存境遇而非僅僅是活動場所。面對生活設下的一道道關卡，紀洪壽從不氣餒，用堅韌與執著，在荊棘之中蹚出一條安身立命之路，這或許也是《趕路》的審美價值所在。

武歆對城市底層市民的生存處境有著深切地同情與體諒，對產業工人群體的樂觀大度和堅忍不拔精神有自己獨特觀察。也因此，他的城市書寫既是明快的更是有力量的。在當下，城市生活幾乎是每個寫作者置身其中的現實。它的流動開放性、豐富復雜性和現實普遍性讓它日益成為文學主要的關注對象和書寫重心。隨著社會結構的調整變動，城市生活越來越強大的現實覆蓋力，城市文學將不斷隨之生長壯大，有著無限的生命力與可能性。而城市生活與產業工人群體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趕路》中有血緣的恩養，有人倫的溫暖，有對人生的獨有感悟，有對城市的特有認知。對于武歆未來的城市文學書寫，我是充滿期待的，尤其是對于當下城市人的身心動蕩之源，比如人與人如何相處，個人如何安放自己的內心等方面，相信武歆在今后的創作中一定會有更多的挖掘與更多的思索。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天津市文藝評論家協會駐會副主席、《文學自由談》雜志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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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鄧 寧

編輯：祁創祎

一審：劉豈凡

二審：劉 強

三審：顏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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