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十年代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到六十年代肯尼迪的“新邊疆”(New Frontier)，到九十年代克林頓的“新誓約”(New covenant)，我們確實可以感到美國每一代人強烈的“代的自我意識”，以及代與代之間的微妙承繼性。

本文原載于《明報月刊》 1992年12月號，第65-68頁。感謝甘陽老師授權轉載！

GENERATION

羅斯福/肯尼迪/克林頓

略說美國政治的“隔代繼承”現象

代的自我意識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比較激動人心的一幕，無疑是四十四歲的戈爾接受四十六歲的克林頓邀請出任民主黨副總統競選人時發表演講的那一刻。戈爾在演講中聲稱：“在美國歷史上，每一代人都把領導權交給下一代人。這個時刻再次到來了，現在是美國需要新一代領導的時候了！”戈爾的這番話使許多美國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三十年前，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肯尼迪在就職演說中的那句名言：“火炬已經傳到了新一代美國人手中！”(The Torch has passed to a new generation of Americans）而事實上肯尼迪這句話本身在當時的聽眾中所勾起的聯想則是一九三六年羅斯福接受總統提名時講的另一句名言：“這一代美國人開始接受命運的挑戰！”(This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has arendezvous with destiny) 從三十年代斯福的“新政”（NewDeal）到六十年代肯尼迪的“新邊疆”(New Frontier)，到九十年代克林頓的“新誓約”(New covenant)，我們確實可以感到美國每一代人強烈的“代的自我意識”以及代與代之間的微妙承繼性。

“代”的概念

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曾經指出，“代”的自我意識在美國最為突出，其原因在他看來是因為美國民主制度之發達，因為“在民主制下，每一代人都形同一個新的民族”(in a democracy each generation is a new people)。換言之，“代”的概念并不是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在非民主的社會中，個人的群體認同（group identify）主要是以各種“身份”(Status）團體為基礎的，“代”這一概念幾乎不可能成為一種社會認同的單位。例如在西歐封建制下，貴族的子弟與農民的子弟盡管可以屬于同一代人，但卻幾乎沒有任何共同的東西會使任何一方認為對方與自己屬于同一團體。在印度種姓制下，不同種姓階層的人從一生下來就已屬于截然不同的團體，在這種情況下，“代”的概念幾乎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在民主制下，特別是在比較徹底的民主社會中，各種身份等級已不可能決定一個人從生到死的命運，同“代”人之間才有可能由于享有共同的經驗而形成“代的自我意識”(The generational self-consciousness)

“代”與“變”

此外，“代”的概念乃是與“變”的概念相關的。只有當這一代人覺得自己不同于上一代人，不愿再照上一代人的方式生活，而竭力想“變”一種方式生活，這才可能形成“代的自我意識”。在傳統社會中，社會變遷極其緩慢，每一代人都像他父親這一代、祖父這一代，甚至祖父的祖父這一代一般無二地生活著，在這種情況下，下一代人不會覺得自己與上一代人有什么不同，而總是不由自主地按照上一代人的方式那樣去生活，從而也就不具有必須“變”的強烈意識，亦即無法形成“代的自我意識”。只有在社會歷史變遷日益加速的時代，“代的自我意識”才會日益明朗。所謂“現代性”(modernity）的特點之一正如穆勒（Mill）所言，就在于歷史變遷現在已經必須以每一自然生代為衡量單位了。而在此之前很久，歷史變遷實際上乃是以無數代人為一代來衡量的。例如中國孟子所謂“五百年有王者興”，實亦即是五百年間的數十代人在歷史變遷中只相當于一代人！由此，毫不奇怪，“代”作為社會政治進程的一個單位，主要只是二十世紀的事。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和西班牙政治哲學家戈塞（Ortega Y. Gasset）或可看作二十世紀“代際理論”的奠基者，前者著有《代的問題》(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后者則有《代的槪念》(The concept of Generation)。兩人都強調，在現代條件下，盡管每一代人內部都有相互反對和對抗的派別存在，但他們之間的共同性往往更多。用戈塞的話說，“十九世紀的革命派與反革命派彼此之間的相近性遠大于其中任何一派與我們現時代人的相近性”。因為他們互相之間不論如何不同，仍然只是對相同的問題作不同反應而已，而下一代人則對上一代人的共同問題本身已不甚了了。由此，同代人之間無論如何相互對抗，他們之間的Identity往往遠大于這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的Identity。曼海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強調，同代人的成員們“在社會進程的歷史緯度上占據一個共同位置”。

左圖為《代的問題》書影，右圖為戈塞

十五年即有新人出

“代”的概念在變動劇烈的現代社會旣然變得如此重要，那么，每一代人在歷史中大約會占多長時間呢？曼海姆和戈塞提出，每一代人的政治生命大約為三十年左右。按照他們的看法，每一代人在達到政治成熟年齡以后，大約需要先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向正在臺上掌權的那一代人挑戰，而在后十五年時間中正式執政，這后十五年同時也就是他們自己受到再下一代人挑戰的時間，并在這十五年后為下一代人所取代。這就是說，在一個社會中，如果每一代人都有不下于上一代人的“代的自我意識”，那么這個社會的政治生活大約每十五年左右會有一次較大的變動，亦即每隔十五年左右即會有一代新人以新的口號、新的觀念逼上一代人下臺，從而開始新一代的政治氣象。

隔代繼承

不難看出，在每一代人都有強烈“代的自我意識”的社會中，每一代人彷彿都被夾在中間，即他一方面要向上一代挑戰，同時又受到下一代挑戰，這樣，第一代與第三代之間，由于都是第二代的政敵，反而顯出了某種相同性。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現代社會最有趣的現象之一，這就是，現代社會盡管變動迅速，但絕不意味著人類歷史之間就再無連續性和承繼性，相反，這種連續性只是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表現出來，即：隔代繼承！確切地說，每一代人無一例外都是在他們成長時期中的重大事件和主導理念影響下逐漸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識的；但是，在一個變動迅速的社會中，當這一代人達到政治成熟齡、開始走上政治舞臺時，他們往往發現，這時的社會主導政治理念已經不是他們自己在成長時期中所形成的理念——因為第二代作為第一代的反對者已經取代了第一代，這時，作為新來者的第三代，自然會感到正在臺上的第二代所秉承的政治理念與他們自己的政治理念（實即第一代主導時的政治理念）相當格格不入，因此在他們向第二代挑戰時，實際總是會不由自主、不同程度地訴諸他們自己在成長時期所形成的政治理念，亦即第一代人的主導理念。換言之，第二代人在反對第一代人時，潛在地就已經反對第三代人，而第三代人在向第二代人挑戰時，不同程度地也就在復活第一代人的理念。

由此，在一個每一代人都有強烈“代的自我意識”的社會中，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社會政治氛圍變動之迅速，即曼海姆、戈塞等所謂十五年一變。但另一方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由于第一代與第三代之間的某種相似性，政治生活往往又具有三十年就出現某種輪回和復活的現象。美國政治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為鮮明。從羅斯福三十年代的新政、肯尼迪六十年代的新邊疆，到九十年代克林頓的新誓約，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隔代繼承，三十年一輪回的現象。

“克林頓遇見肯尼迪”（1963年）

克林頓的政治理念形成于肯尼迪時代

今年克林頓競選時，他的競選班子制作的介紹克林頓生平的錄影帶給人印象最深的鏡頭之一，無疑是克林頓少年時代受到肯尼迪總統接見這一歷史記錄。克林頓自己也毫不隱諱地說，正是與肯尼迪握手那一剎那間喚起了他全部的政治抱負。肯尼迪就是他的偶像、肯尼迪時代的政治理念以及那時代的重大事件（民權運動等）就是克林頓政治意識形成時期最基本的精神資源。但是，當克林頓這一代步入政治舞臺時，美國的政治氛圍則已大變，里根的“新保守主義革命”作為對肯尼迪—約翰遜時代的全面反動，已經主導了美國政治生活。克林頓當然對此不滿，可以說，他當州長這十二年，也就是在民主黨內糾集同道，開始向新保守主義挑戰的準備時期，直至今年終于成功地擊敗秉持新保守主義的共和黨，開始扭轉美國政治的氛圍。從他目前發表的政治理念、社會政策等等，都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與肯尼迪及約翰遜（“偉大社會”計劃）之間的相似性和連續性，布什攻擊克林頓想回復到里根之前的民主黨時代，其實是不無道理的。當然，克林頓綱領并不是簡單重復，而是力圖在九十年代的新形勢下繼承肯尼迪時代的理念。

美國三十年一輪回的現象

如果說，克林頓的政治理念乃是在肯尼迪時代所形成，并在上臺后顯示出對肯尼迪時代的承繼性。那么，肯尼迪本人的政治理念則正是在羅斯福“新政”時期形成的（羅斯福執政的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是肯尼迪十三歲至廿五歲的最重要成長期）。同樣，當肯尼迪步入政治舞臺時則正是由共和黨人在參眾兩院都組成多數的第八十屆國會（一九四七年組成）對“新政”反攻倒算，以及隨后共和黨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之時。只是到一九六零年肯尼迪就任總統后，這一對“新政”的反攻才被制止，而肯尼迪時代與羅斯福新政之間的承繼性，則史家早已書之不絕。

艾森豪威爾與肯尼迪

綜觀二十世紀美國政治的發展，我們似乎的確可以說，它有一種相當明顯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輪回現象。如果以總統選舉作為一個方便的角度，那么，從一九〇一年西奧多?羅斯福當選總統發起“進步運動”、下接一九三三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一九六一年肯尼迪的“新邊疆”、到一九九二年克林頓的“新誓約”，明顯具有一種一脈相承的自由派傳統；但同樣，二十年代（哈定-柯立芝-胡佛年代）、五十年代（艾森豪威爾-杜勒斯-麥卡錫時代）及八十年代（里根-布什時代）之間同樣具有極為明顯的一脈相承性，即保守主義的傳統。可以說，二十世紀美國政治，大體即是自由派與保守派每方都“隔代繼承”，三十年左右自由派或保守派來一次“復辟”的歷史。

克林頓之后會怎樣？

那么，克林頓以后會怎樣？如我們所知，克林頓-戈爾這一代在美國被稱作baby boom generation，用中國大陸多年前的話說，其實也就是所謂“溫室中長大的一代”，亦即是在戰后和平環境下高出生率的產物。在美國，baby boom generation這個詞大體用來指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六年期間出生的人，其人數大約為八千萬人，亦即差不多占美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當然是個龐大的數字。但是baby boom這個指稱其實多少有些誤導，因為從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六年出生的人本身其實已經包含著兩代人，粗略可以一九五七年為界（五七年是戰后美國高出生率開始下降的一年）。這兩代人，即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七年左右出生的一代與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出生的這一代實際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前者（即克林頓-戈爾這一代，克林頓生于一九四六年，戈爾一九四八年）開始形成政治意識的時候正當肯尼迪和民權運動的時代，而后者即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出生的一代則已不具有六十年代民權運動的記憶，而是在里根新保守主義革命的八十年代開始形成政治意識的。一九八四年里根競選連任時，在當時十八歲到廿四歲的最年輕選民群獲得最大多數強烈支持，這批選民也就是一九六〇至一九六六年出生的，今年大約在二十五、六歲至三十一、二歲之間。有理由認為，里根主義在這一代人心中打下的烙印不大可能就這么揮之而去的，十余年或二十年之后，很可能就是這一代人會再度繼承里根新保守主義的精神而登上美國政治舞臺。

不過，就目前而言，克林頓—戈爾這一代將會主導相當一段時日。不管怎樣，這是二戰以后出生的人第一次登上美國政治舞臺，從這個意義上，美國政治確實已揭開了新的一頁，或用某些評論家的話說克林頓的當選事實上意味著美國政治已搶先步入了二十一世紀。有鑒于美國是世界各大國中第一個已由戰后出生的一代開始執政的民族這一事實，我們不能不頗為感嘆地承認：美國人由于其政治新生代更替的迅速及時，至少在意識上似乎已經又一次走在其他民族之先！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日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