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流散文學作為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文化現(xiàn)象，不僅記錄了人群遷徙與身份認同的復雜歷程，也成為我們理解跨文化交流與主體性重構(gòu)的關(guān)鍵視角。非洲流散文學以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豐富的表現(xiàn)形式，為探索流散詩學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樣本，同時也是打破西方中心主義話語、實現(xiàn)文學研究多元化的重要途徑。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話語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于2025年6月5日舉辦題為《非洲流散英語文學研究的當下問題》的學術(shù)講座，深入探討非洲流散文學的概念界定、類型劃分、核心議題及當前研究困境。本次講座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話語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舉辦的2025年春季學期讀書會“文本內(nèi)外：世界文學的跨界敘事與知識生產(chǎn)”系列活動之一，由朱偉芳主講，袁俊卿與談。朱偉芳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話語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上海全球治理與區(qū)域國別研究院博士后，主要從事非洲英語文學與文學翻譯研究。袁俊卿是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國家重點學科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非洲英語文學與流散文學，著有《非洲英語流散文學中的主體性重構(gòu)》等。二位均為上海市世界文學多樣性與文明互鑒創(chuàng)新團隊成員。

本次講座圍繞非洲流散文學研究的理論框架與實踐案例展開深入探討。講座從“流散”概念的詞源學分析入手，梳理了從猶太大流散到現(xiàn)代多元流散的概念演變，并詳細闡釋了異邦流散、本土流散、殖民流散、賓土流散等不同類型的特點與代表作品。通過對沃萊·索因卡、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等諾獎作家作品的精讀，講座深入剖析了身份認同、家園記憶、土地問題、文化沖突等非洲流散文學的核心議題。同時，講座也批判性地審視了當前研究中存在的西方理論依賴、語言霸權(quán)、研究對象局限性等問題，并指出未來研究應當加強跨學科融合、重視非洲本土知識體系，以實現(xiàn)更全面、多元的流散文學研究。本文經(jīng)發(fā)言人審定，講座內(nèi)容經(jīng)澎湃新聞授權(quán)刊發(fā)。

非洲流散文學研究：拓展視野與反思主體性

朱偉芳：有學者提出，“研究非洲流散其實就是研究全世界”。非洲流散群體的形成與全球歷史進程密切相關(guān)。非洲流散不僅包括因奴隸貿(mào)易、殖民統(tǒng)治等歷史原因被迫流散到美洲、歐洲和加勒比地區(qū)的非洲人，也包括在后殖民時期因經(jīng)濟、教育、政治等原因主動或被動移民到世界各地的非洲人。這種廣泛的流散現(xiàn)象使得非洲文化、歷史和身份認同問題在全球范圍內(nèi)產(chǎn)生深遠影響。相關(guān)的文學和文化作品常常探討身份認同、種族歧視、性別壓迫、文化歸屬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是非洲流散群體所面臨的，也是全球其他流散群體（如華人、猶太人、印度人等）所共有的。尤其是在當下，對中國而言，中美局勢的變化也會對華人流散群體產(chǎn)生重要影響，研究非洲流散群體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處理或反思華人流散群體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認同、文化適應與社會融入等相關(guān)議題。

袁俊卿：首先，研究非洲流散文學能夠拓展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疆域，平衡長久以來我國外國文學研究中的不均衡狀況，打破外國文學研究及學科設(shè)置中的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tài)。蔣暉教授指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該具備與其大國地位相匹配的關(guān)于世界文學的知識?！?/p>

其次，改變僵化認知，打破刻板印象，消除種族歧視。差異，并不意味著不平等。文學是時代的晴雨表，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流散文學就是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表現(xiàn)。再次，能夠有助于我們警惕單一敘事的危險性，擁抱多元化敘事。阿迪契曾說，“故事只講一半，本質(zhì)上是在撒謊?！币虼耍@提醒我們要關(guān)注邊緣群體/話語。如果再具體一些，具體到非洲流散文學的研究，可以給我們?nèi)缦聠⑹荆悍侵蘖魃⑽膶W是流散詩學這個最大公約數(shù)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非洲流散者遍布天下，將會為我們總結(jié)梳理流散詩學提供極好的樣本。非洲流散者的主體性遭到外來勢力的強力瓦解，在目前以及將來的很長時期內(nèi)，將處在重建階段。非洲原住民的主體性不可能恢復到殖民者到來前的樣貌，也不會完全復制西方人的主體性，而是在混雜、融合的狀態(tài)中重建未來的征途。在此時以及未來的很長時期，中國文化如若以各種方式適時融入非洲人和非洲文化的主體性建構(gòu)中來，將會對非洲人、非洲文化和中—非之間的關(guān)系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非洲就不會僅僅處在非洲—西方的二元關(guān)系中，而會形成非洲—中國—西方這種多元體系，非洲的發(fā)展之路以及非洲人的流散目的地也會出現(xiàn)多種選擇，這對非洲和非洲人來說是有益處的。

最后，研究非洲的主體性問題也給探討中華民族的主體性問題以啟發(fā)?？梢哉f，非洲、西方和中國的“主體性”有很大不同。對于非洲的殖民流散者來說，他們的主體性中含有一種侵略性和殖民性成分，這其實就是西方文化中某種特征的外在表現(xiàn)；非洲各國由于種族繁多，語言多樣，習俗不同，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心理等方面尚未完成一體化的時候就因為非殖民化運動而取得了獨立，他們的主體性是不穩(wěn)固的，脆弱的尚待建立的；中華文化源遠流長，雖也曾經(jīng)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但由于文化的主體性一以貫之，且根基深厚，并沒有被外來文化沖垮。但是，與西方文化主體中所內(nèi)含的“殖民性”不同，很難從中華文化的主體性中找尋到“殖民性”的影子。所以，當各民族國家各自封閉獨立地存在時，各自的主體性無所謂好壞。它們皆按照自己特有的邏輯發(fā)展演變。但是，當不同的民族國家相遇的時候，各自的主體性所存在的優(yōu)缺點就顯露無疑。試問，一個講究溫柔敦厚、仁愛天下的民族國家如何應對熱衷于海外探險和殖民開拓的民族？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也是研究非洲流散文學中的主體性時促使我進一步拓展的問題。

袁俊卿《非洲英語流散文學中的主體性重構(gòu)》書封

“流散”的概念和分類

朱偉芳：我們首先對“Diaspora”一詞溯源。“diaspora”一詞源于希臘語“διασπορ?”，意為“分散”或“散布”。在詞源上，它與“spread”（傳播）和“spore”（孢子）有相同的詞根。從歷史背景來看，“Diaspora”最早出現(xiàn)在公元前3世紀希臘文版《舊約全書》中，原義指公元前586年猶太人在“巴比倫之囚”后被迫流亡的歷史事件（巴比倫王國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了猶大王國的首都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二世不僅摧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還擄走了大量猶太人，將他們帶到巴比倫囚禁。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被迫在異國他鄉(xiāng)生活，失去了自己的家園和宗教中心，許多猶太人被迫從事勞役，生活條件艱苦。雖然處在異國他鄉(xiāng)，但是這些猶太人仍舊保持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傳統(tǒng)，他們在巴比倫建立了會堂，繼續(xù)進行宗教活動，并通過口傳和書寫的方式保存了猶太教的經(jīng)典。他們在巴比倫期間經(jīng)歷了巨大的心理創(chuàng)傷，對市區(qū)的家園和圣殿充滿了懷念和悲痛，這種情感在《圣經(jīng)》中得以體現(xiàn)）。此后，大寫的“Diaspora”（譯為“大流散”）被用來特指猶太人被迫離開故土后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群體。直到20世紀中葉，該詞的含義才逐漸擴展，開始被用來描述其他因各種原因離開故鄉(xiāng)、散居世界各地的群體。在國外，早期流散研究圍繞猶太人流散群體展開。研究內(nèi)容主要圍繞猶太人被迫離開故土、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歷史和經(jīng)歷展開，關(guān)注其在異國他鄉(xiāng)的生活狀態(tài)、文化傳承以及與祖籍國之間的關(guān)系等。

到了20世紀80年代，“diaspora”一詞的使用范圍開始擴大，從特指猶太人離散群體擴展到其他因各種原因離開故鄉(xiāng)、散居世界各地的群體。學者們開始將“diaspora”視為一個更廣泛的社會現(xiàn)象，對其進行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的研究。威廉姆·薩福然（William Safran）等學者對“diaspora”進行了更廣泛的定義和分類，將其應用于不同類型的流散群體，如因政治迫害、戰(zhàn)爭等原因流亡的難民群體，以及因經(jīng)濟、教育等原因自愿移民的群體等。

20世紀90年代，隨著全球化的加速，“diaspora”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時期的研究更加關(guān)注離散群體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國流動、身份認同、文化融合等問題。學者們開始探討流散群體如何在保持與祖籍國聯(lián)系的同時，融入居住國社會，以及他們在跨國網(wǎng)絡(luò)中的角色和作用。

21世紀以來，也就是后現(xiàn)代時期，“diaspora”研究進一步深化和多元化。這一時期的研究不僅關(guān)注離散群體的身份認同、文化融合等問題，還涉及他們對居住國社會的影響，以及他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特點和新趨勢。

關(guān)于“diaspora”的用法和翻譯，“diaspora”本身是一個名詞，它沒有相關(guān)動詞，這個詞表示“流散群體”或“流散現(xiàn)象”，形容詞為“diasporic”。因為沒有動詞，因而在寫作的時候，我們會使用不同的動詞來描述流散者的經(jīng)歷，比如常見的動詞有“disperse”（分散，沒有明確的方向性）、“scatter”（強調(diào)從集中到分散的過程，隨機性）、“migrate”（有計劃的遷移，強調(diào)主動性和目的性）、“distribute”（被有組織地分布，通常與某種安排和計劃有關(guān)）、“exile”（因為政治、法律或其他原因被迫離開自己的祖國或原居地）、“disseminate”（傳播、散布，強調(diào)傳播的過程和擴散的范圍）、“wander”（流浪、徘徊，強調(diào)無固定目的地的移動，給人一種漂泊不定和無家可歸感）等。

除了這些詞，大家可能會想到Immigrate（移民）。楊中舉老師在《流散詩學研究》一書中提到，“在經(jīng)驗的層面上，它（流散）就是移民問題——無論是被迫、被動的離散還是主動外求的遷徙，在世界各地都有漫長的歷史和多樣的表現(xiàn)?！钡俏蚁?，流散群體和移民應當還是有區(qū)分標準，這種標準在于是否會產(chǎn)生混合文化身份（流散群體會產(chǎn)生文化身份的困境，而普通移民可能不會）、是否有跨國界活動（流散群體往往會通過經(jīng)濟、文化、政治等方式與原居地保持聯(lián)系，而普通移民會更多地主動融入移居地社會）、是否具有歷史背景（流散群體的形成往往與歷史事件密切相關(guān)，而移民更多是基于個人或家庭的選擇）。

關(guān)于“diaspora”的中文翻譯，國內(nèi)學者也展開過激烈討論。主流的翻譯有四個：散居、流散、離散和飛散。有學者認為，“散居”與“聚居”相對，較能反映散居共同體的集體性分散居住狀況，且這個詞意涵相對中性，而“離散”有離家背井的凄涼感，是一種被動的行為?！帮w散”則強調(diào)了一種主動性，更符合diaspora充滿創(chuàng)新生命力的當代涵意。楊中舉老師指出，“流散”一詞最為合適，“流”含有“流失、流動、流浪、流亡”之意，“流”有源，有流經(jīng)的時空、有流向的目標與未來，在漢字語言審美上有一種時間歷史的縱深感、滄桑感、動態(tài)感?！吧ⅰ弊謩t表達出“散居、飛散、散布、由聚集而分離、散播”等含義，還與生物學意義上空間的傳播、散落相符合，用它表達猶太人及其后的各類流散群體在全球范圍的遷徙也較為妥善。

楊中舉《流散詩學研究》書封

“流散”按不同的標準有不同分類。比如在朱振武教授和袁老師合作的文章《流散時代的時代表征及其世界意義——以非洲英語文學為例》一文中提到了三大流散，分別是異邦流散、本土流散和殖民流散。異邦流散指個人或群體因各種原因（如經(jīng)濟、教育、戰(zhàn)爭等）離開自己的祖國或原居住地，移居到其他國家或地區(qū)后，面臨異質(zhì)文化間的沖突與融合。本土流散指在殖民統(tǒng)治或外來文化強勢入侵的背景下，原住民雖然沒有離開自己的國土，但在文化、語言、身份認同等方面被迫進入一種“流散”的狀態(tài)。殖民流散特指前往被殖民地的殖民者或具有殖民性質(zhì)的群體及其后代，他們在殖民地生活后，因殖民地瓦解、獨立等原因，面臨身份、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困境。

后來，朱振武老師又提出了“賓土流散”，這個“賓土”是對“Been-to”（去過）的音譯，其實指的是非洲海歸群體（關(guān)于厘清這一群體的發(fā)生時期和流散癥候，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和闡釋）?！百e土流散”也被稱為“異邦-本土流散”，指的是那些在海外（異邦）學習、生活或工作后，返回到本國（本土）的群體所經(jīng)歷的一種特殊的流散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既包含了他們在異邦所面臨的文化沖突與身份認同問題，也包括回到本土后因文化差異和價值觀沖突而產(chǎn)生的雙重邊緣化。

后來，我在袁老師的論文《“新非洲流散”：奇瑪曼達·阿迪契小說中的身份敘事》中看到了“新非洲流散”這個詞。什么是“新非洲流散”？

袁俊卿：到了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之后，非洲出現(xiàn)了一種被稱為“新非洲流散”（New African Diaspora）的現(xiàn)象，此階段的流散者大都是相對自愿地移居海外。他們更加自由，與故國保持著密切、穩(wěn)定的聯(lián)系，且擁有返回故園的可能性。奇瑪曼達·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塞菲·阿塔（Sefi Atta）、赫隆·哈比拉（Helon Habila）、克里斯·阿巴尼（Chris Abani）、海倫·奧耶耶米（Helen Oyeyemi）和泰耶·塞拉西（Taiye Selasi）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在21世紀前25年出版了許多代表性作品，形成一股不容小覷的文學力量，這也是非洲英語流散文學發(fā)展的一個階段性特點。

朱偉芳：我們接著說流散的分類。按照時間來分，大致可以分為古典流散和現(xiàn)代流散兩大類。古典流散是指在前現(xiàn)代化時期（如封建社會）形成的流散群體，其成員一般來自被征服的國家、地區(qū)或部落。例如猶太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等。多因戰(zhàn)爭、政治迫害、被征服等原因被迫離開故土。在移入國中常被主流社會排斥，職業(yè)活動受限，多從事社會地位較低的工作。與移入國主流文化隔離，形成獨特的流散文化與身份認同，強調(diào)與故國的聯(lián)系和回歸的渴望。群體內(nèi)部聯(lián)系緊密，與移入國社會界限分明。

現(xiàn)代流散是指在經(jīng)濟和政治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流散群體，其成員包括移民及其后裔，他們在移入國生活、工作，但與祖籍國保持強烈的情感和物質(zhì)聯(lián)系。既有被迫移民（如難民），也有自愿移民（如尋求經(jīng)濟機會）。在移入國的社會地位有所提升，部分群體因特殊技能或文化貢獻而受到重視。既保持對祖籍國的記憶和文化傳統(tǒng)，又積極融入移入國社會，形成多元文化融合的身份認同。與移入國社會各階層展開廣泛交流，同時保持與其他移民群體的接觸。此外，楊中舉老師的《流散詩學研究》一書中按照國家和地區(qū)來劃分流散，將其分為古希臘大流散、猶太流散、華人流散、黑人流散、俄羅斯流散、印度流散以及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qū)流散這幾大類。當然，我們根據(jù)流散原因、方向、動機、規(guī)模、時期、性質(zhì)、結(jié)果、主體、文化影響、地理、時間跨度、代際、認同、社會影響、法律地位、性別等還可以劃分出不同類型的流散用以相對應的研究。

身份、家園與文化認同的多重敘事

馬拉維作家萊格森·卡伊拉（Legson Kayira，1942—2012）及其作品封面

朱偉芳：就中部非洲英語文學來說，包含三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津巴布韋、馬拉維和贊比亞。我在博士期間主要研究的是馬拉維的英語小說。馬拉維于1964年獨立，獨立以后的第一位英語小說家是萊格森·卡伊拉（Legson Kayira，1942—2012）?？ㄒ晾救朔浅钪?，他曾僅僅帶著一袋玉米粉，一把家里父親留下的斧子、還有兩本書，一本是《圣經(jīng)》，另一本是《天路歷程》就上路，準備走去美國念書。他從馬拉維出發(fā)，一路向北走，走過了坦桑尼亞、烏干達，在走到蘇丹的時候，通過一位好心的領(lǐng)事館工作人員的幫助，如愿以償來到了美國，拿到了全額獎學金，就讀于華盛頓大學。后來他將這段經(jīng)歷寫成了自傳《我將一試》（I Will Try，1966），這本書當時曾連續(xù)16周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后來，卡伊拉又申請到劍橋大學的獎學金，于是去英國深造。在英國期間，卡伊拉創(chuàng)作了4部小說，前面兩部《幽暗的影子》（The Looming Shadow，1967）和《金戈拉》（Jingala，1969）關(guān)注馬拉維農(nóng)村生活，探討的話題聚焦非洲傳統(tǒng)與西方現(xiàn)代性之間的沖突，后面兩部小說《公務員》（The Civil Servant，1971）和《被拘留者》（The Detainee，1974）聚焦馬拉維的城鎮(zhèn)生活，分別批判了馬拉維班達時代公務員的道德危機和班達的獨裁統(tǒng)治?？ㄒ晾虝夯氐竭^馬拉維，但因為他的小說是抨擊當局政治的，因此后來他再也無法踏足自己的故鄉(xiāng)。從卡伊拉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異邦流散作家對家園的渴望和尋找。對于流散研究來說，我認為卡伊拉有一個值得我們探討的地方在于，為什么他在定居英國后，一點都不寫關(guān)于他在英國的生活。很多非洲流散作家到了國外轉(zhuǎn)而會寫在異鄉(xiāng)的生活和身份困境，然而卡伊拉卻始終心系祖國，即使是對祖國政治的批判，也展現(xiàn)的是他對故鄉(xiāng)深沉的愛。

在做講座之前，我與袁老師就這個問題進行過簡單討論。袁老師讓我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卡伊拉的這種寫作是否是一種迎合西方讀者的寫作。對于西方讀者來說，他們普遍存在一種東方主義想象。他們好奇的、渴望看到的也是這種對異域書寫中落后、無知、荒謬、愚昧的一面。我想，如果要驗證這個問題，或許我們還應該對卡伊拉的作品、生平以及相關(guān)歷史材料進行更細致地考據(jù)。除了對家園的回望，我想，身份認同問題應該是流散者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尼日利亞作家奇瑪曼達·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1977— ）及其部分作品封面

袁俊卿：前文提到阿迪契是“新非洲流散”的代表作家。在她先后出版的三部長篇小說《紫木槿》（Purple Hibiscus，2003）《半輪黃日》（Half of a Yellow Sun，2007）和《美國佬》（Americanah，2013）中，身份認同的問題呈現(xiàn)出三個階段的嬗變過程。

《紫木槿》以康比利的視角描述家庭內(nèi)外所發(fā)生的事件，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康比利的父親尤金才是這部作品真正的主人公。尤金是家庭中的獨裁者，集父權(quán)、夫權(quán)和教權(quán)于一身。他既受到西方天主教的影響，又無法完全擺脫非洲傳統(tǒng)文化，內(nèi)心充滿糾結(jié)。尤金嚴格尊崇天主教對婚姻的規(guī)定，但又無法抵御伊博族傳統(tǒng)中富裕人家應該多妻多子的傳統(tǒng)習俗，所以，在他的妻子比阿特麗斯多次流產(chǎn)且無法為他生出更多兒子的情況下，尤金多次暴力相向。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信徒，兒女一旦與異教徒接觸，便施加殘酷的懲罰；他禁止信仰本土宗教的父親踏進自己的家門，也拒絕與其來往；當父親去世，女兒被自己打的奄奄一息時，他又痛苦不堪。他追求西方的民主與自由，支持反對派的報紙，但在家中，他又是位暴君，用開水燙，用皮帶抽自己的兒子和女兒，經(jīng)常把妻子打得鼻青臉腫。尤金之所以如此，正因為受到西方文化和非洲文化這兩種并非勢均力敵的異質(zhì)文化的雙重塑造，從而處在一種分裂、糾葛的狀態(tài)中。尤金在到底做一名傳統(tǒng)主義者還是天主教徒之間糾結(jié)徘徊，游移不定。他的身份迷失了，不知道“我是誰”或“我應該是誰”。

在《半輪黃日》中，奧蘭納和奧登尼博對身份問題的討論，以及伊博族對國民身份的爭奪和抗爭依然是一個重要的議題。阿迪契在小說中多次提及現(xiàn)代尼日利亞這個國家的形成及其存在的問題。簡言之，尼日利亞的形成并非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民族一體化的結(jié)果，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文化心理、經(jīng)濟基礎(chǔ)和國家情感。尼日利亞內(nèi)部的各個民族也難以在短時間內(nèi)構(gòu)建出統(tǒng)一的國家認同。20世紀60年代爆發(fā)的尼日利亞——比亞法拉戰(zhàn)爭就是例證。從尼日利亞的角度來看，伊博族尋求民族自決的行為無異于國家分離主義，從伊博族的角度來說，比亞法拉的創(chuàng)建就是尋求民族身份的強烈訴求。

盡管比亞法拉失敗了，尼日利亞重新獲得了統(tǒng)一。但是，比亞法拉的失敗是尼日利亞軍隊武力鎮(zhèn)壓的結(jié)果，伊博族不得不放棄“比亞法拉”的身份，不得不承認“尼日利亞”這個身份。奧登尼博將比亞法拉的國旗藏起來，奧蘭納焚毀比亞法拉磅，把對比亞法拉的記憶藏在內(nèi)心深處，諸種行為表明，他們還是認同“比亞法拉”。伊博族人在內(nèi)心深處認同“比亞法拉”，就有重新建立“比亞法拉”的可能性。對于尼日利亞來說，“比亞法拉”也就有“死灰復燃”的那一天。從身份認同這一層面來說，尼日利亞——比亞法拉之間的戰(zhàn)爭就是一場“身份爭奪之戰(zhàn)”。

在《美國佬》中，伊菲麥露和奧賓仔分別在美國和英國經(jīng)歷了身份迷失、種族歧視和邊緣化體驗等諸多遭遇。他們原本把英美國家視為能實現(xiàn)自身遠大抱負的理想之地，但實際上卻淪為了發(fā)達國家晦暗角落中的填充物，從事著搬運工、清潔工、腳夫、洗碗工、保姆等底層工作。他們沒有合法的身份，無法正常生活。從美國或英國的角度來看，伊菲麥露和奧賓仔等人的國籍就是尼日利亞，他們首先是尼日利亞人，而不是伊博族人。因為這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認可。從伊菲麥露和奧賓仔等異邦流散者的角度來看，盡管他們個人有著強烈的融入英國或美國的意愿，但是必須要得到移居國的認可。就算奧賓仔和伊菲麥露的自我身份認同是伊博族人，但如果沒有“他者”——英國和美國——的認可，他們也就無法把自我身份認同和移居國對他們的認同完美對接。在《半輪黃日》中，奧蘭納和奧登尼博對自我身份的探求是在尼日利亞這個現(xiàn)代國家的維度內(nèi)展開的，而《美國佬》中，伊菲麥露和奧賓仔等人對身份的構(gòu)建則進入了全球化語境。伊菲麥露和奧賓仔等人在移居國的不幸遭遇，皆構(gòu)成了一種“反推力”，即融入英美國家阻力重重，而返回尼日利亞則變得順理成章。正是有了流散這種跨國界跨文化的生存經(jīng)歷，他們才接觸到“西方”這個“他者”，那么在西方這個“他者”的目光中，他們才凸顯了其國家的身份屬性，也正是“西方”這個“他者”，才使得他們陷于流散的境地之中?？梢哉f，盡管流散令他們身份迷失，糾結(jié)困惑，但有助于他們重新認同尼日利亞這個國家。

馬拉維作家詹姆斯·恩戈貝（James Ng'ombe，1949— ）及其部分作品封面

朱偉芳：聊完“新非洲流散”，我們來聊一聊“賓土流散”。馬拉維作家詹姆斯·恩戈貝（James Ng'ombe，1949— ）是賓土流散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恩戈貝在馬拉維讀完大學后，曾前往加拿大讀了碩士學位，再去了倫敦大學讀了博士學位，具有西方國家的流散經(jīng)驗。回國后，他在馬拉維大學擔任傳播學講師，同時也在一家出版社擔任重要職位。1989年，他出版的第一部小說《咸味的甘蔗》（Sugarcane with Salt，1989）以一名“been-to”海歸博士昆波（Khumbo，意為欲望）為主人公，講述了他在英國學醫(yī)留學八年后回到故土發(fā)現(xiàn)物非人非的故事。恩戈貝以主人公一路品嘗甘蔗，卻發(fā)現(xiàn)甘蔗不再甘甜為主要敘事線索，透過昆波的視角，向讀者展現(xiàn)了一幅廣闊、豐富的馬拉維社會生活畫卷。

在小說中，作者不僅成功地塑造了非洲海歸懦弱無能、無所作為、深陷精神危機難以自拔的典型形象，還呈現(xiàn)了普通非洲民眾陷入各種現(xiàn)實困境而無法自拔的悲劇命運。在這部小說中，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關(guān)于這個咸味的甘蔗的隱喻。昆波回來后一直在尋找他童年時期品嘗到的甜味的甘蔗，但是卻發(fā)現(xiàn)那些甘蔗不再是甜的，而是咸澀的。

甘蔗從甜變咸的轉(zhuǎn)變一方面象征的是馬拉維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尤其是土地所有制的變化。在殖民統(tǒng)治之前，馬拉維的土地所有制主要基于部落習慣法。土地并非個人所有，而是由部落或家族共同擁有，個人只有耕種權(quán)。19世紀末，馬拉維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被稱為尼亞薩蘭。英國殖民者通過一系列政策改變了土地所有制。英國殖民當局將土地出售給白人種植園主，推行單一經(jīng)濟作物種植制度（如咖啡、茶葉、煙草等），并掠奪廉價勞動力。獨立后，馬拉維政府試圖解決土地分配不均的問題，但進展緩慢。土地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提高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和保障農(nóng)民權(quán)益，但由于歷史遺留問題和經(jīng)濟限制，效果有限。恩戈貝小時候吃到的甘蔗是由馬拉維個人耕種的甘蔗地，他吃到的是免費的甘蔗，是甜味的甘蔗，而他讀完博士以后回到馬拉維，吃甘蔗只能跑到種植園主那兒去偷或者買，吃到的甘蔗是咸澀的。此外，甘蔗的轉(zhuǎn)變也象征著主人公昆波本人和家庭的轉(zhuǎn)變。他從一個少時勤奮好學，斗志盎然的青年學子轉(zhuǎn)變?yōu)橐粋€讀完博士歸來卻軟弱無能，深陷精神困境的海歸知識分子，而他的家庭和故鄉(xiāng)也從他童年時期的幸福美滿到他回來之后的分崩離析，物是人非。

這部小說中反映的是非洲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流散知識分子回到故國家園后的精神困境。這讓我想到中國的海歸知識分子小說，比如錢鐘書的《圍城》。錢鐘書通過海歸知識分子方鴻漸的經(jīng)歷，批判知識分子的虛偽、軟弱和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特別像恩戈貝筆下的主人公昆波。

肯尼亞作家恩古吉·提安哥（Ng?g? wa Thiong'o）及其部分作品封面

袁俊卿：提到土地問題，我們不得不提東非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恩古吉·提安哥（Ng?g? wa Thiong’o，1938—2025）。他在東非第一部英語小說《孩子，你別哭》（Weep Not, Child，1964）以及《一粒麥種》（A Grain of Wheat，1967）、《血色花瓣》（Petals of Blood，1977）、《我想結(jié)婚時就結(jié)婚》（I Will Marry When I Want，1982）、《戰(zhàn)時夢》（Dreams in a Time of War: A Childhood Memoir，2010）、《中學史》（In the House of the Interpreter: A Memoir, 2012）、《織夢人》（Birth of a Dream Weaver: A Memoir of a Writer’s Awakening，2016）等作品中持續(xù)聚焦土地問題?？傮w而言，歐洲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統(tǒng)治使得非洲的土地問題政治化和種族化了，土地具有了“黑”與“白”的屬性，它與權(quán)力、自由、文化、身份、民族和家園等問題深度纏繞在一起，往往牽一發(fā)而動全身。

在恩古吉的小說中，土地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問題和種族問題，它還對非洲人的精神世界和內(nèi)心世界產(chǎn)生了重要且持久的影響。許多人在精神上、心理上和文化上已然處于一種“離鄉(xiāng)”的狀態(tài)，這種“離鄉(xiāng)”狀態(tài)可以作如下理解：一、非洲人的土地遭到侵占，家園被損毀，只能離開家鄉(xiāng)，漂泊他處；二、非洲原住民接受了西式教育和本土教育的雙重塑造從而在其腦海中同時具備了一種雙重意識，既有本土觀念又有西式價值觀；三、有相當一部分非洲人攜帶著本土文化因子到海外求學、工作和游歷，在本土文化和異域文化之間既依附又剝離。

對于恩古吉來說，以上三種狀態(tài)他都親歷過。1895年，肯尼亞成為英國的保護地，1920年改為殖民地。當他于1938年出生時，祖輩們的土地已經(jīng)被殖民者奪走。他就讀的“聯(lián)盟中學”創(chuàng)建于1926年，是一所教會學校，由蘇格蘭教會、圣公會、衛(wèi)理公會和非洲內(nèi)陸教會合辦，教育模式模仿的是美國南方的黑人土著和非裔美國人的教育體制；他當時就讀的烏干達馬凱雷雷大學也是英國倫敦大學的一所海外學院。1956年，他加入肯尼亞童子軍，宣誓效忠上帝和英王；他曾接受天主教的洗禮，取名詹姆士·恩古吉，直到1969年，又改回了恩古吉·瓦·提安哥這個名字。在完成小說《血色花瓣》之后，他便放棄了英語寫作，改用本土語言吉庫尤語寫作。由上可見，西方文化對恩古吉有著很大的影響，但傳統(tǒng)文化又根植于他的血脈之中，這兩種文化之間的張力可想而知。

1977年是一個轉(zhuǎn)折之年。恩古吉·提安哥和恩古吉·瓦·米里（Ngugi wa Mirii，1951—2008）用吉庫尤語合寫的戲劇《我想結(jié)婚時就結(jié)婚》在利穆魯（Limuru）的一處露天劇場上演。該劇批評了后殖民時代肯尼亞的不公平與暴力，激怒了當時的肯尼亞副總統(tǒng)丹尼爾·莫伊（Daniel Moi，1924—2020）。同年底，恩古吉未經(jīng)審判就遭到逮捕，被關(guān)押在卡米提最高安全監(jiān)獄（Kamiti Maximum Security Prison），直到1978年12月才獲釋。之后，他便丟掉了教職，家人也遭到騷擾，這迫使他流亡海外，先后輾轉(zhuǎn)于英國和美國。流亡就意味著離開那塊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前往他國，在恩古吉這里，“土地”從一個真實存在、可感可觸的實體變成了一個縈繞腦海的“概念”，一處可望而不可即的家園。他在《德丹·基馬蒂的審判》（The Trial of Dedan Kimathi, 1976）和《一粒麥種》中塑造的民族英雄德丹·基馬蒂和基?？ㄔ?jīng)為了土地和自由奔走呼號，為民請命，不惜犧牲性命，而當國家真的獨立之后，恩古吉卻在政治高壓下走向了流亡之路。2004年8月，當時已流亡22年的恩古吉攜妻回國，但在抵達內(nèi)羅畢兩周之后，武裝歹徒就搶劫了他的公寓，偷走他的電腦和現(xiàn)金，他的妻子也遭到強奸。盡管他聲明，肯尼亞是自己的國家，發(fā)誓要“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肯尼亞，但不得不承認，他的阻力是相當大的，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流散”者。

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 ）與其戲劇《死亡與國王的侍從》劇照

朱偉芳：大部分非洲諾獎作家其實都是流散者，他們都有著豐富的流散經(jīng)歷。我先來談一談1986年尼日利亞諾獎得主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 ）。索因卡早年到西方留學，在英國利茲大學修讀英國文學專業(yè)，后來在倫敦皇家宮廷劇院擔任校對員、劇本編審和編劇等職，并逐步開始他的戲劇創(chuàng)作。1960年，尼日利亞獨立以后，索因卡回到國內(nèi)，繼續(xù)創(chuàng)作了多部關(guān)注國內(nèi)社會問題的作品。到了1964年，他因為不滿當局的行為辭去教職并且因為抗議選舉被短暫監(jiān)禁。1967年，尼日利亞內(nèi)戰(zhàn)爆發(fā)，索因卡再次被逮捕入獄，直到1969年獲釋。因為對尼日利亞政府極度不滿，失望的索因卡去了法國南部的一座農(nóng)場隱居。1972年，索因卡在英國的劍橋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三年后，他移居加納，成為非洲重要雜志《轉(zhuǎn)型》（Transition）的編輯。在流亡期間，索因卡還曾多次前往美國參加學術(shù)活動和戲劇演出。1975年，索因卡曾短暫地回到了尼日利亞，受邀成為多所大學的教授。八十年代時，他成為耶魯大學客座教授，頻繁往返于美國、英國和非洲各國。到了90年代初，尼日利亞開始獨裁政治統(tǒng)治，索因卡再次離開故土，僑居美國。2016年，索因卡因為不滿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重新回到了尼日利亞。

索因卡這種頻繁往返非洲和西方國家的豐富流散經(jīng)驗使得他對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當時我記得在課上有一位博士生是專門研究非洲戲劇的，她發(fā)現(xiàn)一個很好的問題，她說《死亡與國王的侍從》這部戲劇大部分的解讀都是非洲與西方的文化沖突而導致的悲劇，但是索因卡本人其實在這部戲劇的一開始寫了一個“作者注”，這個在中文的譯本里是沒有的，所以中國讀者沒有看到。這個戲劇是基于一次真實的歷史事件改編，其他作家也曾以此為素材創(chuàng)作過戲劇，還被一家德國電視公司改編成了電影。索因卡提到，“這類主題的不幸之處在于，它們一旦被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就會被輕易貼上‘文化沖突’的標簽，這是一個帶有偏見的標簽。除了經(jīng)常被誤用之外，它還預設(shè)了在任何特定情況下，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在本土文化所處的土地上具有潛在的平等性”。索因卡覺得有必要提醒那些想要基于此事件的創(chuàng)作者，避免陷入一種簡化傾向，而是引導他們揭示這部劇的挽歌式本質(zhì)。他強調(diào)，“殖民因素只是一個事件，一個催化性事件而已。劇中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形而上學的，它包含在埃萊辛這一人類載體以及約魯巴人的精神世界中——生者、死者和未來出生者的宇宙，以及將它們?nèi)柯?lián)系起來的神秘通道：轉(zhuǎn)變/過渡。死亡與國王的馬夫只有通過從過渡的深淵中喚起音樂，才能得到充分地體現(xiàn)”。（Wole Soyinka, 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 A Pla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 pp. 5-6） 在《死亡與國王的侍從》中，他通過劇中人物的復雜心理和行為，展示了非洲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是相互影響和滲透的，而并非完全對立。例如，劇中艾雷辛的兒子歐朗弟雖然接受了西方教育，但最終選擇回歸傳統(tǒng)，替父完成自殺儀式，這一情節(jié)反映了文化身份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他想要強調(diào)的是，文化并非一成不變，而是處于不斷的變化和互動之中。在這部劇中，他通過約魯巴傳統(tǒng)與西方文化的碰撞，探討了文化認同、責任與犧牲等主題，而不是簡單地將文化沖突歸咎于殖民主義。我認為這種對文化本質(zhì)的深刻思考其實與作家的流散經(jīng)驗密不可分。作家因為不停地流散和往返于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才得以對多元文化的交織和互動有更深刻的認識和體會，而不是簡單地用二元對立的文化沖突論來解釋一切。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1948— ）及其部分作品封面

袁俊卿：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1948— ）在《絕妙的沉默》（Admiring silence，1996）、《海邊》（By the Sea，2001）、《遺棄》（Desertion，2005）、《最后的禮物》（The Last Gift，2011）等系列作品中塑造了許多“沉默”的非洲流散者，他們游離于母國和移居國的夾縫中，面臨著種族歧視、身份迷失、階級壓迫和家園失落等諸多困境，從而感到一種羞恥感、無價值感和自卑感。他們無法言說自我，“是”其所“不是”，難以獲得主體性的身份認同?？梢哉f，他們的“沉默”狀態(tài)就是其母國在全球化的國際權(quán)力關(guān)系體系中的處境的象征。通過呈現(xiàn)相關(guān)人物的相似性遭遇，古爾納“毫不妥協(xié)并充滿同理心地深入探索著殖民主義的影響，關(guān)切著那些夾雜在文化和地緣裂隙間難民的命運。”

在《最后的禮物》最后一章，一生沉默寡言的非洲第一代移民阿巴斯最終突破了夯筑在其周身的種種圍墻，對著妻子瑪利亞姆給他買的錄音機敞開了心扉，吐露了自己的真實際遇。我們可以說，打破沉默，開始言說本身意義非凡。但令人懷疑的是，阿巴斯留下的這件“最后的禮物”是對“物”的講述，不是面向“人”的訴說，也即，阿巴斯仍無法面對真實的、活生生的人吐露心跡，而且，知道他的故事的人僅限于他的家人，從這個維度來說，“阿巴斯”在英國社會依舊是沉默的。他的妻子瑪利亞姆是一名棄嬰，不知道自己“是”誰。“她的名字叫瑪麗亞姆，他們不讓我留下她。”縱觀整部作品，這其實就是瑪利亞姆的母親留給她的唯一一句話。她的母親是誰，我們不得而知，而不知道母親是誰，瑪利亞姆也就很難確定自己的身份。瑪利亞姆不僅失落了“身份”，還遭到“家人”的圍攻，“沉默”在所難免。漢娜和賈馬爾是第二代移民的代表，他們出生并成長在英國，在自我身份認同上是英國人，但他們的膚色以及所謂的“出身”令其難以得到英國白人社會的認可。為了使自己更加“英國化”，漢娜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安娜，不僅如此，她還以白人的視角審視并歧視身在英國的非洲黑人。但安娜在她的男友及其家人面前，又是沉默、失語的。她很清楚，面對尼克的父母，會有種被審視的感覺，“她將別無選擇，只能設(shè)法取悅，然后順從，裝傻。”無論是尼克的叔叔迪格比，還是尼克妹妹的男友安東尼都認為安娜不“英國”，盡管安娜就出生并生活在英國。迪格比追問安娜是哪里人，以及安娜成為英國人之前是哪里人，甚至打聽安娜的父親從何而來。面對種種凝視、追問、疑竇和心照不宣的打量，安娜毫無反手之力，成為一位在場的沉默者。她既不屬于“非洲”也不屬于“英國”，但是她的身上又同時具備“非洲”和“英國”這兩地的諸種要素，從而處于一種尷尬的境況中。這就是安娜等第二代移民群體的困境所在，她們處在“非洲”和“英國”這兩個場域中間的“懸浮”狀態(tài)，無法在任何一方落地生根，產(chǎn)生主體性的歸屬感。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J.M. Coetzee，1940— ）及其部分作品封面

朱偉芳：剛才提到的兩位諾獎作家可以分別看作是異邦-本土流散和異邦流散的代表，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達不同的流散思考。還有一位非洲諾獎作家是白人作家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J.M. Coetzee，1940— ），他可以被看作是殖民流散的代表。

庫切在南非荷蘭裔家庭長大，本科期間在南非開普敦大學獲得文學和數(shù)學學士學位，之后前往倫敦進入IBM從事計算機軟件開發(fā)工作。在英國期間，庫切研究過現(xiàn)代派作家福特，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在英國生活四年后，他覺得自己無法擺脫在南非生活的陰影，于是又去了美國。在美國研究現(xiàn)代主義作家薩繆爾·貝克特，獲得了博士學位。在美國讀博期間，庫切在圖書館里閱讀了大量歐洲人在南非的游記和回憶錄，正是基于此，他又開始回歸和重新審視他想要逃離的故土。這是一種十分矛盾復雜的心緒。他通過對南非的歷史現(xiàn)狀、歷史書寫和歷史話語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思考，對小說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從庫切的流散經(jīng)歷來看，他長期在南非生活，經(jīng)歷了種族隔離制度的黑暗與壓迫，后來又移居澳大利亞，這種從故土到異鄉(xiāng)的轉(zhuǎn)變，使他深刻體會到身份的錯位、文化的沖突以及對歸屬感的追尋。這種流散體驗滲透到他的創(chuàng)作中，影響了他對女性角色的塑造。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對流散女性的關(guān)注。

在作品《?！罚?em>Foe，1988）中，蘇珊（Susan）在海山遇險，流落荒島。她的流散狀態(tài)不僅是地理上的流離失所，更是社會身份的喪失和邊緣化。在荒島上，她與魯濱遜（Crusoe）和星期五（Friday）相處，但她的聲音和經(jīng)歷被魯濱遜所忽視和壓制。蘇珊娜的流散經(jīng)歷象征著女性在男性主導的社會和敘事中被邊緣化的困境。在小說《恥》中，露西生活在南非的鄉(xiāng)村，面臨著種族、性別等諸多方面的困境。她的遭遇反映了南非社會中女性的邊緣化和被壓迫的現(xiàn)實。從流散的角度來看，露西的處境可以被視為一種“精神流散”的隱喻。她雖然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因為種族隔離制度的余毒、父權(quán)社會的壓力等因素，失去了對自己生活的掌控，無法真正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這與庫切自身的流散感受有著內(nèi)在的呼應，都體現(xiàn)了一種在異質(zhì)文化環(huán)境或社會結(jié)構(gòu)中被邊緣化、被放逐的狀態(tài)。同時，露西在面對困境時所表現(xiàn)出的堅韌和無奈，也反映了流散者在異鄉(xiāng)或異質(zhì)環(huán)境中求生存、求認同的復雜心理。她試圖在破碎的社會秩序中尋找一種自我救贖的方式，但又常常感到無力和迷茫。這種心理狀態(tài)與庫切在流散過程中對自身身份、文化歸屬等問題的思考和掙扎有著相似之處。

庫切通過這些女性角色的塑造，不僅展現(xiàn)了南非社會中女性的生存現(xiàn)狀，也將自己的流散體驗融入其中，使作品具有了更深刻的文化內(nèi)涵和社會意義。他通過對女性角色的刻畫，探討了身份、文化、性別等諸多問題，反映了流散者在異質(zhì)環(huán)境中的孤獨、迷茫和對歸屬感的追尋，同時也表達了對社會不平等、人性困境等問題的深刻思考。

當下研究存在的問題

朱偉芳：首先，我認為是對西方理論的依賴和本土話語的缺失。我們在分析非洲文學文本中，尤其是用英語或者法語這類用殖民語言寫就的非洲文學時，第一反應就是要用西方的理論資源來解讀。這種傾向不僅反映了學術(shù)研究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也忽視了非洲本土文化和知識體系的獨特性和價值。這種依賴西方理論的現(xiàn)象，使得非洲文學的解讀往往被置于西方的框架和標準之下，而無法充分展現(xiàn)其自身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中國學者研究非洲文學，應該更加關(guān)注非洲本土學者他們說了什么，是如何解讀這些作品的，他們的思想觀點是什么。

我想到前不久看到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文學透視中的區(qū)域研究新視野——從恩古吉的“全球辯證法”看非洲國際關(guān)系思想》。這篇文章突破了傳統(tǒng)國際關(guān)系研究的單一學科視角，將文學研究與國際關(guān)系研究相結(jié)合，提出了“文學透視”這一新穎的研究方法。通過分析非洲文學作品，尤其是恩古吉的“全球辯證法”思想，來透視非洲國際關(guān)系思想，為區(qū)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此外，以往的區(qū)域研究往往忽視了非洲本土國際關(guān)系思想等非西方知識體系。這篇文章聚焦于這些傳統(tǒng)學科視野中的“盲區(qū)”和“邊緣地帶”，挖掘非洲文學作品中蘊含的國際關(guān)系思想，拓展了區(qū)域研究的邊界。非洲本土作家恩古吉的思想強調(diào)“去中心”原則、全球互聯(lián)性以及辯證運動帶來的革命想象，為理解非洲在國際關(guān)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論資源。這一點值得我們做文學研究的學者借鑒。此外，研究中還存在語言霸權(quán)的問題，非洲的英語文本和文獻關(guān)注最多，法語其次、而非洲葡萄牙語、土著語創(chuàng)作的文本關(guān)注和研究較少。國內(nèi)研究非洲英語文學、法語文學的學者應當積極與非洲小語種學者、教師進行學術(shù)交流和合作，促進多語種資料的整合與共享，打破語言壁壘，推動非洲文學研究的多元化發(fā)展。

第二個問題是研究對象的局限性。目前非洲文學研究中，學者們往往集中于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一些在國際上獲得廣泛認可的知名作家的研究。這些作家的作品固然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和影響力，但過度集中于他們，容易導致對其他優(yōu)秀作家和作品的忽視。在研究體裁方面，小說占據(jù)了主導地位，而其他文學體裁如詩歌、戲劇、文論等則被相對忽視。這種現(xiàn)象導致對非洲文學的整體理解不夠全面。黃暉老師于2016年發(fā)表的論文《非洲文學研究在中國》中對2016年以前非洲文學在中國的研究進行了綜述。到現(xiàn)在將近快過去十年，其中提到的現(xiàn)狀目前或許有所改善，但是仍有大片空白和問題需要我們?nèi)ヌ剿?。在流散研究方面，目前研究仍舊集中于大國、到海外獲獎流散作家的作品，也就是說關(guān)注異邦流散比較多，本土流散關(guān)注度不夠。此外，過度聚焦西部非洲的尼日利亞、南部非洲的南非等國家，而東非、中非等區(qū)域中有較多國家的文學發(fā)展被忽略。

第三個問題是方法論困境。首先由于殖民時期流散者手稿、口述史資料散佚，因此制約了歷史脈絡(luò)梳理。我們國內(nèi)的研究通常是對歐美學者對非洲研究的轉(zhuǎn)述，而非通過直接參與田野調(diào)查的第一手資料。

第四個問題是學術(shù)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問題。歐美出版社傾向于選擇那些符合西方刻板印象的非洲文學作品，即那些過度強調(diào)戰(zhàn)爭、貧困、疾病等負面主題的文本。例如，獲得凱恩獎的肯尼亞作家賓亞瓦納·瓦伊納伊納（Binyavanga Wainaina, 1971—2019）指出，西方評委更傾向于支持那些只寫非洲陰暗落后一面的作品，而關(guān)于非洲現(xiàn)代化生活的內(nèi)容則被忽視。這種選擇標準使得非洲文學在國際傳播中呈現(xiàn)出單一化的形象，忽視了非洲社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此外，非洲大學的研究經(jīng)費和出版資金嚴重不足，這限制了本土學者對非洲文學的深入研究和學術(shù)觀點的發(fā)表和傳播。因此，我們能看到的非洲本土學者發(fā)聲也較為有限，這提醒我們應當加強廣泛的田野調(diào)查，并與本土學者進行直接的溝通和訪談。不過，隨著更多人意識到世界文學文化的多樣性，相信有更多學者會加入到非洲這片大陸的各個研究領(lǐng)域中去。許多存在的問題將得到逐一攻破，跨學科融通的研究模式將被廣泛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