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張未注明日期的照片里，他的側臉凝固成一道剪影。他用平靜而銳利的眼神注視鏡頭，顯露出深邃、擅思的氣質。他有多重身份：差點成為老師的模范生、被解雇的編輯、詩人、唯一目睹納粹焚書的作家、反戰主義者……但最為人熟知的，仍是“兒童文學作家”這一頭銜。他的作品《埃米爾與偵探》《兩個小洛特》《動物會議》《飛翔的教室》伴隨數代德國孩子成長，被譯為七十余種語言，傳至世界各個角落孩子們的桌前與枕邊。他就是埃里希·凱斯特納（Erich K?stner）。

照進暗影的光：現實主義童話

1899年2月23日，凱斯特納出生于德國東部城市德累斯頓。他的家庭并不富有，父親埃米爾曾開設馬具店，后在工廠工作，母親伊達在家縫制衣服，后開辦家庭美發沙龍。作為獨生子，凱斯特納從青少年時就常幫母親的忙，這段生活在他1929年出版的第一部兒童小說《埃米爾與偵探》中留有痕跡。埃米爾和他一樣，會體恤母親的辛苦，在母親的店內幫忙，也努力考取好成績讓母親高興。

或許出于童年所經歷的貧窮和家庭影響，在凱斯特納的筆下，明面與暗面總是共生共長，如同在陽光投下的地方，影子也始終相伴相隨。他拒絕給童年籠上夢幻的玫瑰色濾鏡，而是承認孩子們也會遇到很多苦惱、憂愁，甚至痛苦。

“一個成年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少年時代忘得一干二凈？以至于他有朝一日全然不知，孩子有時是多么悲傷和沮喪呢？（趁著這一機會，我全心全意地請求你們，一定不要遺忘自己的童年！……）”（《飛翔的教室》）

他拒絕粉飾童年，也從不諱言那些可能給孩子心靈蒙上陰霾的事物：盜竊、貧困、離婚、階級差異、戰爭、親人失散……埃米爾來自貧寒家庭，母親辛苦攢下的140馬克在火車上被盜走；《兩個小洛特》中的雙胞胎在夏令營相認，才發現因父母離異彼此之前不知曉對方的存在；《小不點和安東》中的兩個好朋友，一個家境富裕，一個生活貧寒……凱斯特納慣用冷靜而幽默的筆調指出，成人世界中的煩惱與困頓也會以各種方式積壓到孩子的肩頭，孩童不會因為年幼而被隔絕在時代或際遇的陰影之外。

然而，凱斯特納并未淪為消極的現實主義者，即便有陰影的籠罩，他也始終愿意留下一線縫隙，讓溫暖的陽光照進來。憑借勇氣與智慧，主人公們總能找到辦法解決問題，逢兇化吉：埃米爾得到了柏林孩子們的協助，追回了被盜的錢；雙胞胎促使父母重修舊好；安東敏銳地識破小不點家保姆的陰謀，他和母親也得到了幫助……當讀者因人物的遭遇而扼腕惋惜或心境沉重時，凱斯特納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打破了沉悶氣氛，讓讀者感受到愛、友誼、真誠和善意。這種現實主義的溫柔變奏，并非有意構建一個純然的烏托邦，而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告訴讀者：盡管世界有時被陰霾籠罩，但做一個正直而良善的人，未來就有希望迎來轉機。

重訪童年：與孩子們站在一邊

凱斯特納有一句流傳廣泛的名言：“大多數人像對待一頂舊帽子一樣把自己的童年丟在一邊，把它們像一個作廢的電話號碼那樣忘得一干二凈……只有那些已經長大、卻保持著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凱斯特納不認為成熟需要拋卻童真的一面，或是剝離成長時留下的種種痕跡，而是始終強調童年對于“完整”之人的重要性，這一宣言本質是對成人異化的反抗。

《埃米爾與偵探》1929年德語初版

在他的書中，孩子是未來世界的希望，也是需要成年人了解、信任、關懷的對象。于是他化身成一個個人物，或是成為通情達理的大人，給予主人公支持、幫助與理解；或是以“凱斯特納先生”的身份直接在文本中現身，親切而友善地與人物或讀者對話。《埃米爾與偵探》中，當埃米爾無助時，一位先生相信他，幫助他，最終在故事結尾被揭示為記者“凱斯特納先生”。而凱斯特納在現實中的確當過記者，現實與虛構在此交織纏繞，凱斯特納仿佛真的進入了故事的世界，為讀者創造了可供想象肆意馳騁的空間。這一介入絕非自戀或炫技，而是向讀者傳達隱秘的承諾：“我看見了你們的處境，我會與你們同在。”

同樣，在《飛翔的教室》開篇，他坦率與讀者分享故事的寫作過程，以本人的“現身”和孩子們建立信任關系，讓他們感受到自己的情感被認真對待。他寫道：“是因為一個弄壞了的洋娃娃而哭泣，還是因為某天失去了一個朋友而哭泣，這并不重要。人生中重要的并不是為了什么而悲傷，而是人當時有多么悲傷。說實話，孩子的眼淚并不比大人的眼淚小，甚至時常還更沉重呢。”他勸誡孩子們，即使“生活是一只巨大碼的拳擊手套”，被打了一拳后，依舊可以爬起來繼續前行。德國作家、文學評論家卡特琳·赫恩萊因（Katrin H?rnlein）與佛克·衛德曼（Volker Weidermann）形容他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這用來評價凱斯特納筆下的童年恰如其分。

他的作品中也塑造了許多具有“教父式”溫度的成年人，他們并非不茍言笑的監護人或高高在上的權威，而是類似于“教父”的存在，既有權威的可靠，又值得孩子們信任和依賴。比如《飛翔的教室》中理解孩子行為、不施懲罰的教師伯克，他的共情和理解消弭了在規章壓力下，個體情感與集體規約間的緊繃張力，他真正“看見”了行為背后的動機；又如《袖珍男孩兒》中收養袖珍小人馬克斯、給予其教育與愛的魔術師波克斯教授。這些角色保留著成年人心中孩子的那面，他們是凱斯特納心目中理想的教育者，也是“真正的人”。這些“教父式”的成人固然溫暖，卻也不免帶有烏托邦色彩。在現實中，他本人因隨性表達被報社解雇，之后又因反戰立場被納粹封殺，這些挫敗是否暗示了現實中理想教育者的稀缺？或許，這正是他堅持書寫兒童的原因，未被規訓的童心里，完好地保存著能夠驅散黑暗的火種。

呼喚和平：孩子們值得擁有更好的世界

凱斯特納曾在一戰期間進行了一年的入伍訓練，親歷了殘酷無情的戰爭對人性的碾壓后，他成了堅定的反戰主義者。他曾戲仿歌德的《迷娘曲》“你可知，那檸檬花盛開的地方？”，寫下反戰詩《你可知，那大炮盛開的地方？》（1927）。他未直接描寫戰爭，而是用日常的語言為軍事化的德國繪制速寫，批判人們對權力和軍事的崇拜以及對理性的背離。

凱斯特納的隱憂成為現實，1933年納粹上臺，在柏林倍倍爾廣場點燃大火，“凈化”所謂的“墮落”“非德意志”的書籍。他的作品中，只有《埃米爾與偵探》幸免于難。而凱斯特納就在現場，站在圍觀的人群中，目睹自己的作品被納粹扔進熊熊火光。他在納粹統治下依舊留在德國，既因為不忍心離開母親，也希望成為這一段歷史的見證者和記錄人，但“第三帝國”并未成為他預想的偉大小說的題材。

二戰結束后，凱斯特納出版的第一部小說是《動物會議》（1949），這是一則呼吁和平的政治寓言。故事中，動物為人類戰爭與災難憂心忡忡，召開會議，要求簽署和平協定，最終藏起了所有的孩子，逼迫大人放棄軍隊與邊界，為孩子們創造一個和平的未來。凱斯特納用幽默和夸張的情節，諷刺了官僚主義和人類社會的權力爭斗，讓動物們出面給人類提供解決方案，廢除軍隊和槍械則體現了他的反軍國主義立場，而邊界的消失或許是他心中對“天下大同”這一希冀的樸素設想。

戰后凱斯特納定居慕尼黑，擔任《新報》藝術編輯，出任西德筆會中心主席，也是慕尼黑國際青少年圖書館的創始人之一。他曾在《飛翔的教室》中警示：“一切荒謬的發生，不僅是做壞事之人的責任，那些沒有阻止的人也難辭其咎。”不同于早期的冷眼旁觀，他在后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在游行中發表演講，反對核武器和越戰，親身參與呼吁人們對和平的珍視。八十年過去，戰爭的炮火聲仍在世界許多地方回響，而凱斯特納的作品留了下來，甚至在瘡痍滿目的大地上更顯挺立。他留給我們的，不僅是對黑暗的痛斥，更是一副兒童的望遠鏡：借由童真的目光，讓成人重新審視自我，與孩子們共同看向一個更為光明的未來。

許多人或許料想不到，早在1934年，凱斯特納的作品就進入了中國。在《埃米爾與偵探》出版五年后，林雪清將其譯介到國內，題為“愛彌兒捕盜記”，成紹宗譯本《小偵探》也于同年出版。在如此短暫的時間里，跨越地理和語言的藩籬，這位德國的兒童作家能夠被有心的譯者翻譯，在遙遠的亞洲獲得一席之地，與他的作品散發出的魅力和趣味密不可分。直到今天，他的作品仍在不斷得到翻譯和重印。凱斯特納對孩子們的關切、對勇氣和智慧的頌揚、對和平的呼喚，讓他的作品具有了超越時代和地域的生命力。就像作品中多次出現的“凱斯特納叔叔”一般，他始終親昵地給予讀者們安慰：我們可以面朝光亮，我們始終擁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