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兆騫

鐵馬夜嘶千里月，

雕旗秋倦萬重云。

——顧嗣協《題宋宮贊藥州北征圖》

峻青和孫犁、柳青、梁斌、劉知俠、陳登科等作家一樣，都是來自延安等革命根據地的小說家。他們一直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壇的小說創作主力，描寫工農兵革命斗爭的優秀小說，大多出自他們的手筆。寫短篇小說較為精彩者，峻青當之無愧。

短篇小說是小說中的輕騎兵，篇幅雖短，文字有限，但好的短篇往往能熔鑄極為厚重的生活內涵，能在一些生活場景中塑造出堪稱典型性格的人物，窺一斑而知全豹，以一目盡傳精神之法，寫出人物的一生命運。孫犁的《山地回憶》、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王愿堅的《黨費》都是膾炙人口、名噪一時的精品。

長期參加抗日民主政府工作，結合家鄉膠東半島革命根據地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峻青以極大的創作熱情寫就的《黎明的河邊》，就屬于其中的精品。小說通過驚心動魄的戰斗故事和鮮明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了當代歷史脈搏與時代精神，激蕩著一股激動人心的力量。

筆者的書房，懸有一幅彩色水墨畫——《奇石牡丹》。觀之，讓人想起宋代張孝祥《浣溪沙》中的那句：“妙手何人為寫真，只難傳處是精神。”夠不上珍品，但有典雅活氣。此畫，乃作家峻青所贈，畫上題曰：“兆騫賢侄雅賞，峻青癸亥年夏。”

癸亥年即1983年夏，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一次到承德的避暑消夏活動，正巧收到作家峻青來信，說他在避暑山莊度假，筆者便與同事乘社里的大轎車到了承德。

峻青住處，離我社人員下榻的賓館不遠。筆者常常在夕陽快沉落之時，一個人跑到他那里。我們約好一起在他住的酒店庭院里，吹著習習涼風吃晚飯。他和夫人陪著筆者。幾盤精致的時令小菜，一碟黃醬，幾棵洗凈的大蔥，還有幾張山東煎餅，是峻青特意讓夫人準備的。解放后，峻青調到上海多年，本邦菜雖精致，但他不改山東人吃煎餅裹大蔥的習慣。他笑笑，用手指著醬、蔥、煎餅，用濃重的山東口音說：“這里有太多的鄉愁喲！”

筆者在20世紀80年代初聽過這句話。當時，筆者到上海見陳伯吹，住在《兒童時代》出版社。那時，在《兒童時代》當編輯的王安憶還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姑娘。峻青得知，就把筆者接到他家。也是吃晚飯時，他夫人做了一桌雞、鴨、魚、肉，十分豐盛，但在峻青面前，夫人偏偏擺了一盤煎餅、一碟黃醬、幾棵大蔥。峻青見筆者不解，笑著用濃重山東口音說：“沒辦法，這里有太多的鄉愁喲！”

峻青喜歡筆者，可能是因為1979年，他的增訂本《黎明的河邊》在筆者工作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一次，峻青到社長嚴文井的東總布胡同宅第去拜訪。筆者正好在場。筆者十幾歲就認識嚴文井先生。兩家住得很近，那時筆者正在做文學夢，便經常到他家請教文學問題。筆者見到峻青，很高興，告訴他從上大學時就喜歡這部作品。說著說著，筆者背誦了他于1959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秋色賦》里的篇什。他推了推碩大的眼鏡，含笑點頭。

談到戰爭小說時，筆者說，中國文學對戰爭的敘述，大多強調民族、國家立場和意識形態立場，像丘東平《沉郁的梅冷城》那樣對戰爭的敘述維度——特別勇敢看到戰爭本身的酷烈和野蠻的，并不多見。《黎明的河邊》，對戰爭的“蠻”性的分寸感，掌握得特別好，小說不是在表現戰爭本身，刻意表現殺戮，而是通過鮮明的藝術形象來傳達戰斗的驚心動魄，來表現人民大眾的愛國熱情，來歌頌革命英雄主義。

筆者在嚴文井先生面前，總是口無遮攔。他瞪著筆者道：“年輕人，請從戰士、戰斗和戰爭中的人這個真實而堅固的鐵三角的視角進入戰爭，進入關于革命戰爭的闡述，好不好？”

從峻青眼鏡后面那雙發亮的眼睛來看，他對筆者的信口雌黃有興趣。

1984年，作家龐瑞垠交給筆者他寫的《東平之死》。筆者編發在當年第五期《當代》上，不久，《小說選刊》轉載，在文學界產生不小的影響，并引起了一場對丘東平其人其文的爭論。他對現代戰爭與人性關系獨到的認知和表現，受到尊重。后來，筆者與峻青談到丘東平。峻青讀過丘東平的作品。他說，丘東平對現代戰爭的體味，在于他對戰爭中的人性的揭示，從人性與文明的高度審視戰爭，有獨到思考。

筆者與峻青相交，屬于“今日樂相樂，別后莫相忘”（曹植《怨歌行》）那種友誼，來往不多，卻“千里幸相思”。筆者退休后這二十年，從煩雜公務解脫出來，鉆進書房，伏案寫書，幾乎與外界相隔。2019年8月，忽聞峻青駕鶴西去，竟未送上一程。作為海關《金鑰匙》雜志顧問，筆者正與編輯部一行到國門綏芬河海關開會，只能“故人入我想，明我長相憶”了。

峻青，山東海陽人，原名孫俊卿，1922年出生在偏僻山村的貧農家庭，只上過幾年私塾。十三歲時，他的母親和妹妹相繼病餓而死，他只能到鄰村一家花邊廠當童工。他在工廠干重活，還要和廠主家的長工到田里干農活，和牛倌一起放牛，和廚師下廚做飯，甚至推磨、壓碾，累得死去活來。三九寒冬天，他要在雞叫前砸開河冰，在冰水中洗衣服。他常用腳踏車馱著一二百斤的貨，翻山越嶺，往城鎮送……

與長工、伙計、牛倌生活在一起，又經常到城鎮送貨，讓峻青熟悉和了解社會階層各種人物的同時，又接觸和吸收了大量的民間口頭文學。他學會了各種各樣生動形象而富有表現力的民間語匯，知曉了各階層的生活、習性、風土人情及歷史掌故。這一時期，他讀到了《三國演義》《水滸傳》《三俠五義》等書。更重要的是，這片土地民風彪悍，父老鄉親有著反抗階級壓迫、反抗外邦侵略的斗爭精神和傳統，因此，他自幼就崇拜英雄，仰慕豪杰。

膠東半島又是老革命根據地，早在大革命時期，共產黨組織就十分活躍。席卷了大半個膠東的“一一·四”大暴動，就發生在他家鄉，強烈地叩擊著他童年的心。暴動被鎮壓，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但斗爭的火焰沒有熄滅。在那些恐怖的黑暗日子里，鄉親們傳頌著黨繼續斗爭的好消息。抗日戰爭爆發，他參加了革命隊伍。在革命隊伍中，他受到黨的培養，接受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文化水平。他有機會閱讀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特別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和蘇俄文學作品。

1941年，十九歲的他寫了第一個作品——《風雪之夜》。這是一部描寫爭取偽軍反正的劇本，在農村劇團上演，配合瓦解敵人的工作。接著，他又創作了《黎明之戰》《減租后》《馬石山上》《張修的轉變》《小偵察員》等短篇小說，同時寫下大量的詩歌、鼓詞、山東快書、散文、通訊、報告文學等。其間，他甚至學會了繪畫。

他在《我的自傳》里說：

因為當時是在戰爭環境中，一切是為了配合當時的軍事政治斗爭，所以什么形式都搞，只要斗爭需要，群眾喜聞樂見。但那個時候，我并不是一個文學工作者，也從來沒想到將來有一天會專門干這一行。那時我只是一個做實際工作的干部，而我上述的寫作，都是為了宣傳，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人人都是戰斗員，人人都是宣傳員，尤其是我們那些做基層工作的。

如他所說，峻青在整個戰爭年代，他一直做基層實際工作，一直戰斗在最尖銳、最激烈的前線，深入敵后和邊沿區工作。他還干過民運工作，搞過減租減息、反奸反霸和土地改革，又干過武工隊，搞過邊沿區和敵后的武裝斗爭，也曾像陳登科那樣干過報社和新華社前線的隨軍記者，參加過大大小小的戰役和戰斗。

總之，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峻青是以一個戰斗者，而不是以一個作家一直戰斗在火熱的斗爭中。當然，親歷戰爭烽煙，為他后來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無比壯闊的戰爭背景和豐富的素材。

1944年至1948年，峻青任膠東《大眾報》記者、《中原日報》編輯組長，開始有意識地收集戰斗生活的材料。1945年春，在海陽南部盆子山區最后的反掃蕩、反“清剿”的激烈斗爭中，他一邊端槍戰斗，一邊開始長篇小說《海陽前線》的寫作。到1946年夏，峻青已經完成了將近二十萬字。可惜，這年9月，國民黨第八軍李彌部隊進攻到淮河西岸。那天晚上，他在河東岸的李家埠村遭到武裝匪特的包圍襲擊，突圍脫險后，發現《海陽前線》二十萬字手稿被搶走了，從此石沉大海，再無消息。二十四歲的峻青，流下了眼淚。

1948年春，峻青離開膠東，隨大軍南下，轉戰中原。翌年春，他到了武漢，在湘桂交界參加剿匪和土改工作，后來進了中南局的新聞機關搞行政工作。精力旺盛、求知欲強的他，開始大量閱讀和鉆研中外名著及文學理論，同時創作小說。

1949年后，峻青歷任中南人民廣播電臺編委、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文學報》負責人。1952年冬，全國文協組織第二批作家下鄉下廠，深入生活，受邀的峻青與二十幾位作家到北京學習了一個月，制訂了反映膠東軍民革命斗爭的長篇小說《戰斗的鄉村》（后改名《決戰》）的寫作計劃。為完成這一計劃，峻青調到華東文聯，次年1月即去熟悉的膠東深入生活。1954年，峻青到了上海，有一年時間進行寫作。

1955年，峻青出版短篇小說集《黎明的河邊》，其中收錄了他自1942年以來創作的小說，有較大影響力。

1956年到1959年，峻青相繼出版短篇小說集《最后的報告》（1956）、《海燕》（1961）、散文集《歐行書簡》（1956）、《秋色賦》（1959），以及自選集《膠東紀事》（1959）。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峻青出版了長篇小說《海嘯》（1981）、短篇小說集《怒濤》（1978）、散文集《滄海賦》（1985）、《履痕集》（1986）等。

峻青的文學成就是短篇小說，他據此于20世紀50年代名滿文壇。《黎明的河邊》《老水牛爺爺》是他的成名作。

《黎明的河邊》以膠東地區的革命斗爭歷史為背景。峻青在《〈黎明的河邊〉的創作談——答青年讀者的公開信》中說：

謳歌英雄的人民和他們的子弟兵對革命的偉大貢獻，緬懷革命先烈，為他們樹碑立傳，乃是《黎明的河邊》宏大的英雄樂章。

小說的敘述者“我”，就是小說的主角武工隊長姚光中。他是昌濰平原敵后斗爭的領導者之一，也是幸存者。他在講述交通員小陳一家，為了護送他渡過被敵人嚴密封鎖的濰河而壯烈犧牲的情景時，一開始就聲明自己不是英雄，強調真正的英雄是舍命保他渡河的小陳及其家人。他悲痛地說：“如果沒有小陳一家人，我即使不被敵人打死，也早被河水淹死了，哪里還有今天？”姚光中無疑是個革命者，他的行動也無疑證明他是英雄。從血與火的革命斗爭幸存下來的人，對革命先烈、對革命戰友的喋血犧牲，都懷有刻骨銘心的懷念感激和崇敬之情。《黎明的河邊》就是通過姚光中的敘述，把這種感情訴諸筆端，以驚心動魄的戰斗故事和鮮明的藝術形象表達出來。

除了《黎明的河邊》，峻青還寫了不少反映革命戰爭，為英雄人物高唱贊歌的作品，如《交通站的故事》《黨員登記表》《最后的報告》等。這些小說故事人物不盡相同，但都洋溢著一種激動人心的力量，引起讀者強烈的共鳴。

縱觀峻青的小說，會發現他在藝術上有獨特的個性風格，即他最擅長把人物置于劇烈、尖銳的矛盾沖突中來描摹刻畫，同時又總是運用象征、烘托等多種藝術手法，描寫彼時的環境和渲染彼時的氛圍，營造出一種慷慨悲歌的境界。

以《老水牛爺爺》這篇小說為例。小說描寫的是一個叫韋璞，人稱“水牛爺爺”的農民形象。小說寫戰爭年代，他被敵人抓捕時，猛然跳入河中，掙斷繩索，掐死叛徒的英勇，又寫他在抗洪斗爭中用身軀堵住缺口，不幸犧牲的壯舉。小說通過回憶，將歷史與現實相映，表現“老水牛”無私無畏的精神風貌。峻青在小說中一再寫那棵斑痕累累的老梨樹和迷人的月色，以及“老水牛”的愛犬“黃獅”，看似閑筆，但這是刻畫“老水牛”豐富形象不可缺少的部分，構成典型環境與典型性格和諧統一的關系。

當然，峻青小說的缺點也較明顯，有時缺乏藝術節制力，鋪張有余，而含蓄不足。到了晚年，峻青小說的生活面有了拓展，思想也趨于深邃，藝術上保持了一貫的慷慨悲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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