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適之見余，再不樂意討論老子，而別撰《說儒》新篇。在彼撰稿時，屢為余道其作意。余隨時告以己意。如是者數次。適之《說儒》終于成篇，文長五萬字，仍守其初意不變。其說既與余上古史堂上所講意義大相背馳，諸生舉適之此文設問。余遂于堂上明白告諸生，余所持與適之《說儒》不同之所在。諸生或勸余為文駁論。余告諸生：“學問貴自有所求，不應分心與他人爭是非。若多在與他人爭是非上分其精力，則妨礙了自己學問之進步。《孟子》一書，只在申孔，不在辟墨。遇兩說異同，諸生貴自有折衷。并余已將今天堂上所講，一一告之適之，不煩再為文辯論。”遂拒不為。諸生乃浼余助教賀次君即就余講堂所講撰一文，刊之北大史系同學在天津《益世報》所主辦之副刊上。適之見之，大不悅，但亦未撰文反駁。主編此副刊之同學乃欲次君別為一文自解說，次君拒之，謂所辯乃本錢師之說，不能出爾反爾。不得已，主編此副刊之同學乃自為一啟事，解說此事。自后余來香港，某君在《港大學報》上刊一文，專為討論適之說儒。余始別為一小篇，追憶前說，則已上距當時十年外矣。今余此文，已收入余之《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二集。

大凡余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上述老子孔子兩氏不過其主要之例而已。聞有北大同事之夫人們前來余課室旁聽，亦去適之講堂旁聽，退后相傳說以為談資。惟一時所注意者，亦僅為一些具體材料問題解釋之間，而于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一大問題上，則似未竟體觸及也。然孟子所謂“余非好辯，亦不得已也”，余深深了此意境。

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第169-170頁。

兄駁斥海光一函，尚未見到。弟意最好省去此等閑爭論，只求在自己一面更深入、更廣大，別人的暫置不理，靜待第三者來批判。我們必信“社會自有公論”一真理，然后總能安身立命。若果信得此一真理，則真可百世以俟而不惑，又何必急待爭辨乎？茍從反面說，則真有索解不得之苦。弟在此教書，亦深感其苦。學生筆記總怕看，看了便減少上堂興趣，因所講深處，學生總不領會，便上堂有索然掃興之心情，只有少看學生筆記，反而覺得自己講得有精采。同樣道理，對別人意見與我相異，亦只有置之一旁，不問不聞。此非深閉固拒，能多看古今大著作，自能日有長進，何必理會薄俗妄論乎！

關于殷海光一函，已由《民評》金君送來，匆匆閱過。弟意此等文字，以不發刊為是，若為討論學術，爭辨是非，亦須選擇對象。殷某殊不值往復，所論亦非學術大體。將來關于此等，鄙意只以不理為佳。拈大題目發大議論，久之自有大影響，只恐我們自己力量不夠。外界是非，如殷某之輩，無世無之。想來以前人也等閑看過，不以形之口齒筆墨，故后世遂不知耳。…君子隱惡而揚善，青天白日之下，魑魅自爾匿跡。照妖鏡不能比日月光暉，亦須照大妖。豺狼當道，安問狐貍。此非故作鄉愿之意。以上駟競下駟，亦非衛道良策也。

錢婉約編：《錢穆致徐復觀信札》，中華書局，2020年，第145，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