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河南發生大災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盤黃豆芽和兩只豬蹄，把我打發回了一九四二年。當然，這頓壯行的飯，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頓美味佳肴；同時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見得多么可觀。

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遜·福爾曼去河南考察災情，在母親煮食自己嬰兒的地方，我故鄉的省政府官員，宴請兩位外國友人的菜單是：蓮子羹、胡椒辣子雞、栗子燉牛肉、豆腐、魚、炸春卷、熱饅頭、米飯、兩道湯、外加三個撒滿了白糖的餡餅。這飯就是放到今天，我們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書中和大飯店的菜本上看到。

白修德說：這是他所吃過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說：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說：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鄉的省政府官員，決不會像白修德這么扭扭捏捏。

說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鄉發生了吃的問題。但吃的問題應該僅限在我們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計在我們這個東方文明古國，無論發生什么情況，縣以上的官員，都不會發生這種問題。不但不存在吃的問題，性的問題也不會匱乏。

還有一個問題，當我順著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時，我發現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給我的任務的重要性，人為地夸大了。吃完豆芽和豬蹄，他是用一種上校的口氣，來說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景象令人觸目驚心。全省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災。災民五百萬，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湯”，襲擊全省一百一十個縣。

災民吃草根樹皮，餓殍遍野。婦女售價累跌至過去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餓死三百萬人之多。

死了三百萬。他嚴肅地看著我。我心里也有些發毛。但當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時，我不禁啞然失笑。三百萬人是不錯，但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無非是小事一樁。

在死三百萬的同時，歷史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宋美齡訪美、甘地絕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戰、邱吉爾感冒。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樁，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環境中，都比三百萬要重要。

五十年之后，我們知道當年有邱吉爾、甘地、儀態萬方的宋美齡、斯大林格勒大血戰，有誰知道我的故鄉還因為旱災死過三百萬人呢？

當時中國國內形勢，國民黨、共產黨、日軍、美國人、英國人、東南亞戰場、國內正面戰場、陜甘寧邊區，政治環境錯綜復雜，如一盆雜拌粥相互攪和，擺在國家最高元首蔣介石委員長的桌前。

別說是委員長，換任何一個人，處在那樣的位置，三百萬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慮的問題。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

所以，朋友交給我的任務是小節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當時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宮、唐寧街十號、克里姆林宮、希特勒的地下掩體指揮部、日本東京，中國最重要的部分是重慶黃山官邸。

這些富麗堂皇地方中的衣著干凈、可以喝咖啡洗熱水澡的少數人，將注定要決定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命運。

但這些世界的軸心我將遠離，我要蓬頭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餓殍的河南災區。這不能說明別的，只能說明我從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這些慌亂下賤的災民的后裔。

最后一個問題是，朋友在為我壯行時，花錢買了兩只豬蹄，匆忙之中，他竟忘記拔下盤中豬蹄的蹄甲；我吃了帶蹄甲的豬蹄，就匆匆上路；可見雙方是多么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