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平軍點燃的內戰烽火曾經燃遍了大半個中國 , 江南地處風暴的中心 , “被難情形較他省尤甚” , 所受影響亦最為深遠。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不僅導致了江南地區人口的過量死亡和土地的大量拋荒 , 并由此引發了江南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大移民 , 而且造成了江南地區中心城市的歷史性位移 , 條約口岸上海取代了蘇州、杭州 , 成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上海的崛起又以一種新的經濟力量重構江南的經濟秩序和人文秩序 , 江南因此而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先行區域。

社會科學2003年01期

1853年2月, 太平軍由武昌東下江南, 帆幔蔽江, 炮聲遙震, 沿江州邑, 莫不望風披靡1。3月20日, 太平軍挾千里席卷之勢, 長歌涌入金陵, 開始建造“人間小天堂”。在此后的10多年時間里, 太平軍繼續西征、北討和東進, 戰火燃遍了大半個中國。狂飆所及, 廬舍為墟, 遍地瓦礫。江南地處風暴的中心, “被難情形較他省尤甚, 凡不忍見不忍聞之事, 怵心劌目, 罄筆難書, 所謂鐵人見之, 亦當墮淚也!”2天國的將士們并沒有建立起真正的“人間天堂”, 但它掀動的大海波潮退去后, 留下來的卻是一種難以復原的歷史變動。

生靈涂炭:人口曲線上的罕見低谷

唐德剛教授在《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國》的“卷首語”中寫道:時至晚清, 改朝換代的周期已屆, 政府的統治大機器徹底銹爛, 社會也百病叢生。廣東洪秀全, 一個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師, 科場失意, 轉以“拜上帝會”之名于廣西聚眾起義, 企圖建立一個夢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熱信徒被逼上梁山, 化宗教信仰為政治力量, 終至釀成死人無數的“太平天國”大悲劇。唐教授用“死人無數”四字來形容這場大悲劇, 至于在大悲劇中究竟死了多少人, 唐教授沒有說。

在這場規模空前的內戰中, 安徽全省、江蘇南部、浙江西部和江西北部是受蹂躪最慘的地區。其中, 安徽省是太平軍和清軍的必爭之地, 戰場幾經易手, 爭奪極為慘烈, 受創最為深重。譬如, 皖南的廣德縣, 就幾乎損失了所有的人口。光緒六年 (1880) 編纂的《廣德州志》以沉重的筆觸記錄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奇禍”:

自庚申二月 (1860年3月) 賊 (太平軍) 竄入州境, 出沒無時, 居民遭荼, 或被殺, 或自殉, 或被擄, 以及餓殍疾病, 死亡過半。存者至于無可托足, 皆遷避于南鄉篁竹堡。堡民負險擁眾, 其地倚山, 四面環抱, 廓其中而隘于路口, 故易守。賊屢攻不克, 益壯其聲勢。最后為賊酋洪容海率黨攻破, 大肆屠戮, 居民無得脫者。庚申至甲子五年中, 民不得耕種, 糧絕, 山中藜藿薇蕨都盡, 人相食, 而瘟疫起矣。其時尸骸枕藉, 道路荊榛, 幾數十里無人煙。州民戶口舊有三十余萬, 賊去時, 遺黎六千有奇, 此生民以來未有之奇禍也。(1)

短短5年間, 廣德縣人口從30余萬銳減至6千多, 說是“奇禍”一點也不為過。當然, 人口的銳減并非都直接死于戰爭, 可能更嚴重的還是間接地死于戰爭。所謂“間接”, 是指因戰爭而導致的災荒使大量的人口饑餓而死, 或者因大災之后瘟疫流行而導致的人口大規模死亡。在太平天國戰爭中, 許多戰區都發生過嚴重的疫情, 而且死于疫情的人口往往超過直接死于戰爭的人口。還有一個因素也不能忽視, 那就是大量居民出于避亂而背井離鄉, 使人口銳減。

廣德縣的“奇禍”只是一個縮影, 那樣的悲劇同樣發生在長江中下游流域的其他地區。據中國人口史學者何炳棣教授介紹, 與廣德同處皖南地區的徽州首縣歙縣在太平天國期間人口至少減少了一半, 即從戰前的近62萬人降至戰后的30萬人。胡適的父親胡傳的自傳證實:在整個徽州府, 人口急劇減少并非個別的現象。他曾于1865年 (即太平天國失敗后1年) 被族人推選負責統計幸存的族人, 經過數月的徹底調查, 他吃驚地發現戰前的6000多族人僅剩下1200人。換句話說, 幸存者只有原來的1/5。在歙縣以北200里的南陵縣, 受曾國藩委派負責當地善后事宜的一位士紳提供的報告稱, 他的族人幸存者僅1/4。1851年, 浙江人口約為3000萬, 亂后10年, 即1874年, 已不足1100萬。

對于太平天國戰爭所導致的人口損失, 著名的地理學家、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對太平天國戰后的浙江和安徽南部所作的調查報告, 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目擊者觸目驚心的記錄:

盡管土壤肥沃, 河谷地帶已完全荒蕪。當你走近一組隱蔽在樹叢后的粉刷得潔白的房屋時, 會明白它們已成了廢墟。這是當年富饒的河谷地帶變成荒蕪的有力見證。不時可見到臨時搭湊的小屋, 暫為一些可憐的窮人的棲身之處, 他們的赤貧與周遭肥沃的田地適成鮮明的對比。我提到過的城市, 如桐廬、昌化、于潛、寧國等地到處都是廢墟, 每城僅數十所房屋有人居住。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國叛亂所造成的。聯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狹窄小道, 很多地方已長滿高達十五英尺的荒草, 或者已長滿難于穿越的灌木叢。以往河谷中人煙稠密, 這從村莊的數量之多和規模之大可以得到證明;所有原來的房屋都以條石或青磚建造, 有兩層, 其式樣之好說明以往這里原是非同尋常的富裕和舒適。無論河谷中的田地, 還是山坡上的梯田, 都已為荒草覆蓋, 顯然沒有什么作物能在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舊日的桑田因缺少照管, 一半已經荒廢, 說明了蠶桑是以往居民們的主要產業之一。其他地方長滿了老齡板栗組成的森林。……

很難想象對生命財產的破壞有比這個地方更可怕的, 可是這些地方只不過是遭遇同樣命運的廣大地區中很小的一部分。看過像這樣的地方, 人們才能了解東亞的種族在感情極度沖動的時候, 是能夠摧殘破壞到什么地步。毫無疑問, 歷史上曾多次淪為屠場的浙江省所遭受的生命損失必然與最近這一次 (指太平天國戰爭) 同樣可怕。我在不同的地方總是打聽在太平天國叛亂中幸存的人口的百分比, 一般說每百人中僅有三人幸存。西天目山廟中以前有四百和尚, 亂后僅三十名幸存, 但鄉村和城市中幸存的比例更低。大多數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饑餓的, 但死于太平軍之手的男女及兒童數量也極大。(2)

李希霍芬男爵的描述是依據自己的訪問調查得來的, 而不是憑空虛構出來的, 它的真實性是用不著懷疑的。因為它是真實的, 所以他的描述就更顯示出這場悲劇的沉重份量。

其實, 不僅安徽、浙江如此, 蘇南地區的人口損失同樣驚人。

江蘇省的很多方志依舊例僅載丁數, 這使太平天國時期江蘇人口損失的統計增添了難度, 但從丁數的變化中也可以大致估算出實際的人口損失數量。一向以地少人多著稱的蘇州府和常州府金匱縣的人丁數1830年時分別是341萬和26萬, 到1865年已分別減至129萬和14萬。江蘇西南高淳縣的人丁數1837年時為188930, 到1869年已降至55159。南京附近的金壇縣戰前人口超過70萬, 戰后城中僅剩3000人, 四鄉僅有3萬人。瀏河縣1781年時已有32萬人, 到戰后的1882年猶不足12萬;溧水縣1775年時已有23萬人, 到1874年已不足4萬。據統計, 1851年, 江蘇人口約為4430萬, 至亂后十年, 即1874年, 竟減至2000萬不足。曾經人滿為患的蘇南如今成了人煙寥落之區, 那令人羨慕的富庶繁華隨之化作了昨日的故事, 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愁慘氣氛”。《中國之友報》的副主筆在蘇州陷落后曾由上海前往蘇州考察, 他所寫的《蘇州旅行記》為我們提供了一位親眼目睹者的真確記述。在這篇游記中, 他寫道:“我們離開上海后, 沿途經過了低洼的平原, 其間河道縱橫。這片中國最富饒的土地, 一直伸展到天邊, 我們的視線除了時或為不可勝數的墳墓、牌坊和成堆的廢墟所阻外, 可以一直望到天邊的盡頭。荒蕪的鄉間, 天氣雖然優美, 但顯得沉郁幽悶。舉目四望, 不見人影。這片無垠的田野, 原為中國的美麗花園, 今已荒廢不堪, 這種景象更加重了周圍的愁慘氣氛, 好像冬天要永遠留在這里似的。”3這段近乎白描的寫實文字比數據更具象地外化了內戰的狂飆過后蘇南地區的死寂景象!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大悲劇中, 究竟死了多少人, 至今仍是一個謎。1883年, 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稱, 太平天國戰爭造成的人口損失為5000萬, 而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則估計太平天國戰爭導致的人口死亡數為2000萬。這是當時在中國的外國人所作的估算, 并沒有多少事實依據。中國現當代人口史學者在確鑿的史料基礎上對此重新進行估算, 有的根據太平天國前后《戶部清冊》所載的戶口數, 認為從1851年到1864年中國人口銳減40%, 絕對損失數量達1.6億;有的學者則將戰前的人口數據與1911年宣統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對比研究, 認為太平天國戰爭給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過量死亡人口至少達5400萬, 如果再考慮到太平天國戰爭的其他戰場湖南、廣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損失, 那么太平天國戰爭給中國帶來的人口損失至少在1億以上, 直接造成的過量死亡人口達7000萬。如果上述結論成立, 單就人口損失而言, 太平天國戰爭就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浩劫, 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具災難性的內戰”4!

必須指出的是, 太平天國期間中國人口的過量死亡并非都是太平軍所致, 許多史料顯示太平軍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窮人, 有時甚至寬容富人, 而曾國藩和他的同僚們則堅決主張將太平軍斬盡殺絕, 即使對叛變投降者和俘虜也不例外。李秀成在被俘后寫的自述中回憶:如果曾國藩及其部將對說廣西 (太平天國的發源地) 話的太平軍采取納降、而不是堅持一概殺戮的話, 太平軍早已自行解體了。湘軍和淮軍除了一再上演這樣的獸行, 還在安慶、蘇州、天京等地陷落后進行過慘無人道的大屠城。在這場空前的浩劫中, 死于清軍之手的人口絕不亞于死于太平軍之手。

大移民:廢墟上的新主人

與人口銳減相伴偕來的是土地的大量拋荒。據蘇南地區各廳州縣冊報, “拋荒者居三分之二”;浙江一省, 荒蕪田、地、山、蕩多至112366頃;各省之中又“以皖南北荒田為最多, 其它地方亦以皖南為最盛, 如寧國、廣德一府一州, 不下數百萬畝”。換句話說, 江南地區戰后已化作一片廢墟。

然而, 這些地方一向是朝廷賦稅的命脈所在, 田地的大量拋荒勢必影響到朝廷的財政收入。因此, 重建家園, 恢復生產, 已成為當政者的首要急務。而要重建家園、恢復生產, 就必須有相應的勞動力作保證。由于戰爭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損失, 而巨量的人口損失又必然導致勞動力的奇缺。重建家園、恢復生產與勞動力奇缺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 在這種背景下, “招墾”成了唯一的選擇。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招墾, 地方上的父母官更迫不及待地設立招墾局或招墾分局, 制訂各種優惠的招墾政策, 鼓勵和吸引各地移民前來墾荒。如安徽鳳陽、定遠兩地的招墾分局就規定:“如有外來客民, 情愿領田耕種, 取具得保, 由總局察驗實系安分農民, 一體借與牛力種子, 準其開墾。”盡管朝廷和地方當局都以招墾為要務, 但最初并不順利, 所謂“求之汲汲, 而應者寥寥”。戰后長江下游許多地方的人口移入的確是一個逐漸進行的、非常緩慢的過程。其中的原因很復雜。有移民耕種稻田能力的制約, 每人一般很難超過二三英畝 (一二十畝) ;也有墾荒資金的限制, 長期拋荒的土地需要墾復, 對幸存的一貧如洗的田主和初來乍到的移民來說, 墾荒所必需的資金是他們面臨的共同的難題。當然, 還有新移民對地權的疑慮:前來墾種荒地的人都是一些窮苦農民, 他們希望自己墾種的荒地成為自己的財產, 但荒地中絕大多數都有“原主”, 如果這些原主還在, 新移民們知道這些荒地將來不可能成為他們自己所有, 自然不肯“賠貼心力, 代人墾荒”了。為了打消墾荒者的疑慮, 從1869年起, 主持江蘇墾務的官員特別訂立了一項章程, 規定:“必以無主之田招人認墾, 由政府發給印照, 永遠歸墾荒者所有。自墾熟之年起, 三年之后再交糧納稅。”浙江嚴州當局則規定, 政府招募棚民墾種之地, 如果三年內無業主指認, 則準許墾戶“作為己業, 過戶完糧”。如果遇到投機取巧的業主, 等移民們將荒地墾熟以后, 再向政府呈報, 當局將他進行處罰, 即把他所耕種的田畝的一半罰歸墾戶所有。這一類規定從法律上保證了墾荒者的合法權益, 使響應政府的招墾令而前來墾荒的人有機會成為荒地上的新主人。對于新移民來說, 這無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于是, 受這些保護性優惠政策的吸引, 一批又一批移民開始從湖北、湖南、河南和蘇北等地, 從四面八方翻山越嶺涌到蘇南、浙江、安徽和江西, 在荒蕪而陌生的土地上刀耕火種, 建立新的家園, 由此出現了江南歷史上罕見的大移民。湖北一些縣整村整村的農民蜂擁而來, 希望能耕種無主良田, 占有無主的好屋。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爭墾”的現象, 譬如湖州就曾鬧出了“客民入境, 爭墾無主廢田數千畝, 訟呶呶不休”的事情, 比之最初的“應者寥寥”, 自是另一番氣象了。據估計, 戰后蘇南地區接納了大約160-260萬移民人口, 主要來自安徽、湖北和蘇北, 外省移民約占100萬;浙江省大約接納了132萬移民;安徽接納的移民最多, 約有264萬人, 其中皖南地區接受的移民人口約為136萬, 皖北地區接受的移民約為128萬。

皖、蘇、浙、贛四省一向是人煙稠密的地區, 特別是江浙地區地少人多, 長期以來只有向外移民, 極少向內移民。但太平天國戰后這種情況發生了大逆轉, 在一派廢墟上一下子冒出了大量的新移民。新移民的大量涌入, 對于飽經戰亂之苦的長江下游地區社會生產的恢復和戰后的重建注入了新的生力軍, 他們對江南城市和鄉村的復興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新移民的到來也給這些地區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移民們明白他們討價還價的能力, 常常強加條件, 有時甚至采取威嚇手段;解甲的士兵和移民中的雇農對農村的太平安寧是更大的威脅。其中最突出的莫過于以地權為焦點而日趨激化的土客矛盾。這種矛盾可以說是無時無之, 無地無之。從四面八方涌入的新移民往往成群結隊, 他們反客為主, 有恃無恐地“擇其屋之完好者距而宅之, 田之腴美者播而獲之”, 由此造成了“有主之業, 百不獲一;侵占之產, 十居其九”的既成局面。移民與土著之間的矛盾由此激化, 為爭地權而發生的械斗幾乎成了家常便飯。“一火延及數十家, 一斗斃及十余命”已不是什么個別的現象。移民的強悍蠻橫導致了土著異常的不滿, 他們往往團結起來, 與移民展開肉搏。1883年, 浙江北部就曾發生過土著屠殺成百外來移民的悲慘事件。還有一些是因為土著對移民的成見而導致的沖突。蘇南地區的土著對來自兩湖地區的移民就存有深深的敵意, 因為太平軍戰士中的大部分是來自兩湖地區的農民。但自兩湖地區及河南一帶來的移民是政府出面組織的, 土著有怨氣, 卻也沒有辦法。矛盾因此而越積越多, 越積越深。當時有人曾作《田畝記》, 其中提到招墾一事時說:“小民生計, 上 (指政府) 安能盡為代謀?招之自下, 順民情者, 主愛客;招之自上, 倚官勢者, 客壓主。或占種而不顧, 或負租而不還, 墾辟以后, 擅予他人, 取其天貲, 田主不能過問。……若初墾之時, 斗狠強奪, 受害之狀, 官弗見也;既墾之后, 起征潛逃, 代償之, 官弗聞也。至于顯而爭訟, 隱而誘竊, 強而劫略, 弱而逃逋, 遭累更不勝言。”5這是政府招墾所帶來的弊端。移民的“斗狠強奪”當然不是政府所能容忍的, 說政府不聞不問, 有點言過其實, 但移民已成為該地區農業生產的主要力量和國賦的實際承擔者, 因此, 政府有意無意地規避土客之爭, 也是事實。總之, 隨著大量移民的涌入, 如何調停土客紛爭, 是地方當局痛感棘手的社會難題。曾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楨1877年以后多次上奏朝廷, 說即使以推遲經濟恢復為代價, 停止移民也是持重的措施。可見, 當時大移民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的嚴峻性。

太平天國失敗后, 從各地遷入江浙皖贛的移民人數已經不少, 但遠沒有達到飽和的地步。與這些地方恢復生產、重建家園的巨大需求相比, 相距依然非常遙遠。為了緩和勞動力的嚴重不足, 蘇南一位開明的紳士贊同購買西方農機和拖拉機, 用改進生產工具來提高勞動效率, 解決人少地多的矛盾。兩江總督劉坤一在19世紀90年代后期的一份奏折中指出:在蘇州新陽縣仍有約10萬畝以前課稅的田地拋荒。與此相對應, 原來寸土寸金的江南如今卻出現了“墾種乏人”的尷尬局面。這個殘酷的現實, 一方面說明了太平天國戰爭曾經給全國最富庶、最發達的江南地區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壞;另一方面又勢必導致土地的嚴重貶值, 李希霍芬男爵所說的原來值4萬銅錢一畝的良田如今只值1千文 (80分) , 就反映了這種情況。在這種背景下, 土地賤賣乃成為必然。同治后期, 江南因“荒田墾種乏人”, 土地賤賣就十分普遍。當時買得土地的人被稱為“自種”者。土地的賤賣, 無疑又給新移民們提供了一個擁有“恒產”的難得機會。于是, 在太平天國的硝煙散去的時候, 出現在江南廢墟上辛勤墾拓的新移民們開始東挪西借置業購產, 為擁有一份屬于自己的產業而奮斗。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們在江南“田畝經界, 改變舊形”的間隙中通過各種途徑獲得了一小塊土地, 成為“江南小地主”。

與所謂的“江南小地主”相比, 由移民引發的另一種經濟變動則更具有時代性。曾經因戰亂被逼入條約口岸的官紳、地主和商人, 他們在條約口岸立足、發展之后, 又會從鼓鼓囊囊的錢袋里掏出一部分閑置的錢款重返鄉下, 購置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田產, 并以在條約口岸學到手的經營理念進行面向市場的開發, 為市場提供源源不斷的需求品。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自己也搖身一變而為“工商地主”。譬如, 江蘇、皖南本不出產蠶絲, 戰后受對外貿易發展的推動, 蠶絲的市場需求迅速放大, 這些地方“往往辟良疇接湖桑”, 大力發展蠶桑種植業, 獲利豐厚。另一個方面, 隨著條約口岸的快速興起, 那些生成于特定時勢之中新的小土地所有者, 即“江南小地主”, 面對的是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經濟環境, 他們在生產和經營過程中越來越受到來自市場經濟的直接或間接的刺激。這種刺激對他們來說包含著沖擊和誘導雙重意義, 擁有地權的小地主因為更多的經濟自主, 會比尋常租佃關系下的農民更自覺地對這種刺激做出積極的回應。刺激和回應, 把他們同近在咫尺的市場更緊密地聯系起來了。他們也開始進行面向市場的經營和開發, 這種市場導向使商品性農業在戰后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而商品性農業的長足發展又勢必導致小地主們的生產和生活不得不更多地仰賴市場。于是, 戰后的市場經濟日益趨向活躍, 由此又形成了另一種類型的“工商地主”。許多小地主由農產品貿易致富, 19世紀后期的南潯鎮以買賣蠶絲起家而“家財壘聚, 自數萬至數百十萬者, 指不勝屈”。可見, 因發展商業性農業而發財的小地主, 在戰后的江南已不是少數。

太平天國戰后的大移民, 以及從他們中涌現出來的小地主和工商地主, 隨著歲月的推移, 不斷壯大, 逐漸填補了由舊有人口在戰爭中的過量死亡所留下的巨大生存空間。他們在廢墟上重建江南, 并在這種重建的過程中成為江南的新主人。

蘇杭的衰落:兩個城市與一個時代

太平軍戰事對江南的浩劫性破壞, 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江南傳統的中心城市——蘇州和杭州的衰落了。

蘇州, 位于太湖流域下游, 處江、湖、海之間, 枕江倚湖, 兼有江湖之利, 陸海之饒, 隋唐時就已是東南巨郡都會, 至宋、明、清時期, 蘇州經濟繁榮, 民殷物阜, 科甲鼎盛, 人文薈萃, 被譽為“科甲之鄉”、“東南財賦之區”, 不僅成為中國最美麗、富庶、繁華的地方, 而且是主導天下雅俗的地方, 所謂“蘇人以為雅者, 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 則隨而俗之”。蘇州經濟上的富庶與繁華, 文化上的精致與優雅, 使它成為江南地區當之無愧的中心城市。因此, 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又常常成為全國視線聚焦的地方, 即使是乾隆皇帝也無法抗拒它由富庶與繁華、精致與優雅組合而成的奇特魔力, 面對江南的這種魔力, 他的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酸酸的。他既為江南所吸引, 數度南巡, 又覺得江南有一些他無法認同的東西, 不失時機地刻意予以貶抑。乾隆皇帝的這種心理, 哈佛大學的孔飛力教授在《叫魂》一書中有一段極精彩的刻畫:

既恐懼又不信任, 既贊嘆不已又滿懷妒忌, 這便是滿人對于江南的看法。在這個“魚米之鄉”, 繁榮興旺的農業與勃勃發展的商業造就了優雅的氣質和學術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糧食供應, 是經過大運河從江南運來的。因此, 幾百年來, 帝國的統治者們便發現, 他們需要不斷地同江南上層人士爭奪那里多余的糧食。同樣令北京統治者感到頭疼的, 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對于踞傲不遜的上層學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學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僅僅是在科舉考試中占有一席之地或獲得高官厚祿。如果有什么人能讓一個滿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魯的外鄉人, 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對這個久已存在的江南問題, 在處理這種愛恨交織的關系時, 弘歷 (即乾隆皇帝) 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凡是滿族人眼里最具漢人特征的東西均以江南文化為中心:這里的文化最奢侈, 最學究氣, 也最講究藝術品味, 但從滿人古板嚴謹的觀點來看, 這里的文化也最腐敗。正因為江南文化有著種種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它才對滿人的價值觀念——那種弘歷喜歡想象的價值觀念——構成了威脅。如果滿人在中國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話, 那么, 正是江南文化對他們造成了最大的損害。6

在北京統治者對江南的矛盾心理和曖昧態度背后, 是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在社會經濟和人文傳統方面所具有的超強的輻射能力, 這種輻射能力是任何一個其他區域所無法比擬和匹敵的。明清時期的蘇州, 以及以蘇州為中心城市的江南代表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的極致。

作為“天下四聚”之一, 蘇州的富庶與繁華, 對于農民造反者來說, 當然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誘惑力。當他們以席卷之勢攻克武昌后做出沿江東下的戰略決策的時候, 內心里想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江南的財富了, 所謂“三江財富尤賊 (指太平軍) 所覬覦”。1853年,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后, 江南便成了攻防易守的戰區。1860年5月, 太平軍決定東征蘇州、上海, 由李秀成統帥數萬大軍。于是, 江南最富庶的地區亦淪為戰區, 到處風聲鶴唳, 草木皆兵。兵鋒所至, 官紳、商人和地主紛紛攜眷逃跑。蘇州是當時江蘇省的省城, 由巡撫徐有壬負責城防, 對抗李秀成軍。徐有壬和總兵馬德昭出于城防的需要, 頒布三道命令:“首令民裝裹, 次令遷徙, 三令縱火”。三令一出, 蘇州向來萬商云集市肆繁盛的金門、閶門一帶, 頃刻之間煙焰蔽天, 日夜不息, 城內外秩序大亂, 號哭之聲震天。時人曾作《姑蘇哀》, 諷刺當道:“清軍十萬倉皇來, 三日城門閉不開。撫軍下令燒民屋, 城外萬戶成寒灰。健兒應募盡反顏, 棄甲堆積如丘山。”7城外是延燒不息的大火, 城內則雞飛狗跳、驚惶失措, 守城兵勇見大勢不好, 四處焚掠, 一派末日景象。

6月2日, 李秀成軍攻克了蘇州, 并以蘇州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國蘇福省。作為李秀成的“分地”, 蘇福省建立后, 采取了一些穩定社會秩序的有效措施, 蘇州的商業重新出現了興旺景象, 所謂“百貨云屯, 流民雨集, 盛于未亂時倍蓰”。但, 蘇州亦遭受嚴重破壞。太平軍不僅摧毀了城市里的行會組織, 也破壞了手工業工場和作坊, 許多行業陷于停頓。據太平天國史專家茅家琦主編的《太平天國通史》稱:一向十分活躍的行會組織完全被摧毀, 行會董事大多逃散或死于戰亂, 絲經行、絲行商人的行會絲業公所的董事“遭兵四散”;水木作行會“自遭兵燹, 前董均多物故”;刺繡業的錦文公所、剃頭業的整容公所以及明瓦業公所、圓金業公所等行會, “公所房屋被毀無存”;小木公所“房屋被毀, 所有各項帳目及行規等件, 一并失去”8。此后, 蘇州一直“是太平天國整個東南戰場的指揮中心, 又是太平軍南下浙江、東進上海的基地, 并以其強大的財力、物力, 支援了太平天國后期的革命斗爭。皖北淪喪后, 蘇州更成為天京賴以依托的后方和物資供應基地”9。

但是, 只要是戰區, 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恢復和繁榮。隨著整個戰局的大逆轉, 湘軍由戰略守勢轉入戰略攻勢, 李秀成苦心經營的蘇福省也就成了湘軍、淮軍的必爭之地。在曾國藩的整個戰略中, 重點是天京會戰, 蘇南和浙江是牽制戰場, 意在牽制李秀成的后方力量, 減少圍攻天京的阻力。但李鴻章、左宗棠抓住天京會戰吸引李秀成主力之機, 在蘇南和浙江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 使李秀成頓時陷入困境。1863年初, 李鴻章統帥的淮軍向蘇福省挺進, 李秀成軍與之展開慘烈的大搏殺。

大搏殺開始以后, 李秀成治下的蘇福省的情況變得惡劣起來。到處是觸目驚心的荒涼慘象, 到處呈現出混亂、荒寂、悲慘的光景。

在這場大搏殺中, 繁華的江南“盡成廢墟”, 田園荒蕪, 農村的家庭手工業和城市手工業被摧毀殆盡, 人口銳減。據統計, 1831年時, 蘇州府九縣一廳, “實在人丁”340余萬, 到1865年只剩下128萬左右。1863年12月蘇州陷落后, 李鴻章對蘇州城進行“大清洗”, 至少有3萬太平軍將士被押至刑場處死。據說, 屠殺發生20天以后, 拋滿尸體的河道仍舊水帶紅色, 地下3英尺深都浸染了鮮血。1865年1月13日《上海之友》報發表了一位外國商人從蘇州到南京的沿途見聞:

在白齊文到南京去的時候 (案:白齊文于1863年7月去蘇州, 8月到南京) , 南京和蘇州之間一帶鄉間是可愛的花園, 運河兩岸十八里內全都排列著房舍, 居民像蜂群似的忙碌著, 處處顯示出這些人民有理由可以預期到的繁榮景象。自蘇州復歸于清軍之手后, 這些房舍以及無數橋梁全都消失了。整個十八里之內沒有一幢房子, 四周鄉間, 舉目荒涼。人民畏清兵如豺虎, 一見就惶惶逃命。看不見男人, 看不見婦女, 看不見兒童, 也看不見任何一頭牲畜。……在通往無錫的路上, 遍地荒蕪, 荊草漫生。……可是沿途布滿了數不清的白骨骷髏和半腐的尸體, 使人望而生畏。這里沒有做買賣的船只, 商業絕跡, 無錫已成為一片廢墟。……到常州府, 沿途九十五里, 仍舊是一片荒蕪凄慘的景象, 不見一個做工的人。遍地荒蒿, 雜草沒脛。……從常州府到丹陽遍地布滿了白骨, 不幸的太平軍, 更可能是無辜的村民, 一定遭到了極其可怕的屠戮。我從丹陽前進四十五里, 前進得越遠, 地方上的情況就越壞, 一言以蔽之, 整個情況是“一團糟”10。

浩劫之后, 江南“幾于百里無人煙, 其中大半人民死亡, 室廬焚毀, 田畝無主, 荒棄不耕”, 蘇州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壞, 經濟上的富庶與繁華隨風而逝, 文化上的極致與優雅亦如夢幻般消失了。

和蘇州的命運相似, 受太平軍戰事的強力沖擊, 杭州從19世紀中葉開始加速地走向衰落, 并最終促成了江南地區城市中心等級的重新調整。首先, 杭州喪失了在以京杭大運河為南北命脈的古老商業網絡中的戰略地位。1853年, 太平軍占領江南地區時, 封鎖了大運河上的交通運輸, 切斷了貫通南北的經濟大動脈, 清廷和商人只好發展途徑上海的海上運輸, 這種變化導致了運河城市帶的急遽衰落;其次, 太平軍和清軍的戰斗, 加速了杭州城市衰落的命運。19世紀60年代初, 太平軍摧毀了杭州城, 號稱天堂的杭州, 城市人口從80余萬驟減至20萬, 一度僅剩下數萬人。重要的是, 杭州衰落之日, 正是上海崛起之時。得益于破壞杭州繁榮的上述兩個因素, 以及在對外通商的刺激下, 上海從過去普通的濱海縣城, 迅速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大都市11。

上海的崛起:從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

蘇州、杭州在太平天國戰后無可挽回地衰落了, 地處長江入海口的濱海縣城——上海卻因緣時會快速崛起, 大踏步地向近代化國際性大都市邁進。從1860年代開始, 上海迅速走向繁榮, 并取代蘇州和杭州, 成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龍頭。這種取代, 是現代城市對傳統城市的取代。因此, 蘇州、杭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又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在長達10余年的內戰烽火洗禮下, 大量難民紛紛避入江南地區唯一的安全區域——上海租界, 所謂“江浙兩省紳商士庶叢集滬城”。這個“叢集”的過程, 同時也是人才和資金向上海匯聚的過程, 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萬, 1862年又增至50萬, 一度還曾達到70余萬。另據最保守的估計, 從1860年到1862年短短的兩年時間里, 至少有650萬銀元的華人資本流入租界。難民的大規模涌入, 給上海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 但更重要的是, 它為近代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資金、勞動力和需求市場。上海租界以一隅之地接納來自四面八方的難民, 成為難民的福地;而源源不斷的難民則以他們的智慧、資金和技藝等給上海的都市化和社會經濟的轉型帶來了巨大的活力, 他們與界內的外僑一起共同締造了近代上海的初次繁榮。王韜說:“上海城北, 連甍接棟。昔日桑田, 今成廛市, 皆從亂后所成者。”“當租界成為城市的主體的時候, 上海的意義完全改變了, 它不再是過去那個傳統的棉花和棉布的生產基地, 不再是普通的濱海小縣城, 而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中心, 遠東的國際商港。上海正在從‘江南魚米鄉’的那個社會模式中國游離出來, 成為鑲嵌在東西方之間的一塊中性地帶, 一個新開發的商業王國。”12此后, 上海便步入了超乎常規的大發展時期。以外貿為例, 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 上海就取代了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中心。1860-1900年, 上海進出口總值平均占全國的一半以上, 1864年占57%, 1900年占55%, 其中進口通常占六成以上。在轉口貿易、國內埠際貿易方面, 上海起了樞紐作用。從上海進口的洋貨, 有70%以上要運到內地其他口岸;從內地運到上海來的土貨, 有80%以上要出口到國外或運到國內其他口岸。轉口貿易地區, 以長江流域為主, 占60-70%;其次是華北地區, 再次為華南地區。至20世紀20至30年代, 上海在全國的對外貿易和對內埠際貿易中的地位都處于特大中心地位, 其外貿在全國貿易總額中占40%左右, 1936年達55%。1936年上海的埠際貿易值包括轉口貿易值為8、9億元, 占全國各通商口岸埠際貿易總值的75%13。外貿優勢地位的確立又帶動了相關產業包括航運、金融、工商業、信息乃至文化產業的飛速發展。19世紀中后期上海已成為中國的航運中心、外貿中心、金融重鎮和西學傳播中心, 到20世紀30年代, 更進一步發展成為集航運、外貿、金融、工商業、信息中心為一體的多功能經濟中心和集教育、出版、電影、廣播、娛樂等為一體的多功能文化中心, 并躋身國際性大都市的行列, 成為僅次于倫敦、紐約、東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 有所謂“東方的巴黎, 西方的紐約”之譽。

作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龍頭, 上海的崛起對整個江南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地區而言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江南地區固有的城市格局, 而且加速了上海與江南腹地的互動, 并以一種新的經濟力量重構了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秩序和人文秩序。20世紀初期, 就已有人把這種互動中的重構不無夸張地稱之為“普遍的‘上海化’”。“普遍” 兩字用之于全國顯然是言之過甚了, 但有一點卻是可以確認的, 上海對江南地區的輻射力, 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明顯增強。以前是上海“城中慕蘇、揚余風”, 現在輪到蘇、杭來沐浴“海上洋氣”了;以前富庶莫過江浙, 蘇杭稱雄天下, 而蘇州更執江南全局之牛耳, 松江市面就曾以“小蘇州”為榮, 現在是“申江鬼國正通商, 繁華富麗壓蘇杭”, 以上海為樞紐, 從南北兩線展開的“扇形地帶”, 又伴著上海的節奏“起舞”, 嘉興、無錫、寧波等地, 欲夸耀其市容商業繁盛, 每每改以“小上海”稱之。這種變化, 從表面上看, 是江南地區城市格局在近代前后的“主從倒置”, 其實, 在這種“主從倒置”的背后包含著極為復雜而深廣的社會歷史底蘊, 它構成了中國區域現代化史上最亮眼的歷史事件之一。

上海的崛起給江南地區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 從市場網絡到產業布局, 從城鎮格局到社會生活, 受上海強有力的牽引, 都發生了深刻的變遷, 呈現出一種明顯的以上海為龍頭的一體化趨勢。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 此后的江南則成了上海的江南。且以江南地區城鎮體系的演化為例, 略加論列。江南地區的城鎮布局向以蘇州為中心, 上海崛起之后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呈現出歸向上海的重新組合, 逐漸形成唯上海馬首是瞻, 以上海港內外貿易為主要聯結紐帶的新的城鎮體系”14。譬如, 無錫、常州素以從屬于蘇州的米、布轉運碼頭著稱, 上海開埠以后, 它們與蘇州的經濟聯系逐漸削弱, 與上海的聯系不斷加強, 進口商品及南北貨, 經由上海采購的常占無錫轉口內銷總額的70%-80%。1908年滬寧鐵路貫通后, 沿線城鎮與上海的聯系更加便捷, 更加緊密。其他城鎮如杭州及杭嘉湖地區城鎮的進出口商品也大多直接納入上海的貨物集散渠道, “浙江的絲, 不管政治區域上的疆界, 總是采取方便的水路運往上海這個絲的天然市場”15。至于上海周邊地區的城鎮, 受上海的影響就更為顯著了。與上海聯系的疏密, 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江南地區城鎮的盛衰。“一部分以個體小生產者之間交換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業所需原料為基本特征的農村集鎮的商業活動趨于衰敗, 代之而起的則是一批適應進出口貿易增長及城市發展需要的新興市鎮。”3而且, 這一類新興市鎮發展迅猛, 1870年代以后, 松江府屬各市鎮比“太平戰亂”之前增加3倍, 據統計, 單蘇州、杭州、嘉興和松江4府所屬市鎮在同光年間就增加了110個16。這樣一批市鎮的興起, 以及城鎮空間的重新布局, 是近代江南地區社會經濟變遷的一個顯著的標志, 有位外國學者形象地將這一區域稱為“鑲飾在老式長袍四周的新式花邊”17。它表明江南地區城鎮格局已由內向型向外向型逐步轉化, 這種轉化又使江南地區卷入到世界市場的循環之中, 并使它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先行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