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題材的影視作品中，“大佐”常被塑造成日軍高級軍官的代名詞，其形象往往充斥著傲慢與殘酷，而在這個日軍專屬的稱呼背后，它的軍銜等級與實際權力遠比表面復雜。從歷史資料中可以大概了解這些“大佐”屬于位高權重的人物，造成他們都是“將領”的錯覺，實際上他們相當于中國軍銜中的上校或大校，那么他們為何會有“寧當大佐，不當少將”的現象呢？

日本的軍銜制度始于1870年，從那時起日本陸軍正式設立佐官等級，分為大佐、中佐、少佐三級，與將官、尉官共同構成軍官體系，這種“佐級”設計在當時的東亞獨樹一幟，既借鑒了西方的軍銜框架，又保留了傳統武士階層的等級烙印。而中國軍隊采用的校官體系則與日軍的佐官形成了對應關系，因此大佐在中國軍隊中很容易推算出銜級，大致相當于上校級別的軍官。

大佐通常在軍隊擔任聯隊長（團長）的角色，另外在特殊情況時，還能擔任旅師級的團參謀長等超過實際軍銜的一些要職，可見他們手中的權力之大。以師團參謀長為例，師團參謀長可以直接輔佐中將師團長，參與戰略決策，而少將旅團長更多負責戰術執行，屬于“后方協調員”的角色，于是出現了“低銜高配”現象，使大佐的實際權力遠超中國軍隊的上校。

大佐指揮的日軍聯隊是基本獨立作戰單位，一個標準步兵聯隊編制約3800人，下轄三個步兵大隊及直屬炮兵、運輸部隊，而聯隊長作為聯隊指揮官，則擁有完整的作戰指揮權和行政管轄權。在侵華戰爭中，聯隊常作為獨立作戰單元部署，聯隊長可根據戰場形勢自主調整戰術，這種靈活性在日軍指揮體系中尤為突出。

相比之下，少將在日軍中多擔任旅團長，指揮兩個聯隊約 7000 人，表面上看少將指揮的兵力更多，但旅團作為師團的下屬單位，戰術行動受師團司令部嚴格制約。例如，在淞滬會戰中，日軍某旅團的作戰計劃需經師團參謀長（大佐）審核后才能實施，而聯隊長在緊急情況下可先斬后奏，權力結構上的差距使大佐在戰場上擁有更高的自主權和決策效率，由此可以理解日軍為何“寧當大佐、不當少將”了。

戰犯岡村就是最好的案例：他在1932年擔任師團參謀長（大佐）時，實際掌控著師團的作戰計劃，他的軍銜低于師團長（中將），卻因直接參與淞滬會戰決策，被日軍內部稱為“隱形師團長”。岡村曾坦言：“當時的參謀本部充滿派系斗爭，而在師團，我能真正施展軍事才能”，因此他在大佐職位上停留多年，直到1938年才晉升少將。

另外，日軍的晉升制度非常嚴苛，大佐升少將需跨越多重障礙：首先是“逐級歷進”原則，軍官必須從少尉按照順序晉升，每級至少服役2年，由此可以推算出想熬到大佐至少要用15年的時間，這還是戰爭時期有軍功在身的情況下；其次是“停役年限”限制，即使戰功顯赫，也需滿足最低服役年限才能晉升，因此導致許多軍官在大佐位置上已接近退休年齡，晉升少將的機會微乎其微。

更關鍵的是，還有“陸大畢業”這個隱形標準，陸大畢業生在晉升中享有優先權，例如，日軍1937年后晉升的36名大將全部出自陸大，而排名靠后的陸大學員往往止步于中將。因此，普通軍官想要登頂高層難如上青天，若未進入陸大深造，晉升少將的通道基本關閉，并且陸大基本多由貴族或財閥家族壟斷，大佐對于普通軍官來說是最高“性價比”。

與此同時，武士道精神對軍銜觀念的影響不容忽視，在傳統武士階層中，自身地位取決于實際武藝和戰功，而非虛銜，這種觀念延伸到現代軍隊中，使日軍軍官更看重戰場指揮權而非軍銜高低。大佐作為一線指揮官，能夠直接體現武士道“武勇”精神，而少將則被視為脫離實戰的官僚，與武士道精神背道而馳。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大佐的軍銜地位，是軍國主義動員、封建等級制度與職業化矛盾的產物，那些“好戰分子”寧當大佐、不當少將的選擇，反映出日軍士兵對實際權力的追求，同時也暴露了晉升體系的結構性缺陷。這種歷史現象警示后人：軍銜制度設計若脫離實際，會扭曲軍隊職能，最后成為戰爭機器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