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第二十九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9）閉幕時發達國家同意每年為發展中國家籌集3000億美元氣候資金以應對氣候危機，但對于如何彌補該缺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并未達成一致。近日，印度計劃委員會前副主席蒙特克·辛格·阿盧瓦利亞（Montek Singh Ahluwalia）在《評論匯編》刊文強調解決氣候危機需要明確的財政承諾，并探討了可能的融資方式與渠道。

原文|《評論匯編》：解決氣候危機要明確財政承諾

編譯 |鐘麗麗

圖片 |網絡

2024年在巴庫舉行的第二十九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9）上，發達國家同意每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3000億美元氣候融資。盡管這一數字是此前1000億美元目標的三倍之多，但仍遠遠低于彌補氣候資金缺口所需的數額。氣候融資問題獨立高級專家組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到2035年，除中國以外的發展中國家將需要2.4—3.3萬億美元的氣候投資，而其中約60%可以通過增加儲蓄和減少公共赤字的方式在國內籌集。即便如此，在將現有投資重新分配于綠色轉型后，到2030年仍有1萬億美元缺口，到2035年將增至1.3萬億美元，因此也需要外部資金予以彌補。

雖然COP29確認了資金缺口的規模，但未能就如何彌補該缺口達成一致。發展中國家呼吁較富裕的經濟體用公共資金填補缺口，但發達國家每年只提供3000億美元，甚至還附帶了一個說明：它們只“帶頭”籌集資金而不是保證直接提供資金。氣候融資問題獨立高級專家組的報告認為，到2035年有6500億美元的資金缺口可以通過私人投資（包括股權和債務）來彌補，但這暴露了一個深刻的分歧，即發達國家傾向于通過私人資本來緩解預算壓力，而發展中國家則意識到私人資本的不穩定性，堅持通過公共資金來實現問責和可預測性。

對私人資金持懷疑態度是有道理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難以吸引私人投資，只能轉而依靠贈款和長期優惠貸款。將這些有限的公共資源轉移到低收入經濟體意味著中等收入國家將不得不更加依賴私人資本，哪怕是面臨投資者不確定性時。根據氣候融資問題獨立高級專家組的數據，私人氣候融資將從2022年的400億美元增長到2035年的約6500億美元，但是大部分投資仍然集中在少數幾個市場，這就造成了獲取渠道的不平等和不確定性。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將推動綠色項目逐步超越化石燃料，但轉型的速度仍不明朗。

即使能有私人資本，國內政策也往往阻礙投資。許多國家的政府會出于政治原因人為降低能源價格，致使電力供應商無法維持運營，外國投資者會將此視為基本風險而猶豫不決。要想讓私人資金發揮更大作用，政府就必須改革能源價格、加強監管和減少官僚的繁文縟節以吸引投資。因此，公共部門的支持至關重要。多邊開發銀行和雙邊機構可以通過風險分擔機制降低私人投資者風險，同時協助政府創造穩定且有利于投資的環境。但能否取得真正進展取決于一個關鍵因素：發達國家是否愿意承諾投入更多金融資源。數以萬計的政府官員、商界領袖和非政府組織每年齊聚一堂，而氣候危機的緊迫性要求我們做出更為聚焦且以結果為導向的決策。

一種替代方案是將關鍵的融資談判委托給規模較小的專門團體。比如雖然缺乏普遍代表性但涵蓋了所有主要經濟體的G20就占據了全球GDP和排放量的80%以及2/3的世界人口。更重要的是其成員控制著全球最大的多邊開發銀行，使其成為推動氣候融資的天然平臺。另一個選擇是金磚國家。金磚國家將自己定位為西方主導的金融機構的制衡力量。隨著中國、印度、巴西和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開始發揮核心作用，金磚國家可以動員其他綠色融資來源，減少對西方資金的依賴，并推動碳市場的進入渠道變得更加公平。如果G20或金磚五國想在氣候融資方面發揮領導作用，它們需要重點擴大多邊開發銀行的貸款能力，利用私人資本，并鼓勵對氣候適應和緩解措施進行大規模投資。

由于缺少適宜的籌資框架，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多于答案。隨著資金缺口的持續擴大，增量認捐已不再夠用，而如今真正的問題則是締約方大會進程是否仍然是這些談判的最佳場所。如果主要經濟體繼續拖延真正的承諾，只能推動氣候融資對話轉向二十國集團或金磚國家等平臺。若想取得成功，第三十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必須超越那些模糊的承諾，確保明確、可執行的財政承諾。否則，各國將再次聚集、談判并毫無進展地離開，留下氣候危機繼續升級。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4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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