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能源戰略布局持續優化的大背景下，西電西用作為一種新興的能源利用模式，正逐漸走入人們的視野。去年中央發布的多項政策文件中，多次強調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今年3月，國家能源局發展規劃司發表題為《深入謀劃“十五五”能源發展 推動新型能源體系建設邁出新步伐》的文章，也提出要引導高載能產業、靈活調節負荷等向可再生能源資源富集地區有序轉移，推動“西電西用”。

然而，推進西電西用并非一帆風順，尚面臨著多重挑戰。業內認為，除了做好頂層設計，優化產業布局，還需發揮區域力量。

戰略意義深遠，發展潛力巨大

西電西用戰略意義深遠，從能源資源配置角度來看，我國長期存在能源資源與負荷逆向分布的矛盾，西部地區能源資源豐富，但負荷需求相對較低；東部地區負荷需求大，能源資源卻相對匱乏。西電西用通過引導產業西移，使能源生產與消費在西部地區實現就近匹配，大大優化了全國電力資源配置格局，降低了輸電損耗與系統運行成本，減少了西部地區棄風棄光現象，提升了電力系統靈活調節能力與運行穩定性。

在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孫傳旺看來，西電西用旨在引導高載能產業向西部可再生能源富集區轉移，不僅能緩解西部地區用電高峰期外送能力不足、本地消納占比較低等結構性矛盾，還能推動能源生產與產業布局的協同推進。受國內碳排放雙控、國際綠色貿易壁壘加深等因素影響，工業產業布局逐步呈現向西部地區轉移集聚的特征，西部地區用電需求與日俱增。

“產業西移和西電西用具有戰略意義。”孫傳旺對《中國能源報》記者表示，一是，緩解資源與負荷逆向分布矛盾，提升電力系統效率。優化全國電力資源配置格局，緩解能源生產與負荷中心的地理錯配，降低輸電損耗與系統運行成本，減少西部地區棄風棄光現象，提升電力系統靈活調節能力與運行穩定性。二是，加速綠電替代，降低高載能產業用能成本。依托西部風光資源規模化開發，推進綠電直供工業園區和高載能企業，降低高載能產業用能成本與碳足跡，增強其市場競爭力與綠色轉型動力。三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縮小東西部經濟差距。充分發揮西部清潔能源稟賦優勢，推動能源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帶動當地產業鏈延伸與就業增長，逐步縮小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

國網能源研究院規劃與戰略研究所研究員趙秋莉告訴《中國能源報》記者，產業西移和西電西用可破解區域發展失衡，增強國家產業鏈韌性。產業西移和西電西用可以有效釋放西部成本優勢，帶動西部經濟發展和就業改善。實現產業地理分布多元化，降低“斷鏈”風險，實現資源就近匹配，增強供應鏈穩定性，降低海運通道依賴性，增強地緣政治風險應對能力。另外，可促進產業低碳轉型，支撐“雙碳”目標實現。產業西移和西電西用既可以減少輸煤輸電過程中的損耗，還能提高新能源資源富集區就地消納能力。

多重挑戰制約，發展面臨困境

盡管“西電西用”前景廣闊，但實際推進過程中，面臨著諸多挑戰。

首先，產業與能源發展規劃統籌不足，嚴重限制了西部產業與新能源的協調發展。趙秋莉分析，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時，存在因盲目追求項目、缺乏科學規劃，導致出現不同程度的重復建設、無序競爭以及配套產業滯后等問題。一些地區不顧自身資源和市場條件，盲目上馬高載能項目，造成產能過剩，資源浪費嚴重。

其次，技術、政策與市場機制協同不足，也制約著西部能源與產業的耦合發展。“在技術方面，新能源發電具有波動性，而部分高載能產業需要24小時穩定供電，二者之間的矛盾突出，長時儲能技術的滯后也成為新能源與產業適配性的技術瓶頸。”趙秋莉表示，在政策機制方面，跨區域能源—產業生態補償機制尚未建立，跨區綠電交易機制不完善，省間壁壘仍待破解。這些問題使得能源與產業之間難以形成有效的協同發展格局。

再次，西部基礎設施、創新能力等建設相對滯后，也影響了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交通基礎設施對產業發展的支撐保障能力較弱，導致運輸成本高昂，物流效率低下，限制了產業的發展空間。“尤其是創新鏈、人才鏈建設難以對產業創新形成有效支撐，使得西部地區在吸引和發展高端產業方面面臨困難，難以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趙秋莉說。

在業內看來，西電西用還面臨著供需側協調性不足的問題。高耗能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使得送端地區用電量快速增長，傳統電源布局和供給能力難以滿足需求，電力供需矛盾加劇，削弱了西電東送的外送能力。同時，供需雙方缺乏高效協同機制，信息共享和溝通不暢，難以形成有效的協同響應，增加了電力輸送的成本和風險。

多方協同發力，共促協調發展

面對西電西用面臨的諸多挑戰，需要采取一系列針對性措施，促進西部新能源與產業的協調發展。

業內人士一致認為，首先要做好頂層設計，優化產業布局。孫傳旺表示，加強能源基地與產業布局聯動機制建設，夯實制度基礎。建立能源與產業跨部門協調機制，統籌產業轉移與新能源發展規劃，明確新能源與產業協同發展的方向，加強產業梯度轉移適配性、合作聯動模式、產業協同機制研究，夯實新能源與產業協同發展的制度基礎。另外，要構建新能源全產業鏈布局，推動產業升級。發揮西部地區上游礦產資源稟賦優勢和下游發電市場優勢，引導新能源材料、設備制造等中高端環節在西部落地，提高西部地區新能源產業的附加值。推動建立綠色能源消費示范區，實現產業用能的清潔化、低碳化、高效化，推動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發展，實現產業鏈的整體升級與可持續發展。

趙秋莉也認為，應加快建立西部新能源與產業規劃的對接和協調滾動修編機制，加強產業和能源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作，確保產業發展與能源供應相匹配。合理引導具備較強調節潛力的工業負荷向新能源富集區布局，推動要素、項目、產業向新能源富集區集聚，積極構建西部地區大型清潔能源基地與國家級先進制造業產業集群融合體。此外，積極探索“新能源+”融合發展模式，打造西電西用典型范例。主動挖掘負荷側綠電需求和靈活性改造潛力，推動新能源與電解鋁、鋼鐵、建材等傳統高耗能產業及算力中心、電工裝備制造、綠氫生產等新興用能產業的融合發展。通過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實現能源與產業的深度融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產業競爭力。

“要發揮區域力量，協同打造西北新型電力系統構建與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聯合體。加強區域產業和電力協同謀劃，共同制定發展戰略和規劃，避免區域內的無序競爭和重復建設。”趙秋莉表示，目前，西部地區尤其是西北區域已開啟新能源率先轉型，新型電力系統建設進入“無人區”，相關產業發展也進入提速期，亟需強化區域紐帶，發揮區域力量，實現協同發展。

業內認為，西電西用作為一種創新的能源利用和產業發展模式，為西部地區的發展帶來了新機遇，但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只有各方協同努力，從戰略規劃、技術創新、機制完善等多個方面入手，才能有效應對挑戰，實現西電西用可持續發展，為我國能源轉型和區域協調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文 | 本報記者 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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