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00年，南京，徐光啟與利瑪竇相見。

這注定是一次歷史性的會面。

徐光啟（公元1562—1633年）字子先，號玄扈，吳淞（今屬上海）人。

青少年時代的徐光啟，聰敏好學，二十歲考中秀才后，為了養家糊口，先后在廣東、廣西教書，一邊教書，一邊鉆研天文、歷法、水利數學著作。

公元1593年，徐光啟在韶州任教時，認識了傳教士郭居靜(L.Cattaneo)。從他那里，徐光啟見到了一幅世界地圖，這對徐光啟來說是一個嶄新的世界：原來中國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世界，原來地球是圓的，原來制造了天文望遠鏡來觀測星體的運行。

總之，是郭居靜為他打開了西學的大門。

不過，徐光啟還要繼續走科舉的道路，可惜后來多次應考都沒有考中，他只好回到家鄉課館教書。在郭居靜那里，他聽說同樣是傳教士的利瑪竇精通西學，徐光啟更是心生向往，打算當面求教。

利瑪竇，意大利人，原名瑪太奧·利奇(Matteo Ricci, 1552-1610)，三十歲從神學院畢業后，被耶穌會派到中國傳教。為了便于傳教，起初他打扮成和尚的樣子，但是看到人們并不尊重和尚，便又改穿儒服，學習中國語言文化，設法接近士大夫階層。

公元1600年，高中解元的徐光啟到南京拜見恩師焦竑，聽聞利瑪竇也在，于是順道探訪。為了將其發展為教徒，利瑪竇向他展示了許多西洋的科技成果，徐光啟獲益匪淺，不過他對天主教并不感興趣。

利瑪竇沒有死心，臨別的時候，送給他兩本宣傳天主教的小冊子，但對徐光啟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的請求未置可否。

經過三年考慮，徐光啟和他的家人正式受洗，成為天主教徒。

次年，他進京趕考，終于考中進士，正式步入仕途。

公元1604年，利瑪竇也來到了北京，他準備了一些新奇的玩意給萬歷皇帝，以爭取萬歷支持他的傳教。之后，利瑪竇得到了明廷的允許，在宣武門外置住宅一處，以此為基地進行傳教活動，徐光啟則總會時不時前來拜訪，請教一些科學知識。

徐光啟未中進士前，曾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所以他沒有成為迂腐書生，而是主張經世致用，學習天文、歷法、數學、農學等實用科學。公元1606年，在學習了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原本》后，他認定這本書能彌補中國數學輕邏輯推理的不足，于是建議利瑪竇將其翻譯成中文。

就這樣，從1606年冬天開始，兩人開始投入翻譯工作。那段時間里，徐光啟常常苦思冥想，熬到深夜，這才有了我們現在的平行線、三角形、對角、直角、銳角、鈍角、相似等名詞術語。

第二年春，《原本》前六卷翻譯完畢，他將此書命名為《幾何原本》，預言此書百年之后將為天下士子所必修。

《原本》一共十五卷，徐光啟一生僅譯出六卷，他也沒有想到，直到兩百年后，《幾何原本》全本才由數學家李善蘭（1811--1882）譯出。

公元1607年，父親病故，徐光啟回鄉守喪三年。

由于氣候原因，公元1608年自然災害不斷，很多百姓吃不飽飯。徐光啟出身農家，自幼留心農事，為了讓更多人吃飽，他在家中試種美洲引進的番薯，作《甘薯疏》，號召廣泛種植；

針對頻發的自然災害，他提出了“預弭為上，有備為中，賑濟為下” 的備荒方針；

農業生產離不開水利設施，因此徐光啟不但與傳教士合作翻譯了《泰西水法》一書，還對書中提到的水利器具進行仿制試驗；

最重要的是，他總結歷代文獻，留下了70多萬字的《農政全書》。該書主要包括農政思想和農業技術兩大方面，不少主張令人拍案叫絕（比如蝗蟲蟲災的發生規律和治蝗的方法），可惜其許多主張和設想最終成為一紙空文。

徐光啟幼年時，曾有倭寇蹂躪他的家鄉，這一慘痛的經歷是徐光啟關注國防軍事的最初動力。

接觸到西學后，徐光啟對海禁和倭寇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他認為各國之間的貿易是必要的，因倭寇侵襲而斷然海禁，是極為不可取的。對寇與商，應區別對待，“除盜而不除商，禁私販而通官市”。

公元1616年，徐光啟作《海防迂說》。書中介紹了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之間的恩怨糾葛，明確指出德川家康在大權在握后，不會像豐臣秀吉那樣有侵華野心，其所圖僅通商賺錢而已。

不過對日本也不能不防，徐光啟的策略是靖、知、制、謀四字：

兩國貿易中，日本的需求更大，他們想做正常貿易，必須遵守中國制定的規則，是為靖；

你來我往中，明廷必然能獲得許多情報，是為知；

日本并非全無可取之處，中國可以學習他們造刀、造洋槍的技術，再生產出數倍的利刃和槍炮，是為制；

日本國內因常年戰亂，民生苦不堪言，大明在做到前三步基礎上，有必要時選派三四萬精銳，從薩摩登登陸，直插京都，則日本必亡，是為謀。

如此靖、知、制、謀四字，奠定了徐光啟古代中國“知日第一人”的地位。

公元1619年，明軍大敗于薩爾滸。此后一年內，徐光啟先后八次上書，就如何評定遼東提出了各種建議：“造實用器械以備中外守戰”、“造萬年臺以為永永無虞之計”、“選練精兵以保全勝”、“遣使臣監護朝鮮以聯外勢”。萬歷皇帝對其中練兵的建議十分重視，命他在通州、昌平等地督練新軍。

就是這一過程中，徐光啟親眼看到，明軍的武器裝備大多不堪使用。所以他利用與傳教士的關系，遣人往澳門購買了四門紅夷大炮，還請來了四位鑄炮師，仿制火炮四百門。

天啟皇帝繼位后，徐光啟說服皇帝以官方名義，向澳門的西洋人購買最先進的火炮。得到這批火炮后，其中的一部分運上了寧遠城頭。

公元1626年，寧遠大戰中，努爾哈赤被火炮擊傷不治身亡，其中就有徐光啟的一份功勞。

引進了先進的軍事武器，兵丁訓練和戰術安排也要隨之調整。為此，他寫下了《選練百字訣》《選練條格》《練藝條格》等一批具有近代化色彩的軍事條令；戰術方面，他同樣是中國火炮應用理論第一人，在城市防御，火器攻城，火器與步、騎兵種配合等諸多方面都有涉及。

令人扼腕的是，徐光啟的主張大多被束之高閣，他本想訓練十萬新軍，后來降到兩萬，終因糧餉不足，實際練成4655名。

屢屢受挫的徐光啟在給友人的信里感嘆：“受事以來，百不應手。”

公元1620年，法國傳教士金尼閣抵達南京，他是利瑪竇的好友，曾將《伊索寓言》譯成中文。這次他來到中國，帶來七千多冊歐洲最新成就的書籍，金尼閣計劃將這些書全部譯成中文。徐光啟曾言“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對書籍翻譯工作，他極為重視，一度組織人手翻譯。

但隨著國勢的惡化，徐光啟的身體也隨之每況愈下，翻譯工作慢了下來。

公元1633年，徐光啟病逝，翻譯徹底擱淺。

公元1938年， 北京天主教堂的藏書樓里，發現了這七千冊藏書的部分殘卷，其中就有哥白尼的、開普勒的科學著作。假如徐光啟將這些書籍全部譯出，對歷史進程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只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2017年，筆者寓居上海，曾至徐家區南丹路徐光啟墓憑吊。墓碑是蘇步青手書的“明徐光啟墓”。徐光啟紀念館在其附近，里面陳列著徐光啟家書手稿、農業試驗“手札”、 明刻本《農政全書》、清刻本《幾何原本》《坤輿萬國全圖》等珍貴資料。

至今，又過去了六年，它們一定還在默默見證后人對徐光啟的緬懷和崇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