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百年潮》1998年5期 　　

作者：梁之彥

1903年2月至10月，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之邀，逛了一趟美國。這一逛不打緊，梁啟超的思想發生了大變化。

戊戌維新之前，梁啟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維新運動失敗后，梁啟超流亡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國這個他不久前歌頌過的“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卻大大失望了。

在美國，梁啟超見到了城市的壯麗，工農業的繁盛，見到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出現的“怪物”——托辣斯，見到了美國的“平民政治”、“地方自治”，見到了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但是，他也見到了紐約的貧民窟，見到了美國的“黨派之私”和“選舉之弊”，還見到了華僑社會的種種缺點。于是，他得出結論：共和不適用于中國。在《新大陸游記》中，他寫道：“自由云，立憲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適何!”他甚至說：“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1899年，梁啟超就介紹過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學說。從美國回到日本不久，梁啟超又讀到了德國人波倫哈克的《國家論》。這兩位洋人，都攻擊共和制度，梁啟超覺得找到了理論根據，于是決定與共和制告別。他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寫道：

吾黨之醉共和、夢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豈有他哉，為幸福耳，為自由耳。而熟意稽之歷史，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征諸理論，乃將不得自由而得專制。然則吾于共和何求哉，何樂哉!

梁啟超的文章一向以“筆鋒常帶感情”著稱，寫著寫著，他不禁哭將起來：

嗚呼痛哉!吾十年來所醉、所夢、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絕我耶?吾與君別，吾涕滂沱。吾見吾之親友者而或將亦與君別，吾涕滂沱。吾見吾之親友昔為君之親友而遂顛倒失戀不肯與君別者，吾涕滂沱。

梁啟超大概哭得很傷心，所以一連寫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寫了一句“吾與汝長別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覺得有人可能會問，那末中國今后怎么辦，是不是以“君主立憲”為追求對象?于是，他接著寫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議，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銳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國來而夢俄羅斯者也。

原來，他與共和、民主告別之后，夢寐以求的對象是俄羅斯——沙皇專制主義的俄羅斯。1906年，他干脆大談“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機關未整備”，提倡在中國實行開明專制了。

19世紀末20世紀初，梁啟超一度領導中國的思想界和輿論界，成為許多年輕人的偶像。但是，自從他發表“游美國而夢俄羅斯”的言論以后，他在那個時代年輕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年4月，上海附近的一個小鎮上有一位年輕人，在讀了梁啟超上述關于伯倫知理學說的文章后，寫了三首詩寄給他，其一云：

新相知樂敢嫌遲，醉倒共和卻未癡。君涕滂沱分別日，正余情愛最濃時。

這位年輕人，就是后來的南社發起人，自號“江南快劍”的高旭(天梅)。

《楚辭》云：“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高旭的這首詩，前兩句明確表示“共和”是自己的“新相知”，心雖沉醉，卻是理智的清醒選擇；后兩句以調侃的語氣諷刺梁啟超：你涕淚滂沱地和“共和”告別，我卻正在與“共和”熱戀。高旭原來是《新民叢報》的熱心作者和讀者，這以后就明確地和改良派分手了。歷史表明，這一分手是正確的。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像梁啟超這樣“游美國而夢俄羅斯”，或由于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弊病，或覺得中國人水平不夠，從共和、民主轉回專制主義的，頗不乏人。他們不了解或忘記了，從總的方面看，作為政治制度，共和、民主是遠勝于專制、獨裁的。歷史的任務，應該是吸收人類一切民主主義文化的優良部分，克服其局限和弊端，同時積極培育條件，創造出更高級更完備的民主，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