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周炎炎 余紀昕 上海報道

近期，首批26只新型浮動費率基金申報一周后火速獲批面世。新費率機制下，基金公司和基金經理將告別“旱澇保收”模式，轉向與基民“同甘共苦”，必須從關注自身短期利益轉向切實提升投資者獲得感。

這批產品的創設，源于今年5月證監會發布的《推動公募基金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下文簡稱《方案》）。《方案》強調基金公司應強化長周期考核與激勵約束機制，加快形成高質量發展“拐點”，讓行業發展成果真正惠及廣大投資者。

作為交通銀行與施羅德集團戰略合作設立的“銀行系優等生”基金公司，交銀施羅德基金如何看待此次行業改革，近期又有哪些重點落實舉措？帶著以上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近日專訪了交銀施羅德基金董事長張宏良。

張宏良曾經掌舵過交銀人壽和交銀理財，履歷橫跨保險、理財、基金三大資管領域，是位“資管老將”，去年10月開始擔任交銀施羅德基金董事長。而他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這次調整是挑戰很大的一次”。

張宏良認為，基金公司必須要做好《方案》25條舉措逐字逐句地深度研究，但更要從“行業生態重建”的戰略高度，深刻把握《方案》出臺的改革背景、改革目標及改革路徑，主動作為、率先轉型。主動卸下“超能力”的包袱！

向內，在尊重規律的基礎上擁抱變化，夯實投研內核，繼續發揮好優秀基金經理的專業性，同時加快公司平臺化建設尤其加強中臺過程管控，讓投資行為更透明、更可預期；向外，在繼續加強資產端能力建設的同時，加大負債端能力建設的資源投入，重塑產品體系、再造服務邏輯。

“無論向內還是向外，基金公司都應卸下‘超能力’的包袱，重拾普惠金融初心，努力與投資者、銷售渠道共建共生。”張宏良感慨道。

他表示，交銀施羅德基金正積極探索產品體系轉型，將分類邏輯從單一“資產構成”轉向“資產構成+投資者風險偏好”，努力實現資產管理與財富管理的雙向奔赴。“這種轉型既是對《方案》要求的積極落實，也是深刻尊重市場發展階段性及‘投資者需求第一性’的具體表現”。

基金行業亟需破解“單維邏輯下的三重困局”

《21世紀》：你如何看待《方案》出臺的背景？或者說，你認為當前基金行業面臨哪些亟待解決的痛點？

張宏良：改革由問題倒逼而生，又在解決問題中深化，堅持問題導向，能讓我們更深刻理解《方案》出臺的現實緊迫性。

長期以來，行業總體上為廣大投資者創造了良好的投資價值，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實。但期間“單維邏輯的不斷強化即對超額收益的過度追逐”，再疊加缺乏財富管理視角牽引，當下客觀上形成了基金公司、投資者與銷售渠道之間的“三重困局”：一方面，無論市場冷熱，不少基金公司慣用歷史業績線性外推來暗示未來收益，業績達標時自詡“超人”，未達標時則淪為基民眼中的“惡人”，長此以往勢必損害行業公信力；另一方面，投資者陷入“基金產品高收益”簡單定位的認知誤區，伴生追逐短期收益的非理性行為，導致牛市風險意識淡薄、熊市恐慌性贖回的惡性循環。與此同時，銷售渠道深陷“牛市沖量、熊市蟄伏”的順周期困局，造成市場亢奮時的非理性繁榮，市場低迷時則出現非適配客戶投訴激增、中收銳減的雙重困境。

基金行業亟需破解“基金公司單維投資邏輯-銷售渠道單維營銷模式-投資者單維市場認知”的三重困局，真正完成從“資產管理者”到“財富守護者”的質變。

構建“多維邏輯價值共生型”新生態，重塑投資者信任

《21世紀》：《方案》發布后，基金公司該如何錨定目標，推動自身高質量發展？

張宏良：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能讓我們更深刻領會《方案》改革目標的戰略深意。

我們認為，實現行業與投資者同甘共苦、共同發展、相互成就的關鍵，在于協同共建兩大支柱體系——資產端的“資產管理能力提升”和負債端的“財富管理生態重建”。 二者必須協同發力，缺一不可。

在資產端，要健康地提升資產管理能力，主動卸下“超能力”包袱。投研能力無疑是基金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是為投資者創造持續穩定回報的基石。面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和深刻變革的行業格局，我們要有辯證思維：既要尊重規律，也要擁抱變化。

一是尊重規律，核心在于尊重并發揮優秀基金經理的能力與專業沉淀。聚焦投研深刻性與前瞻性，迭代投資框架與理念，深化對國家宏觀戰略導向、資本市場運行規律、新興產業演進趨勢和前沿技術革命影響的系統性認知與把握，提升價值發現能力及投研工作專業化水平。

二是擁抱變化，關鍵在于強化業績比較基準的執行力和約束力。這有助于引導基金經理更理性投資，避免過去單一規模導向下的“風格漂移或博弈性持倉過大”等問題，使投資過程更透明，業績表現更可預期，做到投資者“所見即所得”。要加速這一良性轉變，需系統性加強公司級中臺風控能力建設，與投研能力深度協同，增強基金投資行為的穩定性和抗風險韌性。

在負債端，要積極地重建財富管理生態，共建共生行穩致遠。《方案》要求基金公司恪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信義義務，核心是建立健全收入報酬與投資者回報綁定機制。本質是以投資者為本，通過強化利益綁定開啟行業財富管理生態重建：破解“單維邏輯下的三重困局”，重塑以“利益深度綁定”為內核，追求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多維邏輯價值共生型”新生態。關鍵轉變在于，基金公司需以“投資者財富管理需求”為原點，為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匹配多維度的投資邏輯與策略。

新生態的構建，對基金公司而言，能有效卸下“超能力”的包袱，增強產品收益風險特征的確定性和可預期性；對銷售渠道而言，能有效緩解因產品表現大幅偏離預期而帶來的客訴壓力，驅動其銷售模式從依賴市場擇時、脈沖式銷售升級為基于客戶需求的常態化、陪伴式的專業顧問服務；對投資者而言，這有助于逐步樹立合理的收益預期，理解分散配置和長期持有的價值，減少非理性投資行為。最終，形成一個正向循環——投資者長期持有體驗持續向好、基金公司規模穩健可持續提升、銷售渠道中收穩定可預期增長。

從轉變產品分類邏輯率先破局，讓投資者收獲“風險可控”、“收益可期”新體驗

《21世紀》：行業生態重建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那你認為當前首先需要突破的是什么？

張宏良：改革既要循序漸進，也要敢于突破。推動《方案》落地，實現行業生態重建需要循序漸進、穩步向前，而當前負債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以投資者需求為根本牽引，將產品分類邏輯從單一“資產構成”轉向“資產構成+投資者風險偏好”。比如同樣是含權產品，是否應該有對應行業主題指數基準的“高風險偏好”產品服務，也有對應寬基指數基準的“中高風險偏好”產品服務，還有股債對沖的“中低風險偏好”產品服務。“高風險偏好”就不應是基金產品的唯一標簽。

以含權中低風險偏好產品為例。對中低風險偏好投資者顯然不能以高收益作為服務的起點，而應以“風險可控”為起點最終實現“收益可期”，主旨是通過有效控制回撤、逐步提升獲取穩健收益的勝率，最終在投資者信任的基礎上構建可持續的增值能力。

具體來看，“風險可控”的保障來自公司強大的中臺風控能力與投研能力的可持續協調發展，通過投資紀律約束、組合優化建議和回撤控制機制等，力求將產品波動和回撤有效控制在預設目標區間。“收益可期”則更多源于優秀基金經理對市場長期趨勢的把握及遵循成熟投資法則，追求在可控風險水平下獲取合理、可持續的長期回報。

這種清晰的產品分類邏輯定位，不僅有助于化解“基金賺錢基民不賺錢”的信任危機，更能通過深度的利益綁定和精準的策略適配，實現基金公司專業價值、銷售渠道服務價值和投資者保值增值價值的深度契合與共同提升。

啟動三項內部改革，與投資者“雙向奔赴”

《21世紀》：近期，交銀施羅德基金在落實《方案》方面有哪些重點舉措？

張宏良：作為國有大行控股的基金公司，交銀施羅德基金將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強化使命擔當，深入貫徹落實《方案》要求，以投資者為本，將推動資產管理能力與財富管理需求“雙向奔赴”作為轉型核心方向，努力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投資者根本利益。當前，我們正重點推進以下幾項工作：

一是深化平臺能力建設，鍛造資產管理專業內核。在持續夯實投研基礎、尊重并發揮優秀基金經理個體稟賦的同時，積極探索團隊制投資管理模式，并大力加強公司級“平臺式”過程化運營體系的建設與升級，精細化、科學化管理產品波動，進一步提升資產管理能力的專業性與穩定性。

二是深化需求原點布局，助力財富管理生態重建。我們正積極探索推動產品體系的轉型，將產品分類邏輯轉向“資產構成+投資者風險偏好”。目前的想法是在保持好貨幣、純債、含權產品大結構相對較好的基礎上，全面發力含權產品小結構的優化工作，即按照442的比例來管理和布局特定的含權產品服務，40%的含權中低風險偏好基金（股債混合）、40%的中高風險偏好權益基金（掛鉤寬基指數）、還有20%的高風險偏好權益基金（掛鉤行業主題指數）。我們堅定地認為“客戶分層與需求分類”在含權產品服務領域同樣是基本規律，今后我們將繼續鞏固交銀施羅德基金在主動權益投資領域的傳統優勢，并具體轉化為積極落實442含權產品布局的扎實行動。

三是深化浮費機制改革，創新打造利益綁定紐帶。《方案》提出的形成基金公司經營與投資者回報的綁定機制是行業生態重建的核心環節，而浮動費率產品改革，正是當前落地這一機制的重要突破口。我們很榮幸成為證監會首批選取的26家規模較大、主動權益管理能力強的浮動費率產品發行機構之一。在2023年公司已經參與浮動費率產品試點并積累了跑贏業績基準的寶貴經驗基礎上，我們將切實做好此次浮動費率產品的發行與運作工作，進一步加強業績基準等對基金經理投資行為的目標約束，持續強化與投資者的利益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