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元旦晚會，由郭達、楊蕾、吳剛表演的小品《大米·紅高粱》，因廣泛流傳小品中經典臺詞“換大米”而被人們熟記，“換大米”也就成了這個小品的另一名稱。

而在70年代的青島，大街小巷間也曾回蕩著一聲獨特的吆喝：“換大米嘞——”這聲音，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許多老青島人記憶的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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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劃經濟鐵幕籠罩的1970年代，中國大地上悄然流行著一種特殊的經濟形態——“換大米”。這種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既非官方認可的市場行為，也不屬于計劃供應體系，卻頑強地存在于城鄉結合部、國營單位家屬區等灰色地帶。當上海市民用積攢的工業券換取江蘇農民的稻谷，當東北工人用棉襖換關內省份的大米，這些看似原始的交易背后，折射出計劃經濟體制下民生需求的深層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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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青島周邊一些產糧地區，如大沽河沿岸的膠州李哥莊鎮大窯村、即墨藍村鎮等地，憑借適宜的水土條件，種植出品質優良的大米。大窯村的沽河大米香甜可口，藍村大米則以質樸清香聞名膠東半島。這些地區的村民將大米運往青島市區，與市民進行物物交換。據記載，一斤大米通常能換兩三斤地瓜干或兩斤左右的黑面。對村民而言，通過這種交換，他們能夠獲得更多種類的糧食，豐富自家餐桌；而對城市居民來說，大米作為細糧，口感和營養優于粗糧，用多余的粗糧換取大米，提升了生活品質 。在當時，過年過節時，誰家能買上一袋藍村大米，在青島是很有面子的事，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大米在居民心中的珍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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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節，青島的清晨總是帶著淡淡的海腥味，陽光還沒完全灑滿街道時，“換大米”的人就來了。他們大多騎著一輛舊舊的二八大杠自行車，后座上馱著兩個大籮筐，一邊裝著白花花的大米，另一邊則是幾個面口袋，里面裝的是用來兌換的其他糧食。

我家就住在老城區的一條普通的街道上，鄰里之間關系熱絡得很。聽到“換大米”的吆喝，鄰居王大媽就會從家里出來，端著一簸箕苞米，一邊走一邊喊：“換大米的，來，給俺稱稱，換點大米。”那換大米的商販，便會停下自行車，熟練地接過簸箕，把苞米倒進秤盤，嘴里還念叨著：“您放心，俺這秤準著呢。”稱好了，就開始給王大媽舀大米，一邊舀還一邊和周圍湊過來的鄰居們嘮幾句家常，問問最近海貨的行情，或者說說哪家的孩子又出息了。

在那個物資不算充裕的年代，大米對于青島的普通家庭來說，是有些稀罕的。平日里，大家多是吃苞米、地瓜這些粗糧，能吃上一頓香噴噴的大米飯，那可是改善伙食了。所以，這“換大米”的買賣，就給了大家一個調劑口味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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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有一次，家里來了外地的親戚，母親趕忙找出存著的一些綠豆，去換大米。當那白花花的大米被母親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我和哥哥姐姐們都圍在鍋臺邊，眼巴巴地看著母親淘米、煮飯。不一會兒，廚房里就飄出了大米飯特有的香氣，那香味混合著柴火的味道，讓人至今都難以忘懷。到了后期，換大米的大多全部是換面粉了，有些有本事的商販換的多，那時候換大米的商販沒有什么汽車運輸之類的交通工具，他們用的幾乎全部是自己改造且前后加重的大金鹿自行車運輸，我記得我看到最多一次是，一個商販一個人用一輛大金鹿運輸了十袋面粉，今天回頭想想簡直不可想象，如果讓現代的人去干這事，我想恐怕他們不太能一個人把十袋面粉裝到自行車上，更別說用兩只腳，推著大金鹿和十袋面粉，生生地從青島走到即墨膠州等地了，現在想想我們的祖輩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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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大米”不僅是一種物資的交換，更是那個年代鄰里情感交流的一個契機。大家借著這個由頭，聚在一起，交流著生活里的點滴。如今，70年代已經遠去，青島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樓大廈代替了老舊的平房，超市里琳瑯滿目的商品應有盡有，再也聽不到那聲“換大米”的吆喝。但每當我吃著香噴噴的大米飯時，總會想起那些年，想起青島老城區里那充滿煙火氣的“換大米”場景，它就像一首老歌。

作者：趙金華，1963年出生，城市規劃科技工作者，在國家級刊物和報刊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上發表過近百篇的專業科技論文和其它文章，撰寫電視劇本三個，擁有多項的專利發明，曾獲得過山東省十大孝子的獎勵，熱愛生活，熱心公益，愛好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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