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國共內戰進入關鍵階段。在華東戰場，國民黨第七兵團在江蘇邳縣碾莊圩被華東野戰軍圍困，最終全軍覆沒。這場戰役成為淮海戰役的轉折點。然而，戰后多位國軍將領質疑：這場戰役是否本可避免？為何黃百韜兵團未能及時撤退？背后隱藏著怎樣的決策失誤？

1948年10月，國民黨新六軍第296師參謀長王楚英從葫蘆島撤離，抵達上海后即接到南京國防部的緊急命令，要求第296師乘火車前往徐州參戰。然而，部隊在固鎮以南被阻，未能直接參與救援黃百韜兵團的戰斗。盡管如此，王楚英對碾莊戰役的全過程有著深入了解。

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王楚英參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對駐福州地區國軍的點驗核實。隨后，他隨羅卓英、孫立人赴福州視察，并與周志道、陳士章、李以劻等人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這些從碾莊、徐州逃脫的將領回憶了碾莊戰役的經過，痛斥南京國防部的腐敗無能，認為其被內奸操縱，毫無警覺。

他們對劉峙的昏庸無能表示強烈不滿，指出其只求保住徐州，坐視黃百韜兵團被圍而不力救。周志道和陳士章認為，淮海戰役的慘敗是南京國防部一手造成的，黃百韜兵團全軍覆沒是劉峙指揮錯誤的結果。他們指出，碾莊之戰原本就是不該打的仗，劉峙逼黃百韜固守碾莊，最終導致兵團覆滅。

1950年初，王楚英與周志道等人在臺北圓山軍官訓練團高級班受訓，參加了“大陸作戰檢討會”。會上，周志道重申了上述觀點，獲得了與會者的贊同。連萬耀煌、彭孟緝和總教官白敬一也認為周志道的論述切合實際。

蔣介石曾在1949年9月的訓詞中表示：“我們在大陸是被我們自己打敗的。”因此，在“大陸作戰檢討會”上，人們對高級將領的錯誤直言不諱，萬耀煌、彭孟緝對周志道和王楚英等人的論述表示支持。

1948年11月4日，華東野戰軍下達淮海戰役全線進攻的命令，規定各部于6日黃昏開進，8日晚統一發起戰斗。王楚英認為，華野對蔣軍意圖的判斷準確，情報工作極其成功，遠超南京國防部的掌握情況。

11月8日，黃百韜兵團撤退的關鍵時刻，第25、第100軍為掩護兵團撤退，損失3個多團。掩護部隊陸續撤過運河，到達碾莊圩分區集結。9日晨，黃百韜決定繼續西進，命令各軍自成一縱隊，迅速占領大許家附近要點。

然而，部隊準備運動時，周志道報告第44師和第13兵團留守的第3師彭劍明團在八義集被圍，情況危急，請求增援。同時，陳章自窯灣來電稱“無渡河工兵，難以渡，解放軍跟蹤追擊，戰斗頗激，望轉請增援”。

晚年王楚英展示自己在新六軍序列參加日軍投降儀式的照片

在此危急關頭，黃百韜召集各軍長共議。陳士章、周志道、王澤浚主張速行西撤，與徐州主力會合后再商救援陳章之舉。唯獨劉鎮湘主張固守碾莊，并命陳章固守待援。

此時，第44軍派駐八義集增援第44師的第449團，連同第44師和彭劍明團均受重創，師長劉聲鶴戰死。陳士章和周志道等人更加堅決地請黃百韜立即揮師西進，沖破解放軍的堵擊。

正在爭論中，劉峙來電，傳達蔣介石的急電，令第7兵團面守碾莊待援。劉鎮湘更是振振有詞地說：“既有命令要固守碾莊，豈可違令放棄莊，不如在碾莊打敗敵軍再說。”

黃百韜見各軍均有損失，只有第64軍尚較完整，打起仗來，還得依靠劉鎮湘，便安慰大家說：“杜聿明是支持我的，還有李彌、孫元良過去同我們都互相支援過，有較好的戰斗友誼，只要我們守得住，援兵是一定會來的。”于是決計遵照劉峙、蔣介石的命令，在碾莊圩固守待援。

王楚英敘述的黃百韜固守碾莊的過程與現有史料基本一致。他指出，周志道和陳士章對堅守碾莊計劃的反對力度，以及向西突圍與徐州會合的決心，顯然比其他資料中的說法更為突出和激烈。

王楚英還提到，周志道在臺灣，乃至在福建與王楚英長談時，都曾態度激烈，氣憤滿胸膛地抱怨當時堅守碾莊的命令之蠢，是直接害死第7兵團的元兇。

王楚英還替黃百韜說出了黃的初心，是要不顧一切全力向西突出重圍，但是劉峙給他的命令卻是固守待援。這使得黃百韜只好橫下一條心，置生死于不顧，在碾莊“犧牲到底就是了”。

王楚英最后對徐州解圍的邱、李兵團的戰力和實力進行了復盤。他認為，所謂的解圍兵團號稱2個兵團，但總兵力不過5個軍12個師，是沒有絕對實力打穿華野三個正面阻擊縱隊和4個側擊縱隊的阻擊的。邱、李兵團實際用在正面一線的不過4-5個師，主要是第8軍、第9軍、第5軍的基干主力師。

第五軍時任團長藍懷安說：“你一個團能有多少人？戰斗兵沒有了！”按當時編制，一般一個主力野戰步兵團，滿編在2500人左右，純粹的步槍兵，多的不過一千，一般情況只有600-800左右。

邱、李兵團徐東解圍10天，總計傷亡1萬人。幾個主力師，榮譽第1師、第166師、第200師和第45師，主要用于突擊掃蕩和戰場占領的步槍兵，大概也傷亡近半了。

碾莊戰役的失敗，使解放軍在兵力對比上轉為優勢，并掌握了戰役的主動權。黃百韜兵團的覆滅，事實上已決定了淮海戰役的勝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