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義熙八年（412），當夏風拂過大海時，一艘遠道而來的船只停靠在青州長廣郡（今山東青島）的岸邊。

這艘商船從馬來群島西邊的耶婆提國揚帆起航，本要前往廣州，卻陰差陽錯地漂到了青州——此地在東晉十六國的亂世中一度歸屬南燕，不久前被東晉權臣劉裕派兵平定。

船員們懵圈了，操著一口外國話，議論不停。幸好船上有一位年過古稀的漢人和尚，他安撫好船員的情緒，淡定地走下船，向路過的獵戶打聽情況。

這一刻，老和尚長達13載、游歷30余國的西行求法歷程，正式結束。

這位高僧，正是法顯。

法顯，是目前已知最早前往天竺取經的中國僧人之一，也是有史記載的，從陸上絲綢之路西行至印度，再從海上絲綢之路歸國的第一人，堪稱“一帶一路”代言人。他撰寫的《佛國記》（又稱《法顯傳》），記載了西行一路的見聞，保留了一千多年前絲綢之路的珍貴史料。

他早年不過是無名之輩，在人生最后的歲月卻跟開掛一樣，所行極為彪悍。

▲青島嶗山下的法顯像。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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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歷史上很多“小人物”一樣，法顯的前半生是個謎。

盡管《出三藏記集》《高僧傳》有載，法顯俗姓龔，為平陽郡（今山西臨汾）人，年幼因家庭變故出家為沙彌，20歲受“具足戒”（又稱大戒，所持戒律比沙彌更多），但他此后四十年的人生經歷，史料闕如，無人知曉。

法顯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時，已經是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了。

他的《佛國記》中，第一段話是這么寫的：“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

這是說，法顯有感于漢地“律藏”缺失，立志前往天竺取經，便于后秦弘始二年（399）的秋冬時節，和幾名志同道合的僧人從長安出發，踏上了漫漫西行路。法顯的生卒年有爭議，根據推算，此時他已60余歲。

法顯所處的時代，距離漢明帝夜夢金人、白馬馱經入洛已經過去三百多年。東晉十六國時期，北方胡人廝殺，中原士民南渡，卻間接地推動了佛教的發展，后趙石氏、前秦苻氏、后秦姚氏等統治者崇信佛教，佛圖澄、道安、鳩摩羅什等高僧備受尊崇，民間百姓渴望脫離苦海、天下安定，也競相信佛，僅關中一帶，就聚集了數萬僧人。

但是，這股佛教崛起的浪潮中，深藏著隱憂。

法顯西行的緣由，是佛教傳入中國后，一直缺乏完備的戒律。

佛教的文獻統稱為“三藏”，律是其中之一。佛教東傳之初，中原采用的佛經并非印度傳來的梵文原典，而是由西域的大月氏、安息、龜茲等國翻譯而來的經書。這就導致，很多經文詞不達意、缺頭少尾。律藏殘缺，勢必導致僧人不守戒律，甚至是無律可守。南朝《弘明集》記載，當時的僧侶“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然出了家，整天不務正業，做些墾殖田圃、行商放貸、占相賣卜、機巧異端的勾當。

戒律殘缺，教門混亂，讓身在長安的法顯深感痛心，他毅然決定前往天竺，尋求完整的律藏。

▲19世紀英國漢學家畢爾所繪的法顯路線。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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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人物的遠行，要靠自己的奮斗，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

法顯啟程西行的這一年，天下并不太平。當時，北方陷入淝水之戰后的連鎖反應，前秦分裂，群雄割據。統治長安的后秦國君姚興是一個野心家，他不斷發兵東進，與東晉爭奪領土，同時與西面的各勢力發生沖突。離開長安后，法顯一行人翻過隴山，經過后秦和西秦的國界，從天水順渭河上溯到河湟谷地。法顯西行的第一站——河西走廊，也處于動蕩不安的局面，但在佛法興盛的河西，法顯一行人受到歡迎，與多位政治人物有了接觸。

▲河西四郡。圖源：最愛歷史

法顯一行人抵達西秦時正值夏季，先是在金城（一說苑川，今甘肅蘭州）進行了“夏坐”。

法顯在《佛國記》中將西秦稱作“乾歸國”，這是因為西秦在位的君主叫乞伏乾歸，他繼承了哥哥乞伏國仁的事業，割據隴西一帶。所謂夏坐，是指佛教僧人在夏季禁止外出、聚在一起潛心修行三個月的習俗，源自佛教發源地印度，由于印度半島屬熱帶氣候，僧眾不得不在炎熱的夏天避免外出，保持內心的寧靜，傳到中原后，這一習俗保留下來。在之后的旅程中，法顯多次進行夏坐，因此在一些地方停留時間較久，留下了比較詳細的記載。

秋高氣爽之際，結束夏坐的法顯一行人繼續西行，經扁都口到達河西走廊的張掖。

《佛國記》云：“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彼時，后涼呂氏已是強弩之末，河西各方勢力互相攻伐，阻擋了法顯西行之路。所幸，統治張掖的北涼王段業是個佛教徒，他邀請法顯留在張掖講授佛經，并自請為法顯的“檀越”（即施主，為僧侶施舍財物之人）。

轉眼間，又到夏季，受阻的法顯一行人在張掖再次進行夏坐，直到傳來道路復通的好消息。當時，占據敦煌的李暠（西涼政權的建立者）和段業達成協議，雙方戰火暫息，確保商人、僧人安全地往來河西。在張掖，智嚴、慧簡、僧紹、寶云、僧景等僧人也加入法顯的西行隊伍。

法顯一行人西出張掖，沿著弱水來到敦煌。西涼王李暠殷勤接待法顯一行人，對來自中原的僧人禮遇有加。

在法顯到來的三十多年前，樂僔和尚云游至敦煌，看見鳴沙山上金光萬道，心有所感，在崖壁上鑿下了莫高窟的第一座佛窟，此后，敦煌莫高窟陸續修造。我們不知道，在敦煌留宿的一個多月里，法顯是否參觀了最初的莫高窟，但佛窟必定無聲地注視著西行者遠去。

▲莫高窟第323窟張騫出使西域圖。圖源：網絡

3

西出玉門關，離開河西走廊后，往前便是西域。

迎接法顯一行人的，是沙漠、戈壁和雅丹地貌。

法顯首先要渡過一片被稱為“沙河”的荒漠。在通往鄯善國的途中，法顯用生動的筆觸記載了這一帶的殘酷環境：“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經考證，法顯一行人穿過的沙河，即今羅布泊一帶。

法顯說，來到此地，根本見不到任何活物，找不到什么路標，只有過往行人的尸骨可作為標記。法顯一行人跋涉了17個晝夜，走過1500里的路程，才穿越這片絕域之地。

穿過沙河后，法顯一行人進入塔里木盆地，先后到達鄯善、焉耆、于闐和竭叉等西域古國。

法顯的《佛國記》站在旅行者的視角，為我們還原了這些古國的人文風貌。

▲羅布泊風貌。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鄯善，曾名“樓蘭”，其故址在今新疆若羌縣，后消失在茫茫風沙之中。法顯到來時，正是鄯善消亡的一百多年前，所見的是一個繁榮的絲路商邦。法顯看到，鄯善國信奉佛教，并充分吸收了中原的風俗，衣著與中原大抵相似，只是質地不同，“以氈褐為異”。不過，法顯也發現了當地自然環境的劣勢，“其地崎嶇薄瘠”，或許這就是后來鄯善滅亡的原因。

20世紀初，在羅布泊的樓蘭廢墟出土了一件重要的文物——李柏文書。這是東晉十六國時期，西域長史李柏寫給焉耆王的信件。自東漢以來，中原王朝在西域設長史，掌管西域兵眾，即便是在戰亂頻仍的魏晉時期，西域長史仍履行著職責。李柏在任時，寫信給統一了塔里木盆地東部地區的焉耆王，希望雙方聯兵，討伐叛逆。

從鄯善北上，經過15天的辛苦旅行，法顯一行人來到焉耆（又稱焉夷）。焉耆國是西域大國，在法顯的記載中，“焉夷國僧亦有千余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但法顯來到此地，卻覺得其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此前一路上，法顯等人備受尊崇，可來到焉耆，受到“冷暴力”。焉耆人信仰小乘佛教，對信仰大乘佛教的法顯一行人不太感冒，不讓他們住進寺廟，也不許他們參加當地僧人的活動。

幸運的是，法顯一行人在焉耆遇到了一位施主——“苻行堂公孫”，讓他們得以生存下來。苻，是這名施主的姓氏，行堂指代修行之人，公孫則是對貴族子弟的尊稱。法顯寫下的這一稱呼，透露了這名貴人的來歷。當初，前秦鼎盛之時，苻堅曾派大將呂光遠征西域，焉耆等國紛紛投降，后來前秦南征東晉失利，迅速走向敗亡，跟隨呂光西征的一部分苻氏宗室就留在了河西和西域。這名善待法顯的“苻行堂公孫”，極有可能就是前秦苻氏后裔。

得到苻氏貴族的供給后，法顯繼續向西南而行，穿過塔克拉瑪干沙漠，來到有“小西天”之稱的于闐國（今新疆和田），參與盛大的行像大典——這是于闐國為慶祝佛誕節舉行的盛典，主要形式為抬佛像游行。

為此，舉國灑掃道路、裝飾巷陌，各個佛寺精心準備，爭奇斗艷。行像的隊伍壯觀浩大，立有佛、菩薩、諸天侍從像的行像車高達3丈，飾以金、銀、瑪瑙、珍珠、玫瑰、琥珀等裝飾，宛如一座行走的廟宇。為了一睹行像盛事，法顯在此留居了3個月。

到達蔥嶺（今帕米爾高原及周圍諸山）一帶的竭叉國后，法顯將翻越眼前地勢險惡、氣候惡劣的高原雪山，進一步邁向佛教的起源地。

法顯在《佛國記》中寫道：“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毒龍，說的是雪崩，在蔥嶺，這種災害隨處可見，若是不幸遇上，恐怕難以生還。法顯一行人戰戰兢兢地走了一個月，終于翻越蔥嶺，來到犍陀羅所在的北天竺。

▲犍陀羅佛像。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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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之路上，取經的隊伍已經發生分化，或分道揚鑣，或半途而廢，最初陪法顯西行的僧人中，只剩下慧景、道整二人仍鍥而不舍。可法顯沒想到，他們還將付出生命的代價。

從北天竺進入中天竺的途中，法顯等人要通過常年積雪的小雪山（今阿富汗薩菲德山脈）。慧景在風雪之中精疲力竭，自知難以堅持。他口吐白沫，告訴法顯：“我已經不行了，你繼續前進，不要與我一同死在這里。”旅伴死后，法顯撫其尸痛哭，隨后忍著悲痛攀越山嶺，和道整來到了佛教的起源地。

在中天竺，法顯和道整二人先后游歷了摩頭羅國、僧伽施國、拘薩羅國、毗舍離國、巴連弗邑等佛教勝地。

在拘薩羅國，法顯和道整參觀了佛祖生前居住了25年的祇洹精舍。昔日一眾僧侶攜手同心，歷經九死一生，西行而來，如今只有道整一人在旁，法顯百感交集，悲嘆不已，更何況，經過數年的跋山涉水，他已經是一個年過七十的老僧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帶著經書回到中原。

精舍的天竺僧侶們看到如此悲傷的法顯，不禁驚訝地問，你們是從哪里來的？

法顯回答道，我們是從漢地來的。

天竺僧人驚嘆道：“真是奇了怪哉，這么迢遙的路程，也能到我們這里求法，我們還從未見過漢地的人呢！”

在西行的第7個年頭，法顯抵達巴連弗邑（又稱華氏城，今印度比哈爾邦巴特那附近），終于找到《摩訶僧衹眾律》《薩婆多眾律》等律藏的寫本，他在此留學3年，學習梵文，抄寫律本。

作為法顯的最后一位同志，道整自從來到天竺后就被當地文化深深吸引，認為天竺才是真正的修行之地，漢地戒律殘缺不全，反而像是佛教的邊地，于是立下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邊也。”道整說，他再也不回中原了。

人各有志。當初，法顯之所以西行，就是為了求得天竺的律藏，傳到中原，因此，他不會留在天竺，他一定要回到遙遠的東方，將所學奉獻給故土，他注定只能孤獨地前行。

▲印度桑奇大塔。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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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10年的取經之旅，義熙五年（409），法顯即將啟程東歸。

但他沒有再走陸路，而是改走海路，即海上絲綢之路。

學者章巽認為，《佛國記》中敘述的航海生活，是我國第一部詳細的航海行記，為我國古代海上交通的重要記錄。

法顯從天竺東部的港口多摩梨帝國（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納普爾）出發，跨過孟加拉灣，很快抵達南亞次大陸南端、印度洋上的島國——師子國（今斯里蘭卡）。

在法顯筆下，師子國猶如一個“寶石之國”，盛產各類寶珠，尤其是佛教的法物摩尼珠。此前前往天竺的途中，法顯已經造訪了陸上絲綢之路的諸多交通樞紐，而師子國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交通中轉站，從這里向西可通波斯灣、紅海，向東穿過馬六甲海峽，可抵達中國。

法顯在師子國參加了該國盛大的佛牙游行和供養法會，到王城阿努拉德普勒游學參訪時，又有意外收獲，只因這里是斯里蘭卡最古老的城市和佛教圣地，藏有大量佛經。于是，法顯暫緩歸途，在師子國訪學2年，求得多部佛經。

在此期間，孤身一人的法顯再度喚起了思鄉情緒，他感慨道：“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

當年從長安出發時，他們是一個僧侶旅行團，如今有的分散，有的犧牲，只剩下法顯獨自攜帶經卷東歸，在師子國鋪天蓋地的梵音中，顯得分外寂寞。

▲斯里蘭卡韋利加馬。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從師子國啟程東歸故土，已經是義熙七年（411）。

這趟歸國之旅并不順利。

在東南亞的耶婆提國，法顯轉乘一艘200多人的商船，船上帶著50天的糧食，朝著目的地廣州進發。但是，耶婆提并非一個佛國，船上的婆羅門商人都將法顯視為異教徒。

途中，商船遭遇狂風暴雨，情況危急，商人們以為是搭載了法顯這個異教徒，才惹怒了他們的神明，想要把法顯丟下船。情急之下，船上一名檀越站出來，以中原王朝的天威震懾商人，他說：“你們要趕走這名和尚，就把我一起扔下，不然就殺了我。中國的帝王崇信佛教，敬重僧人，你們如果扔下這位和尚，我到中國后，一定會告知中國皇帝。”婆羅門商人們這才作罷，法顯逃過一劫。

接著，商船又迷路了。

法顯所處的時代，海上航船大都只能依靠原始的天文導航。據《淮南子》《抱樸子》等典籍記載，漢人船員已經熟悉利用各種星體進行定向導航，如果分不清方向，就會用“牽星術”，觀看北極星，尋找正確方向。但耶婆提的商人顯然不得要領，又不巧碰上陰天，無法對星辰、海水進行判斷，不知道他們早已越過了廣州，緩緩駛向青州。

于是，出現了開頭描述的那一幕。

當船在山東半島靠岸時，航程已經過去70天，船員忍饑挨餓，若再不登岸，可能就要發生自相殘殺的慘劇了。長廣太守李嶷是個佛教徒，他聽說這艘迷途的船上有一位西行取經歸來的高僧，急忙迎請法顯到長廣郡的治所不其縣（今山東青島即墨區）。

法顯歸來前，東晉軍在劉裕的指揮下北伐得勝，一度攻下青州。作為東晉的官員，李嶷自然不會同意法顯返回長安，更何況，此時的長安飽受戰爭摧殘，不適合法顯完成翻譯佛經的重任。

70多歲的法顯選擇南下建康（今江蘇南京），在江南古都專心翻譯佛經，一如他的初心，完善中原佛教的戒律規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東晉、南朝時期的建康，亦是佛教繁盛之地。后來，完成使命的法顯到荊州江陵的辛寺繼續修行，并在此圓寂，他去世時，一說82歲，一說86歲。

▲《佛國記》書影。圖源：網絡

在長達三四百年的亂世中，法顯只是一個與政治絕緣的小人物，但他橫跨絲綢之路、歷時13年、游歷30余國的旅程，通過他留下的《佛國記》流傳后世，襯托出一個無比堅毅的偉大身影。

法顯的遠行，并非單純的取經之旅。作為第一批越過蔥嶺、到達印度的僧人，他為后世展示了東晉時絲綢之路沿線的風土人情。《佛國記》除了記載中國本土之外，還記錄了當時中亞、南亞和東南亞的地理、交通、宗教、物產、風俗等，被公認為研究5世紀亞洲歷史的重要史料。

更難能可貴的是，法顯實現這一壯舉時，已經是六七十歲的年齡，哪怕在今天，也是退休的年紀了。

法顯的精神感召著無數后來者。

南北朝的僧人曇無竭聽聞法顯的事跡后，“慨然有忘身之誓”，召集沙門25人西行求法；初唐的玄奘在西行前便以法顯為偶像，稱“大丈夫會當繼之”，他在未得朝廷許可的情況下，隨著逃荒的難民偷渡出關，踏上西行之路，作《大唐西域記》；后來，另一名唐僧義凈自幼“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走海路遠赴天竺，詳細記載了南海各地的歷史地理。

僧人們舍身求法，一步一個腳印，在絲路春秋遺留足跡，構成中國絲綢之路史的重要一角。

近代學者梁啟超高度評價法顯西行，說：“法顯橫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種以歸，著《法顯傳》，我國人至印度者，此為第一。……故無論歷何艱險，不屈不撓，常人視為莫大子恐怖罣礙者，彼輩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獨來獨往，而所創造者乃無量也。嗚呼！后之學子，聞其風者，可以興矣！”

勇猛精進，志愿無倦，誠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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