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陜北紅軍戰士的戰爭回憶1 陜北特委決定派我去參加陜甘紅軍】

隨著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神府地區黨與群眾都感到進行武裝斗爭在本地區已是刻不容緩的需要。1931年冬天，區委組織了特務隊，也想組織游擊隊，由王兆卿領導，我也參加了。但因沒有槍支彈藥，組織了幾次行動，如到孟家墕等地打土豪都沒有成功。這時劉志丹、謝子長的陜甘紅軍已聲威赫赫，于是陜北特委決定派人去參加陜甘紅軍，學習軍事。

1932年春末夏初，南鄉區委通知我和王兆相去尋找陜甘紅軍游擊隊參軍，學習軍事知識，以后回神府地區開展武裝斗爭。正好5月初，馬明芳同志來神府地區巡視工作，得到組織同意，我和王兆相決定與馬明芳同志一起去米脂轉道找紅軍陜甘游擊隊。

在米脂城北姜新莊與馬明芳同志分手，在安定進一村莊時，恰巧遇上保長盤查過路人，保長看見我和王兆相，不容分說，誣蔑我們是壞人，要送到村公所拘留審查，我們極力爭辯，正好遇上一位忠厚農民，他為我們作保，求保長放了我們，還把我們領到他家吃飯、住宿。第二天為保證我們確實安全，他把我們送出村莊，還熱情地硬塞給幾個窩頭給我們路上吃。當時我們已身無分文，為了感謝他，我把在路上野宿用的被單送給他，以表謝意。

1941年，部隊駐在安定川，我曾兩次專門去看望過這位恩人。一家人高興得不得了，說：“那年，你們一進村，我就看出來，不是壞人。可保長專門抓捕外地人，說不清楚，非搭上性命不可”。這時王兆相夫婦已離開陜甘根據地被派往山東，后來我記得還向他說起過。從安定山下來，又向延安方向盲目探尋，聽群眾說劉志丹、謝子長紅軍向宜川南走了，又向南繼續尋找。走至盤龍鎮川里，一路向南到處打探。這次找紅軍，我和王兆相盲目探尋，走了近兩個月，渴了喝山泉雨水，困了在山洞、樹下睡覺，遇見可靠的群眾便上前探問紅軍的消息。

盤纏早已花光，一路幫工找不到活干，就討飯。兩個青年，結伴討飯，目標很大，時常引起路人的議論，誤會，很容易暴露，商量著不如先回去，探明紅軍活動的地區再來尋找，可是走了這么遠，找了這么久，無功而返，確實心有不甘！繼續找下去一點線索也沒有。最后兩人商量決定，還是先回特委匯報，再做道理。回程在米脂找到特委，特委指示我們先回神木南鄉，等有了陜甘紅軍游擊隊確切的活動地區再去參軍。這樣第一次找紅軍，往返上千里，跑了十幾個縣。路上為了尋找紅軍翻山越嶺，為躲避土匪、白軍，繞路穿插，把常人不走的路都走了。這使我們對陜西北部的山川地理、社會民情、各地區的革命形勢，都有了比較深入廣泛地了解，使我們后來在這個地區打游擊得益匪淺。

【1932年8月秋收季節。王兆相回來說：你們要想當紅軍，現在去保安西，延安西南，過洛河、瓦子川一帶去找】

1932年8月，秋收季節。王兆相回來說：你們要想當紅軍，現在去保安西，延安西南，過洛河、瓦子川一帶去找。他說他還要去，等處理好這里的工作就走，你可以先走，亦可以等我一起走。我當即回家向父母告別，說要出遠門。兵荒馬亂，父母不放心我，再三勸說，希望我留在故鄉。但我參加紅軍的決心已定，父母沒有辦法，也就由我自便。這樣在8月份，我一個人先去找紅軍游擊隊。一路基本野外宿營，到米脂城北姜新莊在姜脫子家住一晚，這是第一次找紅軍時來往過的老關系。在這里，老康給劉志丹、謝子長同志寫了信。在瓦窯堡南楊林家住一晚，也是第一次尋找紅軍時的老關系。經瓦窯堡、安塞北，至洛河西，一路打探。為了探聽消息方便，也為了解決盤纏，一路仍然給人家幫工，扛抬搬運，碰上什么干什么。

1932年9月初，走至洛河西一座山上，為探聽消息，投宿在山中村莊，向人打探紅軍游擊隊的情況。他們告訴我，紅軍前兩天就在這里活動，現在估計走不遠，還在附近，指點我快去追趕。果然第二天正走著，遠遠的山上有騎馬的軍隊走過，山梁上種地的老鄉說：那些騎馬的人就是紅軍。只見山路上威風凜凜地走著一隊騎兵，正是我日思夜盼的紅軍游擊隊，我放開喉嚨大喊：“游擊隊，游擊隊，等等我。”邊跑邊追過去。這正是謝子長、閆紅彥帶領的紅軍騎兵游擊大隊。

看到神府特委的介紹信和老康寫給他們的信，都非常高興，當即讓我在騎兵大隊當戰士。這是1932年9月中旬。在我來前神府特委還派了溫治恭等同志到陜甘游擊隊參軍，這時他們都已在游擊隊里了。過了十幾天，王兆相、王金泉也來到游擊隊，分在一個班里，班長是賀耀華同志。剛開始，打槍、騎馬都不行，過了一陣子，各方面技術就基本過關了。記得1933年春天還離開一連到團里做過幾天技術輔導員。

1932年9月，我正式參加紅軍，在騎兵大隊當戰士。騎兵大隊在謝子長、閆紅彥領導下，經陜甘交界山區打游擊。參軍不久，在黑水縣南山里行軍時看到了步兵大隊。騎兵和步兵會合，同志們高興地歡呼著跑上去，又是握手，又是擁抱，騎兵和步兵互相支持，都把對方視為自己的另一半，在這里看見了劉志丹等同志。騎兵在照金北山上打土匪，淳化繳了民團的槍，栒邑西山邊與民團遭遇，也打了勝仗，繳了武器、彈藥，部隊行動很快。

1933年1月，騎兵、步兵兩大隊在陜甘山區轉角、楊家店子一帶會合。這時杜衡等來整編部隊，在楊家店子召開黨員大會，批評劉志丹、謝子長、閆紅彥等原領導，說他們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又是什么逃跑主義、土匪流寇主義等等，當時我們還不懂這些道理。

杜衡在軍人大會上宣布中華蘇維埃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任命他為紅二十六軍政委兼二團政委，撤銷原各領導的職務，命令黨員群眾選舉團內各級領導，原來各級領導除班長之外，沒有被選舉權，但保留選舉權。經黨內民主選舉，原步兵大隊的班長王世泰被選為二團團長，參謀長鄭毅，大家一致要求選舉劉志丹為政治處長，團黨委委員有杜衡、劉志丹、鄭毅、高錦強、王世泰和我。

另外選舉了各連連長、指導員，記得有張秀山、高錦強等。我和其他幾位同志任各連支部書記，王兆相為特務隊隊長。整編后部隊有騎兵連、步兵連、少年先鋒連，另有隨營學校，汪鋒任學校政委和團黨委書記。謝子長、閆紅彥離開部隊。任命為紅二十六軍政委兼四十二師二團政委的杜衡，許多同志都感到這個人的思維方式和大家不同，但中央任命是要絕對服從的，全體共產黨員和全體紅軍戰士為了維護紅軍的整體利益，都服從了這個命令，而且堅決執行。

整編后紅軍先打了焦家坪民團，后在耀縣西北香山寺把廟中積藏的大量糧食分發給當地群眾。四面八方來分糧的群眾很多，解決了貧苦群眾冬春缺糧的困難。寺廟很大，房屋眾多，聽說為了防止白軍來此駐扎，紅軍走時燒了寺院房屋。對這個問題，當時有分歧，但杜衡還是命令燒了。分糧之后，群眾認識到紅軍是人民的軍隊，紛紛來參軍，步兵二連可能在這時成立。我由騎兵大隊調到步兵一連當指導員，部隊西移照金一帶活動。

1933年1月底（陰歷十二月二十幾日），杜衡命令二團打廟灣民團。據說廟灣民團夏玉山過去沒有進攻過紅軍，在陜甘地區當時沒有進攻過紅軍的民團還有一些。這是劉志丹、謝子長對敵采取分化政策的結果。對于一部分從未主動進攻紅軍、暫時保持中立的民團，紅軍也采取暫不進攻的辦法，分化瓦解敵人，減輕紅軍四面受敵的壓力，集中力量打擊最頑固的敵人。而且劉志丹同志分析廟灣民團的情況：人槍八九十枝，裝備精良，修有幾個大碉堡、工事堅固，不易攻下。建議暫不進攻。

戰前派去的偵察員李懷戰回來也說，廟灣民團工事堅固，易守難攻。但是杜衡卻堅決要打，兵分兩路，親自帶步兵先行出發，騎兵另一路，形成非打不可的局面。步兵行軍一夜，拂曉趕到。騎兵先到已開始進攻了，損失很大，連長曹勝榮犧牲，指導員張秀山帶全連強攻碉堡，又負重傷。步兵趕到后立即投入戰斗。

步兵一連上去一部分，包圍了敵人，但敵人有據點，工事防守嚴密，未打進去。騎兵、步兵聯合進攻，戰士奮不顧身，舍身強攻，但沒有重武器，槍支彈藥有限，敵人三個大碉堡向外掃射，我軍傷亡30余人，仍然不能攻占敵人據點。劉志丹等同志建議撤出戰斗，此時的杜衡也明白再頂下去沒有必勝的把握，只好命令撤出戰斗，部隊返回照金東邊附近村莊休息，敵人來追擊，部隊急忙轉移。大概在這個時候，鄭毅調一連任連長。劉志丹接鄭毅任參謀長。春節期間部隊在富縣兩山之間活動，到黑水縣是元月初。

為了增強部隊實力，1933年元月初，團里派我和牛崗同志去聯系李友竹率部來參加游擊隊的事情。李友竹是我黨派往白軍的秘密工作人員，當時在石馬駿十一旅做連長。兩人到了那里找到李友竹，分析當時張子鎮的情況，除李友竹連之外，還駐有白軍一個營的兵力，另有公安局人員10多人。李友竹認為一個連的兵力走不出去，帶連參加紅軍游擊隊的時機還不成熟。我和牛崗只好仍回黑水縣。在黑水縣南找到部隊，緊接著部隊急行軍至縣南黑幕原與敵激戰，戰斗剛接觸，騎兵連長李光明同志犧牲。

部隊繼續向南行動，可能經石底子吳青原方向出山，至照金一帶。晚上夜行軍至廟灣東北一個村莊宿營，第二天上午廟灣民團來襲擊，戰斗中鄭毅同志犧牲。鄭毅犧牲之后惠作人出任一連連長。這次游擊行動一直打到成渝路上的金京關。由于靠近鐵路活動，對敵人形成極大威脅，敵人派出重兵圍剿紅軍游擊隊。為了打破圍剿，游擊隊更加頻繁轉移，尋機消滅了幾股敵人。

5月份部隊活動在涇陽一帶，在涇惠渠一帶由西向東活動。當時苗嘉祥游擊隊抓到一個修涇惠渠的外國工程師，知道他是來修涇惠渠的，不是帝國主義分子，很優待他。游擊隊要放了他，只是怕他在路上不安全，可巧楊虎城派人來商討拿槍換他回去。他回去后，楊虎城還給游擊隊送來白面，以表謝意，趙啟民同志大概是這時來紅二團的。敵人圍剿兵力數十倍于我，紅軍游擊隊由西向東、向北轉移，翻過陀帽山，經淳化、降家山方向回照金附近。接著部隊又向北，我這時離開一連，在團里當技術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