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的兩本自傳中譯本，剛出版就到了我的書架上。每次瞥見它們，總想，要讀，找時間讀。這個念頭反復出現，都超過了十年，終于在這幾天落實。

《生活曾經這樣》剛拿到時，有些興奮，因為作者，也因為譯者。間諜小說的作者做過間諜，他的經歷想來必不一般；譯者陸先生，對于復旦人來說，敬重加上親切，何況我還跟他借過徐燕謀先生自印的線裝舊體詩集，在他的辦公室短暫地閑聊了一會兒。

《生活曾經這樣》，陸谷孫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出版

我急切地翻開書，沒想到的情況發生了：讀了十幾頁，讀不下去。只好在書架上給它找了一個位置，安頓好，再也沒有翻開過。兩年后，自傳第二本《逃避之路》出版，我翻都沒翻一下，就插在了第一本的旁邊。

《逃避之路》，黃勇民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出版

這一次我準備了足夠的耐心?！渡钤涍@樣》讀到100多頁，疑惑來了：盯著一行句子——“從牛津遠距離求愛，真是到了可笑又自私的地步”——下面劃的鉛筆線，發愣。誰劃的？毫無疑問，我。怎么一點印象沒有？在書快要結束的地方，又出現了下劃線，當然還是我劃的，我還是沒有印象。

原來我當時讀完了這本書，卻一點也不記得了？

比不記得任何內容更糟糕的是，我連讀過這個事實，也不記得了。

讀到譯者后記，陸先生上來就說《托爾金的袍子》，轉述格林把納博科夫贈的《洛麗塔》簽名本賣給書商的事。似乎想起來一點兒：當時讀到這里，不禁會心一笑，因為我之前剛寫過短文介紹《托爾金的袍子》，復述了同一個故事。

接著讀《逃避之路》。這本我以為以前壓根不曾翻開的書，序言頁就出現了鉛筆下劃線，我驚詫地看著畫出來的文字：“寫作是一種治療方式；有時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寫作、不作曲或者不繪畫的人們是如何能夠設法逃避癲狂、憂郁和恐慌的，這些情緒都是人生固有的。奧登說過：‘人類需要逃避，就像他們需要食物和酣睡那樣。’”

也許我只是讀了序言。但很快，下劃線密集地出現——

第38頁，格林寫赫伯特·里德，“他走進擠滿人的房間，你根本不會注意到他的到來——你只會注意到整個交談的氣氛悄悄發生了變化，甚至客人的相互關系也變了，再也沒有人說話追求效果……”

第39頁，“當我收到里德來信邀請我出席晚宴時，我感到自豪、意外，還有點膽怯?！蕴貢恚瑳]有其他人，一切都很隨便?！瘜τ谖襾碚f，這有點兒像收到柯爾律治的邀請——‘華茲華斯會來，沒有其他人?！?/p>

第40頁，晚宴上他們談偵探小說，艾略特無拘無束——“也許，這一話題使他一時覺得安全地遠離了來回走動談論米開朗基羅的女士們。”——我猜想，在這句話下面劃線的時候，我很可能有一絲得意：一眼看出了這個“用典”，來自年輕時代就十分熟悉的《普魯弗洛克的情歌》。

但是現在，這一條又一條的鉛筆線令我無比沮喪。書頁上劃得這么清晰，可是沒有用，沒有劃到記憶里，不要說痕跡，連一點兒模糊的影子都沒有。

我就像讀一本從未讀過的書，卻不斷碰到過去做下的標記：

1951年，格林在馬來西亞，碰到一位追殺越盟游擊隊的法國指揮官說，這是“體育的生活，運動的生活”；格林不以為然，“對于英國人來說，戰爭背離正常，就像情感背離一樣。對于法國人來說，戰爭只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是愉悅的也可以是不愉悅的，就像通奸一樣?！倍谖ｋU叢生的馬來西亞，他才明白，這里的戰爭國外幾乎無人明白。

在自傳就要結束的時候，格林這樣來說他的經歷和他的創作：“1929年至1978年是一段漫長的工作生涯，不過在我考慮退休以前，我與自己有個約定。戰后我的雄心壯志就是寫一部沒有常規暴力的間諜小說，常規暴力（詹姆斯·邦德除外）不是英國特工的一個特色。我想把情報間諜活動作為一種生活的方式不具浪漫色彩地表現出來：男人們每天去辦公室掙他們的養老金，其背景很像其他任何職業，毫無危險地例行公事，對于每個人物來說更重要的是私人生活。二戰期間，我有幾年在情報部門工作，起先在西非，然后在倫敦，事實上我在工作中很少遇到刺激或傳奇事件。”“回到倫敦時，我面對的是檔案、檔案、無窮無盡的檔案……沒有傳奇或暴力事件打擾我們：只有封閉生活導致的某種無聊和厭倦……”

他完成了小說《人性的因素》，卻不滿意：“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不滿意，我背叛了自己的意志。書中有暴力——戴維斯的死亡——珀西瓦爾醫生幾乎不是英國特工的典型人物。小說不像我原先打算的那樣真實，只是書名《人性的因素》救了它。作為一部愛情故事——一位老頭婚后的愛情故事——我想它也許會成功?！?/p>

我抄下我曾經劃線的文字，以此作為例證，證明忘記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表現為忘記的形式（不記得）：不記得讀過這兩本書；更進一步，它以記憶的形式（記得）加強了否定的力量：記得沒讀過這兩本書。

在這種力量面前，劃線，或者其他各種各樣的標記方式，都兒戲似的，大大高估了自己。

我抄下這些文字，還有一個比較的意思：如果劃線不行，抄寫一遍，是不是能好一點兒？

張新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