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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社論｜反猶主義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太多人卻仍在為其開脫

美國境內令人發指的反猶主義襲擊事件持續增加。兩周前，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Boulder, Colo.），一名男子向呼吁釋放以色列人質的和平游行者縱火。不到兩周前，一對年輕夫婦在華盛頓猶太博物館（Jewish Museum in Washington）參加活動離開時遭槍殺。再往前一個月，有人翻越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喬什·夏皮羅（Josh Shapiro）官邸的圍欄，在夏皮羅及其家人熟睡時投擲燃燒瓶。去年十月，芝加哥一名39歲居民在步行去猶太教堂途中背后中槍。

美國正經歷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反猶仇恨浪潮。據聯邦調查局（F.B.I.）統計，反猶仇恨犯罪在2021年至2023年間增長了一倍以上，2024年似乎還在進一步上升。

按人均計算，猶太人成為仇恨犯罪受害者的風險遠遠高于其他任何人口群體。

2023年美國各群體仇恨犯罪發生率

• 來源：紐約時報根據FBI、蓋洛普、皮尤研究中心和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分析整理

美國猶太人僅占全國人口約2%，他們對這種威脅有著清醒的認識。有些人被迫隱藏自己的信仰標志。猶太教堂增加了武裝安保，負責迎接禮拜者，猶太學校也聘請了保安來保護孩子和教師。

一批專門的數字專家在社交媒體上監測潛在襲擊信號，協助執法部門阻止了數起案件。

而美國社會其他群體的反應卻遠遠不夠。反猶主義的抬頭理應受到公開譴責。這種仇恨已經造成了死亡和傷殘，包括在博爾德被燒傷的88歲大屠殺幸存者。歷史也給出了慘痛教訓：反猶主義的上升，常常伴隨著其他仇恨暴力和人權侵犯的增長。為攻擊某一少數群體而開脫的社會，往往不會止步于此。

反猶主義有時被稱為“最古老的仇恨”。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埃及，那時猶太人因其不同而被嘲弄，并被當作社會問題的替罪羊。常見的說法是猶太人暗中操控社會，是一切問題的根源。這種偏見延續至宗教裁判所、俄國大屠殺，以及歷史上最慘烈的大屠殺——納粹種族滅絕，正因其慘烈才有了“種族滅絕”這個新詞。

在現代，不少美國猶太人一度相信美國已擺脫了這種傳統，也不無道理。但正如愛爾蘭作家、政治家康納·克魯茲·奧布萊恩（Conor Cruise O’Brien）所說，“反猶主義只是淺眠者。”當社會分裂、民眾尋找替罪羊時，它就會卷土重來。這一模式有助于解釋為何反猶主義在2010年代先于歐洲、后蔓延到美國，恰逢政治風氣粗鄙化。社會憤怒也通過對猶太人的敵意表達出來。

政治右派，包括特朗普總統，理應承擔相當大的責任。的確，他領導政府加強了對大學校園反猶主義的打擊，并促使高校更加重視這一問題。但特朗普也把這個議題作為他打擊高等教育獨立性的更廣泛運動的借口。這種做法有將反猶主義變成黨派爭斗話題的風險，讓反對者以為這只是他炮制的又一“虛構現實”。

更糟的是，特朗普通過針對移民、女性和跨性別群體等一系列群體發表帶有偏見的言論，使仇恨變得司空見慣。FBI數據顯示，自他涉足政壇以來，針對亞裔、非裔、拉丁裔和LGBT美國人的攻擊也急劇上升。雖然他口頭上反對反猶主義，但他的實際行為卻表明并非如此。他與一名否認大屠殺的人同席共餐，共和黨還提名了反猶分子參選公職，包括北卡羅來納州州長。特朗普本人稱2017年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集會中喊著“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的人是“非常好的人”。2021年1月6日，至少有一名國會騷亂者高喊要找“那個頭號猶太人”，即紐約州參議員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正如舒默所說。

問題也延伸至流行文化。去年力挺特朗普的播客主持人喬·羅根（Joe Rogan）在節目中多次邀請否認大屠殺的陰謀論者，他曾公開說“猶太人掌控一切”。在特朗普主義右派中，反猶主義找到了棲身之所。

它同樣存在于進步左翼，而這種跨黨派的特性讓反猶主義問題格外突出。許多進步派堅決反對其他形式的仇恨，但對反猶主義卻持包容或忽視態度。大學校園是最明顯的例子。十年前，UCLA學生會成員曾討論是否應阻止一位猶太學生擔任領導職位，理由是她可能無法代表全體學生。2018年，哥倫比亞大學墻上出現納粹標志。在巴魯克、德雷塞爾和匹茲堡大學等校，近期有激進分子呼吁校方切斷與支持猶太學生生活的Hillel組織的關系。塔夫茨大學（Tufts）Eitan Hersh和Dahlia Lyss的全國調查顯示，2023年，自認為“自由派”的大學生比中間派或保守派更有可能表示“因為他們的觀點而回避（或疏遠）猶太人”。

其中一個解釋是，反猶主義與當前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的分裂性政治被混為一談。顯然，批評以色列政府并不等同于反猶主義。本社論委員會一貫捍衛以色列的生存權，同時也批評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自當前戰爭爆發以來，我們一直譴責對平民的大規模殺戮和對加沙的毀滅。以色列的某些支持者將所有批評都等同于反猶主義，這種做法是錯誤的，也損害了自身的事業。但美國部分人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以“還有別的問題”為理由，為反猶仇恨開脫；他們未能像堅決譴責其他偏見那樣，堅決譴責反猶主義。

前蘇聯異見人士納坦·沙蘭斯基（Natan Sharansky）提出了識別何時批評以色列演變為反猶主義的“三D標準”，即“去合法化、妖魔化和雙重標準”。近年來，進步派言論常常未能通過這一測試。布蘭代斯大學總統反猶主義倡議顧問瑞秋·菲什（Rachel Fish）表示：“美國人通常能輕易識別極右勢力的反猶仇恨，卻不太愿意或不太習慣在極左或激進伊斯蘭主義背景下指出反猶仇恨。”

請思考這種雙重標準：為何校園對以色列人權記錄如此執著，卻幾乎不關注????、俄羅斯、蘇丹、委內瑞拉或其他任何國家的人權狀況？為何左翼團體如此頻繁地聲稱全世界唯一的猶太國家不應存在，并公開表達對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等伊朗支持的恐怖組織的欽佩——這些組織還公開炫耀殺害猶太人的行為？為什么“猶太復國主義者”這個詞會被當作貶義詞來攻擊他人（這一用法實際上是冷戰時期蘇聯宣傳的遺毒），甚至有人主張將“猶太復國主義者”排除在公共空間之外？要知道，“猶太復國主義者”其實只是指那些支持以色列存在的人。

歷史的橫向對比同樣值得我們借鑒。2023年10月7日之后，全球性事件引發針對特定群體的仇恨犯罪激增，這并不是第一次。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亞裔美國人成為攻擊目標；2001年“9·11”事件后，穆斯林美國人也遭受了類似的仇恨浪潮。當時，雖然極右翼的少數聲音試圖為這些仇恨行為辯護，但美國社會的主流態度是堅決譴責。小布什總統于2001年9月17日走進清真寺，公開宣稱“伊斯蘭即和平”；新冠期間，社交媒體也充滿了支持亞裔群體的行動。

相比之下，近幾年的情況有兩點明顯不同：第一，針對猶太人的襲擊數量更多，暴力程度也更高；第二，社會的譴責聲音反而更加低調，甚至顯得猶豫和顧慮重重。許多大學領導者常常不愿單獨譴責反猶主義，總要附帶同時譴責“伊斯蘭恐懼癥”。當然，伊斯蘭恐懼癥本身也確實值得認真對待，但反猶主義卻似乎成了極少數知識分子不愿單獨譴責的那類偏見。在“9·11”事件后，人們并沒有覺得有必要同時譴責伊斯蘭恐懼癥和反猶主義——其實也沒有這個必要。當某種仇恨抬頭時，人們本應該能夠明確、直接地加以譴責。

值得警惕的是，來自左右兩翼的反猶主義言論都已經開始為暴力行為提供某種正當化，但社會對兩者之間關聯的承認卻并不對等。2018年匹茲堡“生命之樹”猶太教堂槍擊案發生后，輿論普遍認識到，兇手部分是受到了極右翼種族主義社交媒體的影響。而在近期的一些案件中，同樣的現象也在發生，只不過肇事者這次借用的是左翼的表達方式。

科羅拉多縱火者曾高喊“解放巴勒斯坦！”、“結束猶太復國主義！”（措辭混亂）；上月涉嫌殺害以色列大使館工作人員的男子，被懷疑曾在網上發表題為“為加沙升級，把戰爭帶回家”的宣言。他的支持者隨后發起請愿，呼吁“全球化巴勒斯坦大起義”。右翼的妖魔化、去合法化言論對匹茲堡慘案負有部分責任，左翼的同類言論則對近期攻擊事件負有責任。

美國社會應能意識到許多政治議題的復雜性，同時也要認識到反猶主義已成為緊迫問題。它與種族主義不同——在許多方面甚至更為狹窄。反猶主義沒有在當代美國造成收入、財富和預期壽命方面的驚人差距。但新的反猶主義卻讓美國猶太人比任何其他群體都更容易成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許多猶太人如今在美國承受著本不應有的恐懼。

沒有任何政治論辯或意識形態背景能為這種偏見開脫。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徹底譴責它，要么縱容仇恨在社會中進一步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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