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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的荔枝》中提到的“右相”是楊國忠，那么楊國忠為何要專門設一個奇葩的“荔枝使”？看似為了滿足楊貴妃吃荔枝，其實這未嘗不是楊國忠斂財的手段，因為真實歷史中，楊國忠在擔任“右相”前后，他就已經擔任了一系列奇葩的“使”！

《資治通鑒》天寶四載(745)條下說：

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強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征此言于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楊國忠是楊貴妃的從祖兄，跟玄宗的“私”關系自然非比尋常，這正是使職誕生的溫床。他“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玄宗贊美他為“好度支郎”，顯示他精于簿帳等事，亦是他后來判度支的“伏筆”。他任王鉷的判官之后，便從天寶四載起，出任一系列財政或非財政使職。但這些使職是什么，諸書的記載卻頗混亂。

1、楊國忠的斂財本事

最可靠最可信的記載，應當是他在天寶十一載(752)十一月，受命為右相（即中書令）時，皇帝制書《楊國忠右相制》中所記他的整套結銜：

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判度支事，權知太府卿，兼蜀郡長史、持節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官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上柱國、弘農縣開國伯楊國忠。

這長串官銜，洋洋大觀，長達93字，大可用來佐證唐代使職官銜之復雜難解，需要“解碼”。

細讀之下，可知這里除了列出他的散官（銀青光祿大夫）、御史臺職事官（御史大夫，實際上充作“判度支事”的本官）、暫代的某一職事官(權知太府卿)、地方刺史類長官（蜀郡長史，即“成都大都督府長史”，以便兼領劍南節度副使等使職)、勛官（上柱國）和爵號（弘農縣開國伯）之外，最可留意的就是他的眾多使職，又可分成兩大類：一是節度使、采訪使等非財稅使職。

另一是財稅使職，共有八個之多：

(1)判度支事；(2)兩京太府、司農出納使（這實際上是兩個使，這里故且合算為一使)：(3)監倉使：(4)祠祭使：(5)木炭使；(6)官市使：(7)長春宮使：(8)九成宮使。

這八個使職，看似林林總總，亂無章法，其實大有關連。

《舊唐書·楊國忠傳》有一段寫天寶八載(749)，玄宗招呼百官參觀宮中左藏庫時的一幕，很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楊國忠這時在做些什么，以及他所總攬的財權，又是如何巨大：

八載，玄宗召公卿百僚觀左藏庫，喜其貨幣山積，面賜國忠金紫，兼權太府卿事。國忠既專錢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親幸。

左藏庫位于大明宮城，是唐朝的國庫，收藏錢帛，“貨幣山積”（指百姓交稅時所交納的絲絹之類紡織品，唐代可以當成貨幣來使用)，以支付百司月俸錢等，由太府寺從這個庫中支出。上引這個敘述最不尋常的一點是，在正規編制上，左藏庫原本由職事官太府卿主管，但這位太府卿這時卻被“架空”了，不在現場，由楊國忠在主導整個參觀行程，因為他從大約天寶七載(748)起，就帶有兩京太府寺和司農寺的出納使。

這兩個使職，不但讓他得以主管宮中這個左藏庫（以及收藏各方貢獻寶貨的右藏庫），同時他還可以掌管司農寺屬下國家各個糧倉的出納。這就是為什么，上段記載有一個關鍵詞，說他“專錢谷之任”，不但管“錢”帛，也管“谷”物，不折不扣是玄宗的大賬房，“出入禁中，日加親幸”，遠非傳統的職事官太府卿和司農卿可比。

2、“右相”的新使職

換句話說，職事官太府卿和司農卿，這時雙雙都遭到了使職化，被楊國忠這個皇帝欽任的特使架空了。不但如此，玄宗當時“喜其貨幣山積”，還“面賜國忠金紫，兼權太府卿事”，索性把太府卿這個職事官，也讓他去“權”知，等于在出納使之上，再添一官，錦上添花。

事實上，太府卿的使職化，還不是從楊國忠開始的。早在開元二十六年九月，侍御史楊慎矜，就充太府出納使。天寶二年六月，殿中侍御史張瑄，也充太府出納使。后來，在肅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也充任過司農、太府出納使。兩個職事官的使職化，已頗頻有一段時日了。跟唐代其他使職一樣，這兩個使職應當都可自辟判官。

至少，我們知道，楊國忠任太府出納使時，是有判官的，見于《資治通鑒》天寶十一載八月癸已條下，“楊國忠奏有鳳皇見左藏庫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庫西通訓門”。是年冬十月，還為此特別“改通訓門曰鳳集門，魏仲犀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

至于度支司和太府寺的關系，最好的解說，見于陸贄的《論裴延齡奸蠹書》：

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奸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

在這脈絡下看楊國忠，他既是判度支，又是太府出納使，身兼兩個管財的特使，不但可以自行規畫經費開支，自行發出“度支文符”，還可以自行出納，簡直就如虎添翼，似無其他官員監管。

但這也正是使職特使的特權，只要皇帝信任他即可。他出任司農出納使，應當也是如此方便，因為司農寺的出納，按照律令，也須憑度支的文符。

至于楊國忠的其他幾個使職（監倉使、祠祭使、木炭使、宮市使、長春宮使、九成宮使)，則跟他的司農出納使息息相關，屬于業務相關而兼領的性質。司農寺原本監管各地糧倉，準備宮中祠祭用品和木炭，采買宮中物品(宮市)，以及管理同州的長春宮、陜西麟游的夏季行宮九成宮。

這些業務現在都被楊國忠的木炭使、宮市使等等使職拿去了。

楊國忠出任右相后，他似乎不再任監倉使、祠祭使、木炭使等等“瑣碎”的使職，但卻又新增了一些更重要的使職，并且保有一些原有的舊使職。

天寶十一載(752)的《楊國忠右相制》清楚記載：

可守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學士，修國史，崇玄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仍判度支及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出納，勾當租庸、鑄錢等使并如故。

他這些使職當中，最重要的財政使職有五個：判度支、兩京出納（應當是“兩京太府、司農出納使”的省稱)，勾當租庸使和鑄錢使。他升任右相，又遙領劍南節度副大使，但他最重要的使命，仍然是判度支等“專錢谷之任”，直到安史之亂爆發，他陪同玄宗一行人，匆匆逃命到劍南成都。但逃到馬嵬驛時，他就被亂軍所殺。

在亡命途中，發生了一個動人的小插曲。玄宗一行人馬，從禁苑西面的延秋門逃出（杜甫有詩《哀王孫》為證：“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應作“延秋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余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何用此為？”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為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于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后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

楊國忠請玄宗“由左藏庫而去”，似乎有深意。這個由他以判度支特使身份。

經營數年、錢帛織品如山積的大財庫左藏，現在要由他命手下“千余人”去持火炬焚毀了，以免落入安史叛軍手中。國忠顯然想讓玄宗在臨走前，親眼看看這驚人的場面。但玄宗動了善念，命令“撤火炬而后行”，因為叛軍來了，得不到錢帛，恐怕會厚斂百姓，不如給他們，“無重困吾赤子也”。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左藏居然要動用“千余人”持火炬來焚毀，則其庫房之多（有東庫、西庫、朝堂庫等，不只一庫房），范圍之大，財貨之山積，可以想見。

事實上，玄宗自己的私房錢庫“大盈庫”，也就位于這左藏地區（史書上常稱之為“左藏大盈庫”)。《資治通鑒》寫玄宗車駕離去后，天明時，“山谷細民”爭入宮中，“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最后也燒了這個私房大盈庫：

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

這個被燒毀的大盈庫，里面應當貯藏著玄宗朝宇文融和韋堅等聚斂之臣，所括收來的財貨寶物。

3、度支使的擴權

從楊國忠所帶的這些使職和這個左藏故事看來，他判度支時“專錢谷之任”，所為何事，也就歷歷清晰起來了。肅宗時的第五琦，繼楊國忠之后，也在乾元元年(758)起判度支，并同時充任兩京太府、司農出納使和其他多種使職，職掌跟楊國忠類似，成了肅宗的大賬房，“集財政收入和支出大權于一身”。但第五琦似是唐史上最后一位太府、司農出納使，以后未見有人繼任，看來此使已廢，被判度支取代，不須再任命。

事實上，太府司農出納使所掌職務，在第五琦之后，改由判度支主管。

判度支（度支使）的職權越來越大了，“漸權百司之職”，使原有的職司度支司(以及太府司農，甚至金部和倉部司)，都遭到更進一步的使職化。建中元年(780)，楊炎想要“罷度支、轉運使，命金部、倉部代之”。但金倉“省職久廢，耳目不相接”，無法回到舊制，最后還是要繼續任命判度支的使職，來專掌錢谷的出納。

貞元初，陸長源在《上宰相書》中，也證實“金倉不司錢谷”。

這方面另一條很好的史料，見于杜佑貞元初的奏疏：

貞元初，度支杜佑讓錢谷之務，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置吏員，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據此，肅宗以后的度支使，已非舊時度支司的司級主管度支郎中可比。舊時職事官度支郎中所管的“度支國用”等單純業務，到了財稅特使度支使手中，已擴大為全面管國家的錢谷出納，管兩稅，管唐西半地區池鹽和井鹽的專賣，管左藏，管大盈庫，管司農太府出納，管營繕，管火炭，甚至管染練等等，業務真多。

由此，可以解答為什么楊國忠當年判度支時，竟還帶有火炭使等幾個看似“奇特”的使職。現在，杜佑為了避免這個特使“廣置吏員，繁而難理”，貞元初便上奏，請求把度支使所管的營繕歸還將作監，木炭歸還司農寺，染練歸還少府監，但仍保留度支使主管錢谷出納的重任，包括收入和支出。

度支使在唐后期一百多年的演變中，正如杜佑所說，經歷過一個從職務簡單到職務繁雜的過程，業務涉及兩稅、鹽專賣、軍費、各道節度使出兵時的“出界糧”等等。

為了配合它職務的繁雜，度支使下有一系列的下屬僚佐，且都由度支使全權自辟，不須經過吏部的銓選，如度支副使、判案郎官、巡官和推官、糧料使等等。同時，度支還模仿鹽鐵轉運使，設立了一系列地方下屬機構，如度支院、度支監院和場院、度支巡院、榷鹽使院、榷稅使院等等。

這么龐大的使職附屬組織和人員，宛然是長安朝廷外的另一個“小朝廷”，跟鹽鐵轉運使的“小朝廷”類似，沒有其他使職可以比美。比如，節度使雖號稱一方之霸，權勢也只局限于某一地方，跟度支、鹽鐵兩使，分掌全國東西兩半財賦的大格局，遜色多了，遠遠不能相比。這也構成“右相”專權的根基。

唐度支司的使職化，并非始于安史亂后，而是早在天寶年間，楊國忠判度支起，就遭到使職化。他以使職身份，不但總攬太府、司農的出納，還管到宮中火炭等雜事。

楊國忠以后的判度支或度支使，則更進一步把這個使職的職權擴大，到了一個更繁雜的地步，職務涉及兩稅、鹽專賣、軍費、節度使出兵時的“出界糧”等等，跟當初的職事官制度支司及其司級長官（度支郎中和員外郎)，只不過負責度支國用等簡單幾項事務，天差地別這個使職化的結果是，唐后期度支司的司級長官，雖然一直未正式廢除，但已淪為閑官，不再處理當初的度支國用等事，或淪為一種本官，僅以此去充任其他使職，比如肅宗朝的第五琦，就曾經以度支郎中的本官，去出任鹽鐵使。

相反地，唐后期的度支使，則權勢巨大，職務繁多，使他成了舉足輕重的財政“三司使”之一，跟鹽鐵轉運使和戶部使，一起主宰唐后期的財政。

原本傳統的度支司，蛻變成一個由度支使主管的使職衙署，不再受職事官制約束，而像鹽鐵使司那樣，有自己的附屬地方組織和一系列自辟的使職僚佐，獨立于三省六部之外，成了一個職權重，官員多的大衙署，宛然是另一個“小朝廷”。

它也在關鍵地方設立度支院、監院、場院和巡院等等，仿佛擁有了自己小小的“地方政府”，專管財務，一如皇帝擁有地方州縣府一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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