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當美國最高法院越來越像一場帶著假面具的意識形態表演，所謂“司法獨立”的神話也在事實面前轟然倒塌。路透社與益普索6月最新民調揭示：僅20%的美國成年人認為最高法院政治中立，58%直言不信，另有22%干脆“不置可否”或“懶得回應”。在自認支持民主黨的受訪者中，認為法院保持政治中立的比例僅有可憐的10%；即便是共和黨支持者，也有過半（54%）認為這座司法高墻已淪為政治偏見的舞臺。這不再是信任危機，而是認知塌陷。

法官們不再是憲法的捍衛者，而是政治陣營的忠誠戰士。三位由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在其首個任期內悉數就位，將9人法庭改造為6比3的保守堡壘。隨后一連串極具爭議性的裁決迅速出臺：廢除全國墮胎權、否決大學在招生中考慮種族因素、擴大個人持槍自由、裁定總統在“職權行為”中享有起訴豁免、掐斷聯邦監管機構的關鍵權力。這一切不是巧合，而是一次系統性“機構重編”：在保守派眼中，這不是司法失衡，而是“糾偏”回歸。但在社會多數眼中，這種以“糾偏”之名重構司法結構的行為，本身就是對平衡破壞的最赤裸表現。

更令人不安的是“Shadow Docket”機制的興起。所謂“影子案件機制”，即最高法院不通過正式聽證或辯論程序，僅憑書面材料、無理由說明，直接作出決定。這種極端高效的“司法快車”，在特朗普任內被頻繁啟動：移民禁令、跨性別軍人政策、庇護限制、禁止墮胎藥物流通，全都在沒有口頭辯論的背景下被強行通過。2025年以來，這種緊急審理程序更加常態化，僅今年上半年，已有數十起涉及聯邦與州重大權力爭議的案件被納入影子渠道快速裁決。法院正在從“終審機構”異化為“戰術武器”，為某種意識形態鋪路、清場、護航。

這不是程序效率問題，而是權力濫用。最高法院理應是慢而穩、正義高于效率的象征，如今卻成為政治爭奪的制高點。一個未經辯論、未經解釋、未經公開交鋒即落地的判決，其正當性從何而來？當法院成了“政治清道夫”，誰來監督權力自身？

信任崩塌自然隨之而來。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自2020年以來，公眾對最高法院的信任度連年下滑，從特朗普任內的57%一路跌至如今的不到40%，創歷史新低。年輕人、女性、有色人種群體的信任指數更是低到冰點。一場與憲法精神背道而馳的司法劇，正在讓整整一代人對“法治”這一政治文明基石失去情感連接與制度信仰。

而這一切絕非美國內部危機那么簡單，它正在引發全球回響。自墮胎權案推翻以來，歐洲政界與民間紛紛譴責美式司法的“政治化墮落”，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甚至罕見發言指責其“嚴重違反女性基本權利”。亞洲、非洲多國學者與政法官員也開始質疑美式三權分立體系是否真的具備可復制性。在全球范圍內，美國最高法院的公信力正失去“示范效應”，轉而成為“反面教材”。

美國以往最引以為傲的“司法出口權”也正在熄火。以往美國能夠輕松指責他國“司法不獨立”“審判不公正”，如今卻要面對本國法院公開卷入黨爭、避談倫理、拒絕自我監督的批評。當世界開始重新思考“民主法治”是否還應以美國為參照，實則說明一個時代的信仰正在熄滅。比危機更致命的是幻滅，而美國正在走進這場幻滅的深淵。

最不可忽視的，是對總統豁免權的最新裁定所釋放出的巨大制度危險信號。最高法院傾向承認總統在“執行職務”范圍內享有“刑事起訴豁免”，無異于為極權擴張開綠燈。如果這項裁決通過，不僅意味著特朗普可免責于1月6日國會山暴亂指控，也意味著未來任何總統都可以在“公務名義”下行使無限權力。這是對憲政民主的直接挑釁，更是對未來美國法治本體的毒化改寫。

最高法院不是無懈可擊的存在，也不是神圣的終極裁判，而是由人組成的制度安排。而人是有偏見、有利益、有意識形態的。關鍵不在于法院是否犯錯，而在于當它偏離軌道時，有沒有機制讓它回到軌道上。而如今的美國，沒有。

法院不透明、程序不完整、法官不回避、權力不受限——這才是真正讓人恐懼的“四不原則”。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最高法院將不再是美國政治的調節閥，而會變成制度正當性的掘墓人。而在這具棺材里，埋葬的不僅是法律，也將是美國賴以維系其國際地位的“道義權威”。

信任一旦流失，無法靠自我喊話贏回，更無法靠一紙判決扭轉。如今的問題已不是“是否中立”，而是“能否自救”；不是“是否改革”，而是“是否還配改革”。一個失去民眾、國際社會與制度平衡支撐的最高法院，還剩下什么？它剩下的，只是一個金字招牌背后越來越空洞的神壇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