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朝文士的京都書寫與中國京城文化的異域流轉

徐東日

原文刊自《外國文學評論》2022年04期

【內容提要】中朝兩國文士在明清時期抵達日本，體驗并描寫了受到唐長安建筑文化、中華風水理論影響而營構的京都皇宮格局和城市空間布局，并依據各自接受的漢文化標準對日本京都進行了審美評價。由于中朝兩國在地理環境、文化特質上存在差異，中朝文士的抵日時間也不相同，因此他們對京都的描摹書寫、對日本社會的集體想象也都不盡相同，反映的是他們對母國都城的文化自覺。

【關鍵詞】明清 中朝文士 京都書寫 中華京城文化 異域流轉

京都位于日本西部，坐落于京都盆地的北部和丹波高原的東部山區。“京都”原指天子居住的地方，即首都，到了平安朝后期，這一專有名詞逐漸作為地名而被人們普遍使用。從794年桓武天皇（781至806年在位）遷都平安京到1868年東京奠都，其間京都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它作為日本人的精神故鄉和文化源點被稱為“千年古都”。

朝鮮與中國文士分別于十五世紀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造訪京都，并寫下了不少紀行作品。其中，出使日本的朝鮮文士有通信使慶暹（1607年出使）、姜弘重 （1624年出使）、任絖（1636年出使）、申維瀚（1719年出使）、曹命采（1747年出使）、趙曮（1763年出使）和修信使金綺秀（1876年出使）等人。這些朝鮮文士主要是在室町至明治時代（約十五至十九世紀）出使日本，所以無論在理性還是情感上，他們都將天皇居住的京都視為日本的精神首都。先后出使日本的中國文士則有何如璋 （1877年出使）、黃遵憲 （1877年出使）、王韜 （1879年出使）、李筱圃 （1880年出使）、黃慶澄 （1893年出使）等人，盡管他們都是在日本遷都東京之后赴日的，但都將具有千年文化傳統、體現出濃厚中國文化氛圍的京都視為心目中日本的文化之都。需要指出的是，不論是后來的中國文士還是先到的朝鮮文士，在親身游覽了日本后，他們的日本觀都發生了變化。通過書寫日本京都，他們反觀與之有文化差異的母國首都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并通過文化交流實現了對他者文化身份的認同。正是基于這一點，筆者試圖從比較文學形象學、文學地理學等視域研究中朝兩國文士書寫京都形象的異同，并進而剖析他們之所以制造出偏離現實原型的京都“幻象”的內在原因。

一、

“四神相應”：京都的自然形勝

京都的前身平安京是依據其被眾山環繞的地理優勢建造的。桓武天皇充分吸取源于中國的陰陽五行思想和“風水說”的精髓，對京都進行了理論堪輿、規劃建造，將五方五色的思想轉化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或“四神相應”，在城市總體格局中以“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的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作為四種神靈，形成山、川、道、澤等不同地勢的組合”。具體而言，“四神相應”是指東方青龍（流水）、西方白虎（長道）、南方朱雀（水池）、北方玄武（山丘），這是代表吉祥的最佳地形。誠如桓武天皇對平安京地形的描述：“此國山水襟帶，自然作城。因斯形勝，可制新號，宜改山背國為山城國。又子來之民，謳歌之輩，異口同辭，號曰平安京。”“形勝”一詞透露出平安京都城理念中的風水思想，符合包括中朝赴日文人在內的所有儒學者對都城選址的總體想象與中朝兩國建造本國都城的實際情況。晉人郭璞所著《葬書》認為，風水寶地的地理因素應該符合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地形呈現西北東三面護衛的馬蹄形，即北面有高大的靠山，東西兩邊以山護持并呈合圍狀；二是腹地視野開闊，水深土厚；三是水從主峰前流過，呈纏繞狀；四是方位坐北朝南；五是龍穴（吉祥之地、生氣之地）位于主峰前的山腳下。京都滿足了郭晉提出的所有選址原則，是“州之地膏壤沃野，宜五谷桑麻，民力農蠶被服，飲食饒樂”，“土厚水甘，居之不疾”，“山圍水抱，地衍土沃”的吉祥之地。日本人受到“中國陽宅書籍《皇帝擇京》的影響”，接受了中國四神相應的風水說，但其文化傳統中缺乏“氣”的觀念和信仰，認為風水是判定善惡的神秘力量之源，因此對中國的風水理論進行了修正，認為“龍穴”不是上天之氣，而是大地之水，是泉水涌出的地方，即作為水神的龍居住的巢穴。京都宮城南面的水澤，即大地之水，就相當于“龍穴”。由此可見，京都的風水注重的是地利，其地理位置適合居住。

對于京都這樣極其難得的上佳地形，朝鮮通信使申維瀚和中國文士王韜都有所感言：“倭京……北有愛宕山，雄峙修拔，是為鎮山……東有險嶺之阻，西控兩關之固”（《海》：302）；“西京為日國向來京都，即葛野、愛宕二郡之地，襟山帶河，自然作城，博大塏爽，天府之國。左環鴨水，右抱桂河，而北枕山岡，其南則為二水合流處，形勢雄壯，甲于神州，其險固亦易于據守，桓武天皇建為新京而定鼎焉”（《扶》：401）。京都的北面是鎮山愛宕山，西來的鴨水和東來的桂河合圍其南部，這就使京都北有北山（玄武），南有小池（朱雀），東有鴨川（青龍），西有沿御室川河道的山陰古道（白虎），成為“四禽葉圖”之地。在王韜看來，這就如同紫禁城建于景山和金水河的懷抱之中，但是紫禁城的景山和金水河畢竟是人工建造的，整個北京城南面也沒有天然的大江大河，無法媲美京都北山南河這一自然天成的“山河襟帶”的天然優勢，因而，他由衷地發出了京都“形勢雄壯，甲于神州”的慨嘆。

不僅如此，京都還“東有險嶺之阻，西控兩關之固”。其東部越過高野川和山嶺，南北又橫亙著巨大的琵琶湖；西面綿延著山陽道和山陰道，南面過去曾有巨椋池，越過平原、丘陵的大阪與奈良，就是浩渺的大海。正因如此，王韜才稱贊其“襟山帶河，自然作城……形勢雄壯……其險固亦易于據守”。何如璋在登上西京最高處的華頂山后，如此描述其地形：“樓據山巔，俯瞰全城，歷歷在目……周環數十里，氣象殊狹。賀茂川縈帶之，山水清麗。”再遠眺，則隱約望見西京“南連大阪，襟內海；其西則山陰、山陽二道（所謂關西十六州也）”。于是，他不禁賦詩贊嘆道：“乘興來登第一樓，樓前煙景接天收。東屏叡嶺南襟海，俯瞰關西十六州。”（《雜》：120）朝鮮通信使曹命采也認為西京“壯麗弘敞，則實有帝王都氣象”。

那么，自詡承襲儒家朝鮮士人描述京都風水的文字明顯少于中國文士，這一點正表明了朝鮮對于日本的文化優位意識：只有朝鮮才承襲了儒家禮治文化的衣缽，是文明的化身，而日本則是不文明的夷狄。因此，朝鮮使團成員在官船剛靠岸時，就穿上了“大明衣冠”以“顯示正宗文明之所在”，還通過發起與日本人的文化競賽傳播漢文化以及朝鮮的優秀文化。另外，朝鮮通信使到日本后發現，日本很多建筑的規制、權力等級劃分相當混亂，僭越禮制之處比比皆是。由此，許多朝鮮通信使甚至不肯承認日本的都城是遵循“陰陽五行”與“風水理論”而建。只有像申維瀚這樣不希冀謀取功名的文學家才在一定程度上較為客觀地描寫了按照“風水理論”所規劃的京都城址。

那么，自詡承襲儒家禮治文化衣缽的朝鮮又是否真正遵循了“陰陽五行”與“風水理論”來修筑他們自己的都城漢陽城呢?朝鮮朝在京城選址時采取了依山勢而定的“四神砂”原則，即確定北面的白岳山（北岳山，北方玄武）是其主山，龍脈延綿至北面的三角山（現在的北漢山），直插云霄，承接上天的元氣；白岳山向南，龍脈則延伸到景福宮后堆土成山的蛾眉山并成為王氣孕育之所，蛾眉山的南面是王妃居住的交泰殿（陰），交泰殿的南面經過兩儀門則是龍穴康寧殿（陽）的所在。此外，白岳山的右側是仁王山（西方白虎），左側是駝酪山（東方青龍），南邊是南山和清溪川（南方朱雀）。為了實現負陰抱陽、山水結合、構筑福地的目的，朝鮮人也按照八卦的理論采取了自西北向東南引水入宮的方式。源于承接上天元氣的三角山的具有王氣的水流，經過五峰山抵達白岳山后匯流進景福宮的交泰殿、康寧宮與勤政殿，進入王宮的河水被稱作錦川（明堂水）。為了保存王氣，朝鮮人建造永濟橋以界水則止，永濟橋以東的水流被稱作禁川。由此可見，能夠被稱為明堂的區域就是勤政殿前的廣場，而明堂之穴則在勤政殿內的東南角，這是朝鮮王宮“基于風水觀念發端于崇祖孝親的思想”、在陰宅明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明堂穴位堪輿選址法，像學者樸奉柱等人甚至認為父母、祖先才是自己的守護神。

朝鮮人的這種崇祖孝親的風水思想源于郭璞《葬書》：“人受體于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父母骸骨為子孫之本，子孫形體，乃父母之枝，一氣相蔭，由本而達枝也。故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也。……經曰：氣感而應，鬼福及人。父母子孫，本同一氣，互相感召，如受鬼福。”這種為祖先選擇風水寶地、修建墳墓以蔭佑子孫的觀念，反映了中國古代的孝道思想，體現了“仁”的道德原則，而孝是仁之本，講仁就是為了盡孝，孝即是忠。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受到中國儒家文化的深遠影響，古代朝鮮人始終將忠孝視為國家、家族乃至個人生活的準則。他們“為帝王找到一塊吉祥地，是為盡忠；為父母找到一塊吉祥地，是為盡孝。但無論是帝王還是普通百姓，找到吉祥地，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帝王是為了永延帝祚，百姓是為了福蔭子孫。從最高統治者到下層百姓，全社會都在尋找那塊充滿生氣的吉祥地”（《紫》：7）。中朝兩國人的不同之處在于：中國人給父母、祖先建造陰宅時根據陰宅風水，而給自己和子孫建造陽宅時是根據陽宅風水；但朝鮮則一概依據陰宅風水理論“去選定陽宅與陽氣”，尤其像漢陽的景福宮四周都以山岳為靠，“這是受到中國《狐首經》《錦囊經》等‘陰宅說’影響的結果”。因而，與其說這體現了朝鮮人仁者樂山的情懷，倒不如說是表現了朝鮮人注重陰宅風水和孝道的人文精神。由此可見，漢陽的風水觀念關注的是人倫之風水。

作為風水說發源地，中國的都城北京注重的則是一種天時之風水。具體而言，北京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天壽），是王不得不可為王者之地。而且北京地處南北交通要地、東西水路交匯之所，因而適合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鎮山天壽山是自昆侖山經太行、燕山而至的龍脈凝結之處，但由于天壽山前平原廣闊，沒有山岳可作為脊山，所以明朝人就在平地上以人工堆土的方式壘起了萬歲山以作為“龍穴脊山”，也即鎮山，從而使龍脈在此結穴，即交泰殿所在。由此，紫禁城便名正言順依山而建，實現了風水所要求的“負陰而抱陽”的建城原則，且“這條龍脈直接與天上的元氣相通，使宇宙的生氣貫注于紫禁城中”（《紫》：131）。同樣，因為僅有山還不能達到古人對建造都城的理想目的，必須配以水，只有山水結合，負陰抱陽，才是完美的福地，于是明朝人就設計讓源自天壽山的積水潭之水由西北向東南沿萬歲山西麓而下，注入紫禁城的護城河中，從而解決了北京南面沒有天然的大江大河的問題。最終，北京在自然界大風水的內部，又巧妙地營造了一個內在的小風水環境。與此同時，建造紫禁城的風水原則又反映了古人宏大的宇宙思想：

紫禁城通過萬歲山、金水河、天壽山、燕山、太行山與昆侖山一脈相連，通過山把天上的元氣引入紫禁城之中，藏于天地昆侖交會之處，這是紫禁城的宇宙生成之道，即“氣”。天上以北極星為中心，所有星宿皆圍繞著它而布局，北京城以中軸貫穿全城，使天下所有的山川皆圍繞著它而分布，皇帝坐鎮太和殿，如北辰貫乎中天，“南面而聽天下”，這是紫禁城的宇宙結構。（《紫》：7）

由此可見，中國都城北京的風水注重的是上天之風水。

總之，當時中朝兩國都城北京、漢陽的選址和建造遵循的是陰陽五行與風水的理論，雖然表面上體現為強調山與水，實際上注重的是氣，即選擇一處吉祥而富有生氣之地。日本都城的自然環境盡管與北京、漢陽有所不同，但其最終的選址與營造基本上還是遵從了源于中國的都城布局理念，因而中朝兩國文人對京都的城市建造都表現出了較高的文化認同，這反過來又體現了中朝文士對自身的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傳統的自信。另一方面，分別以“中華”“小中華”自居的中朝文士之所以充分認同京都的自然形勝，實際上也是在言說他者的同時，言說自我，其隱含目的在于肯定與確認本國宮殿的選址契合風水觀念，恪守傳統文化：建都安國選擇“四禽葉圖”“三山坐鎮”的優越地形有利于維持政治平穩與國家安定，也使得各自都城適合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即成為中央集權制的視覺象征。

二、

落寞抑或新秀：京都皇城的建筑與園林

中朝日三國的都城效仿的都是唐代長安城的布局方式，體現的是一種王權思想、宮廷政治制度與等級禮制，是中華以禮治國思想原則的體現。空間中的內外差異與制度中的高低位置彼此對應，空間的深度意味著政治的高度，體現了一種金字塔型結構：皇帝（天皇、國王）端坐于空間最深處的頂端，而不同級別的官署總體上沿著一條東南向的斜線，從內到外按高低等級排列。皇帝（天皇、國王）和大臣之間，沿著這條線建立起重要的聯系———信息向內向上流動，而指令向下向外流動。他們組成單向投射的權力之眼，從頂端俯瞰并控制著較低的外部世界。

京都模仿的是嚴格按照中國建筑文化建造的奈良的平城京。京都城的中心位于其中央北部天皇居住的皇城，即平安宮（城）。它主要由內里、大極殿、朝堂院、豐樂院等殿舍以及官衙建筑群構成。內里是天皇處理日常政務與生活的空間，建造在平安宮的北半部。若以偉鑒門與朱雀門的連線為平安宮的南北中軸線，內里則位于南北中軸線偏東，其四周筑有內外兩道墻，即內郭與外郭。內郭主要涵蓋以下建筑：

內郭之內以宮殿建筑為主，共建有二十余個殿舍，其中，紫宸殿為內里的正殿，是舉行即位、朝賀、御前會議、節會等各種禮儀的場所；位于紫宸殿西北側的清涼殿則是天皇常住的殿舍，也是天皇面見群臣、舉行御前會議的場所；在紫宸殿、清涼殿的北方，是后妃居住的空間。內里之南設有大極殿、朝堂院、豐樂院。大極殿位于朝堂院之北，二者相連構成大極殿－朝堂院區域。該區域位于平安宮的南北中軸線上，南北長度是156丈；大極殿的東西寬度是42.4丈，朝堂院的東西寬度為64丈。

平安京的大內里與內里有很多宮殿，輝煌程度令人驚嘆：

整個大內里的規劃是完全模仿中國的長安城的皇城。大內里的正中是處理政務的八省院，八省院的主殿是太極殿（兩翼處建有青龍、白虎兩樓），丹楹碧瓦，朱欄青瑣，金珰玉礎，透出雄壯威嚴的氣勢。到平安時代末期，大內里開始凋落，天皇居住的內里也屢遭損毀，不得不到外面臨時設立皇居，或者借住在攝政或關白等外戚的家里。

鐮倉、室町時代，皇居的規模大幅萎縮，而從織田信長開始，一直到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他們都在不斷地修繕與擴建皇居，最終使皇居恢復到九重殿門的規模。江戶時代，皇居屢遭火災，此后幾度重建，我們今天看到的京都御苑是安政時期（1854—1859）營造，“京都御苑外墻是石墻，今出川街（北）、烏丸街（西）、丸太町街（南）、寺町街（東）分別形成御苑的外圍”。

朝鮮通信使出使日本的十五至十九世紀初，京都還是天皇居住的地方，雖然皇宮因經歷戰亂、火災、地震而多有毀壞，宮城的居住面積大為減少，但由于天皇仍然居住其中，幕府政權就不得不派人來修葺或重建，因而宮城相對來說還比較完整；而到了中國文士造訪的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天皇已經遷居東京，舊宮城呈現出一派衰敗的景象。因此，這一時期中朝兩國士大夫所撰寫的赴日紀行文學對京都宮城的描寫就有顯著不同，體現出了各自的敘述視角和情感色彩：朝鮮通信使著重描寫京都宮城的內里建筑格局、“寢殿造”的建筑樣式等，并在一定程度上描寫了宮城后花園的園林景致；中國文士則不再描寫已經被遺棄的宮城建筑，而只著眼于宮城后花園的風景。

朝鮮通信史申維瀚在《海游錄》中寫道：“至第三城門，是為宮城。有垣而無壕塹，不設炮樓，制度華美，似我國宮墻；而亦甚高大。”（《海》：328）在此，申維瀚著眼于京都宮城的宮墻，可見京都宮城因缺乏“壕塹”“炮樓”這些在中國都城與朝鮮都城都特別重視的防御設施而不足稱道，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有其建筑形制的“華美”。與此同時，申維瀚在“言說他者”的同時，也沒有忘記“言說自我”，他立即聯想到京都宮城的宮墻“似我國宮墻”，可見朝鮮宮城的城墻并不太高；比起同時代的紫禁城而言，防御能力也太不強。所以，“為了防備那些始料不及、突如其來的危害，排遣不可名狀的恐懼感”，為了更好地保護國王或天皇，朝日兩國的宮殿基本都建造在山腳下，“一面有市街圍繞著平地，一面將城墻延伸到背后的山頂”，并且在山頂上修筑起堅固的山城－防御工事，這就有利于宮人在王城（皇城）被攻破時退守到背后的山城進行最后的抵御。

與申維瀚對京都宮城的描述類似，稍早前使行日本的慶暹在他所撰寫的《慶七松海槎錄》中，詳細比較了京都宮城與關白宮的不同：“天皇宮在東北，周回不廣，且無園踰城池之設，僅如將倭之第。關白宮在西，高樓五層，粉堞四周，鑿水為濠，因地設險……關白宮后有小丘，如覆甑之形，謂之甑山。秀吉營第于其上，極其壯麗，名之曰聚樂宮。”在深受儒家禮治思想影響的朝鮮文士慶暹看來，天皇應該是全日本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人物，所以皇宮的建制也應該是等級最高的，就如同紫禁城在中國的建制等級最高一樣，可是日本天皇宮城的建制卻遠不如關白宮。究其內在緣由，申維瀚認為：“在昔，天皇擅威福，置三公六宮以厘白工，置大將軍統理軍政。中世以后，大將軍自為關白而執國命，所謂天皇，尸居其宮，號令不出王城，只以年號歷書行國中，銀貨恪寶字而有什一之稅，爵帖用公章而有謝恩之禮，又以圻內百里奉湯沐。”（《海》：302）誠如申維瀚所言，在大部分時間里，尤其是中世鐮倉幕府至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皇室逐漸勢弱，真正掌握國家政權的不是天皇而是幕府將軍，天皇只是掌握著神權，而幕府將軍自從室町時代起就成為“武士擁護的中心，逐漸變成誰要反對幕府，誰便犯下了叛逆的罪狀；縱然皇室想倒幕也不例外，甚至天皇想要復辟，還會被人民認為是叛逆，稱之為‘天皇御謀叛’，這種觀念一直到明治維新才有了轉變”。因此，日本天皇御所的規模要小于幕府的城堡格局。大阪城、二條城、日光東照宮的金碧輝煌都顯示出幕府大將軍的權勢比天皇更勝一籌。御所無護城河、高城墻、三殿之制等設計，弱勢的天皇皇宮也不需要像紫禁城一樣仿造宇宙天極的同心圓作為中心（詳見『鮮』：125）。正因如此，“嚴格恪守儒家的禮制觀念并且早已內化為道德習慣”的朝鮮通信使從儒家禮制文化的視角看到“日本關白僭越禮制、架空天皇地位奪得實權”（『鮮』：125）、關白宮的建制超過天皇宮城建制的現象時，十分難以理解，而且他們在描述天皇這位有名無實的“尸居其宮”者時也出現了難以言狀的困惑。

不同于朝鮮通信使側重于描寫京都御所，中國文士著重描寫的是京都御苑。中國文士抵達日本的時間晚于朝鮮通信使，游覽京都的時間多在明治維新成功后的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與朝鮮修信使來到日本的時間相同）。這一時期，天皇已經遷居東京，所以中國使節就不能以致送國書的名義拜訪京都御所，其他中國文士也“僅能于門外瞻望，不能入也”（《扶》：402），而只能繞行御苑，從遠處觀察御所的大致輪廓。王韜曾指出，京都御所的“宮殿制度，亦如日本富貴家屋宇，但稍宏廣華煥耳”（《扶》：402）。對于這一點，日本學者伊東忠太曾有過詳細的描述：御苑諸建筑是“丹楹碧瓦、金珰玉礎、朱欄青瑣，地面鋪的是石磚，屋脊上的鴟尾高高翹起”。相對于壯麗雄偉的紫禁城，京都御所顯得更為素雅莊嚴；紫禁城彰顯出皇帝唯我獨尊、天下一統的“建筑意”，由離宮改建成的京都御所反映的是日本人崇尚自然的美學意境。但遺憾的是，那個曾經以池泉為中心形成的景色自然、閑靜、幽雅的回游式庭園，在當時卻呈現出一片“隍槧甚狹，且少水，殆淤塞”的廢園景象。對此，中國文士的心里不禁“竊竊焉而興禾黍之悲……勢之所迫，無可如何，東遷之舉，匪所得已”（《東》：366）的歷史興亡之嘆。實際上，在這種深重的慨嘆當中也蘊含著中國文士對日本禮治文化衰亡的憂慮與落寞，因而他們看到遵循中國儒家禮治思想、深受中國唐代建筑文化影響而營造起來的京都宮城（即原平安京的縮減版）紫宸殿里所懸掛的董仲舒、鄭康成等“屏圖三代漢唐名臣”時，不禁吟詩道：“三代名臣暨漢唐，殿屏圖列古冠裳”（《雜》：119），并且感嘆：“中土流風遠矣哉。”（《使》：97）與此同時，他們又為承襲中國建筑文化基因的日本古都城的衰敗而感喟不已。

既然因為施行虛君制或遷都而無法拜謁天皇，那么京都的皇居也只是徒具軀殼，但中國文士卻仍然在京都皇居里感受到了多重滋味。他們一方面直面京都宮城廢址（內里、皇居）“屋多坍塌，現有工匠修理開溝”的敗象，感喟其“剩水殘山舊國都，前王宮闕半荒蕪。司閽老吏頭垂白，猶記當年輦道無”（《雜》：119），“翠華馳道草蕭蕭，深苑無人鎖寂寥；多少榮花留物語，白頭宮女說先朝”（《雜》：119），繼而又慨嘆“前王宮闕”的物是人非以及王朝政治統治的興衰無常；但另一方面也從由宮城自然延伸的御花苑中感受到了別樣的妙趣。譬如，何如璋曾描寫道：自己來到“日王舊宮”，在守吏的導引下游歷了“殆無人跡”的紫宸殿，當他“循殿西行，轉數折，過曲廊，涉后園”來到御花苑深處時，看到“落葉滿階，鳴禽在樹，水喧石罅，泠泠然如聞琴筑聲”，而這脈從石罅中瀉下的瀑布就是“青龍瀑”，瀑布下面的“池上草樹繁茂，尤多蒼松”（詳見《雜》：119）。于是他頓感自己遁入了遠離塵世的深山老林，繼而陷入沉思：“靜對片時，塵慮俱息”，恍惚間竟然“幾不知游跡之在王宮也”（詳見《使》：97），遂忘情賦詩道：“蟠曲蒼松拂欄低，池邊芳草綠萋萋。忘機卻有穿林鳥，不管游人只管啼。”（《雜》：119－120）與此相仿，來到御花苑的中國文士李莜圃也留下了贊美的文字：“苑中樹木，梅花極為蒼秀。”由此可見，中國文士并不注重描寫京都宮城的建筑形制，而是將焦點放在御花苑上，這說明他們真正領悟到了日本庭園的妙趣和美感，認為日本人“將庭園與住宅有機地聯系到一起”，兩者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即“庭園是住宅的延伸，而住宅也因為庭園的存在而顯得更加美麗。庭園是日本建筑所特有的內容，如果將庭園舍棄掉的話，那住宅的價值也就幾乎為零了”。對此，曹林娣等學者進一步提出：“日本園林不注重建筑，而重視疊山理水。”由此可見，日本的庭園（園林）具有等同于住宅（建筑）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說地位還略高一些。

相對于中國文士淡然勾勒出京都宮城花園秋日景致的落寞、寧靜與蒼秀，朝鮮修信使金綺秀筆下的京都皇宮內苑則呈現出“滿地芳草，樹木參天，時有溪水泂渟，架以長橋，平衍幽夐，亦自可愛”的一番春日蓬勃向上、各類花草爭奇斗艷的美景。同樣是以“御花苑最深處”的景致為對象，金綺秀的描寫就不像何如璋筆下的秋日那般蒼涼，而是滿地芬芳的花草和“溪流潺湲，上有飛瀑”，顯得“景致絕勝”。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平安朝時代京都苑池中那種“林中放養著鹿，池中浮滿了荷葉，盛開著美麗的蓮花”，落泉宛如瀑布般富有情調的園林意境。自然，這與金綺繡時值春季到訪京都御苑有關，但也與他作為修信使想全盤學習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明確目的有更直接的關系。在這一點上，朝鮮修信使與朝鮮通信使的對日立場有較大的不同。正如前文所言，朝鮮通信使出使日本時，盡管朝鮮在軍事、政治、經濟上處于劣勢，但在文化，尤其在漢文化的繼承上卻處于優勢。為了彰顯這種優勢，朝鮮派出了文采卓越的重臣擔任正副使，使團成員也大多是詩人和博學多才之士。面對曾經侵略過本國的敵國，朝鮮通信使，尤其是首次參加赴日紀行的朝鮮文士都不愿去描寫作為日本政治、文化象征的京都皇宮內美好的景致。然而，隨著時代變換以及對日本更深入的觀察，一些求實的朝鮮修信使對日本的認知也發生了改變，這主要集中在他們對日本市肆經濟及一些自然風光等無關“華夷之辨”的內容的書寫上。這一時期，朝鮮朝希望通過學習日本的政治、文化、教育，向西方文明靠攏，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因而，修信使金綺秀此時對日本皇宮美麗景致的描寫也就并非偶然了。

由此可見，中朝兩國文士對京都宮城的描寫側重點不盡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當時中朝兩國的社會現實差異。首先，在甲午戰爭前夕出使、游歷日本的中國文士對日本的認知是粗淺的、被動的。他們對日本的國情知之甚少，一味固守傳統的禮制文化導致大部分人的思維依然停滯在天朝大國的迷夢當中，從而仍將日本想象成“蕞爾島夷”，并且持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蔑視”。鴉片戰爭之后，《中日修好條約》結束了幾千年來兩國間斷式延續的朝貢與冊封關系。但是日本卻并不滿足于此，隨著其經濟實力和軍事勢力的空前增強，它企圖成為亞洲的新霸主。此時抵達京都的中國文士依然根據從前在書本中認識的京都皇居去感知日本皇宮，結果卻失望地發現那里早已人去樓空、今非昔比，不由得滋生出歷史劇變、興衰無常的喟嘆與感慨。

朝鮮通信使使行日本的年代正值明朝中后期，即日本的江戶時期。此時，朝鮮剛剛經歷了壬辰年間日本軍隊的入侵，因而朝鮮民族普遍懷有仇視日本人的民族情緒。朝鮮文士雖自詡比日本更徹底地貫徹了儒家禮治文化，而懷有一種文化優位意識，但出于國家經濟發展、國家安全的考量，他們又認為適當開展對日貿易是十分必要的（詳見『鮮』：32—189）。因而朝鮮通信使于此時出使日本時，一方面密切關注體現儒家禮制的皇城格局，另一方面則更注意觀察皇城的防御設施，以便向國內傳遞重要的軍事情報。

三、

繁華抑或寧靜：京都市肆經濟與民居民風

朝鮮通信使使行日本時，正值日本幕府攝政的江戶時期，他們看到的是天皇掌握神權、幕府將軍掌握政權的“雙重結構”的虛君制度；而中國文士在明治維新之后抵達日本之時，天皇雖已重獲政權，不過彼時日本已遷都，京都不再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但是，盡管如此，由于京都長期是日本朝廷的所在地，因此即便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其文化藝術底蘊依舊深厚，在很長一段時期仍然起著文化中心的作用；另外，京都的經濟體量也依然巨大，在遷都后的一段時間內，京都仍然是日本的商業中心之一。因而，分別在天皇遷都前后來到京都的中朝兩國文士所記錄的京都城市格局、生活樣態大致相同。中國文士黃慶澄在《東游日記》中曾描寫道：

二十三日，往觀舊皇居。西京古有左右二京、九條大逵。今所存者左京也，僅有六條逵，分為上下京。舊皇居在上京第一條，即所謂平安城也。皇城外有加茂川，綿亙南北，歷二條、三條、四條、五條、七條各逵，沿堤架橋，以便來往。其地街道洞達，井井不紊，群山環抱，深翠如滴。（《東》：366）

朝鮮文士慶暹也曾描寫道：“閭巷道路方通四達，每一町［六十步為一段，十段為一町］有中路，三町為一條，條有大路，井井不紊，凡九條。”由此可見，平安京從北向南共九條路（稱為“條”），以皇宮為中心向東、西各輻射出四條路（稱為“坊”），這使得“整個平安城像圍棋盤一樣，被東西南北的大街小巷分割成小塊，其中心區域是大內里，即天皇住所以及各個政府部門集中的地方。大內里位于平安京的正北方”。平安京的這種城市布局基本上沿襲了唐代長安城的條坊制，只是有些地方相異于中國“外郭城－皇城－宮城－禁苑”的城市布局，采取的是沒有明顯外郭城的“皇城（京域）－宮城（平安宮）－禁苑（內里、大極殿、朝堂院與豐樂院）”的布局。

實際上，朝鮮新羅朝的新羅坊也采取了這種城市布局方式。統一新羅時代的慶州都城全域共分成55個“里”，每個“里”包括6個“坊”，共計330個“坊”。盡管慶州都城模仿了唐長安城的形制，卻沒有像平安京那樣成為左右對稱、井然有序的所謂“條坊制都城”。時至朝鮮朝時期，朝鮮無法模仿已經被中國廢棄了的封閉的里坊制模式，“而且［漢城的］地形條件也不允許里坊制的大規模實施。里坊的圍墻倒塌后，才形成了充滿活力的街道，集權統治控制下的‘市’也分散融入街道和平民之中”。朝鮮朝時代的京都漢城繼承慶州、開城的建設經驗，在宮殿位置、干道規劃、禮制建筑等都城布局上仍然采用源自中國的方格網道路體系，規劃了中軸線道路，以“展示王權的威嚴”，即“在地勢相對平坦的城區中心部分，主要街道呈現出方格網的形態”（《朝》：41）。與此相對，其他部分的道路體系則因其多山的地形所限，“不再可能完整地模仿中國的都城制度”（《朝》：41），所以朝鮮人只好將建筑建于地勢起伏、略顯橢圓形的山間盆地上，最終使城市布局呈現出“依地勢的等高線走向和河川流向布置形成眾多的小街巷陌”（《朝》：31）的樣式。由此看來，朝鮮漢城的城市布局是山城傳統、風水說、地形、天朝禮制秩序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這種復合的都城布局樣式與中國的長安、南京、北京等“主要是在平坦廣闊的地形上，在預定規劃下建造，其規模宏大、規劃完整、秩序嚴格”以彰顯“封建倫理和高度集中的皇權”（詳見《朝》：42）的都城城市布局樣式有較大的不同。

在京都由日本的政治中心變為文化與商業中心的轉型期，抵達此地的中朝兩國文士在宮城之外看到的市肆空間布局或京都人的生活樣態大致相同，但也存在差異：朝鮮文士看到了作為商業之都的京都以及京都人的商業活動，主要集中在城市南部的東西兩市；而中國文士則看到了作為文化藝術之都的京都以及京都人的文化活動，主要集中于其他居民區乃至城市周邊的秀美山川中。先來看朝鮮文士眼中的商業京都：“京域的南部設有東西二市，東市位于左京七條二坊，西市位于右京七條二坊，各占地四町，也就是說，東西二市的位置左右對稱。”朝鮮通信使在十五世紀上半葉至十九世紀下半葉來到京都，京都紀行的文學作品則出現在十六世紀之后，此時為德川幕府時期（即江戶時代）。這一時期，盡管德川幕府的關白府遷至江戶導致日本的政治中心東移，“但也不能斷言江戶就已經是首都。京都還有朝廷及公家、寺院神社等傳統勢力，開創了朱印船貿易、掌控全國市場的京都商人的經濟實力也不可忽視”。江戶時代初期，經過始自豐臣秀吉的城市改造運動，京都市區面積迅速擴張，最終上京與下京地區重新成為一片相連的城區。到了十七世紀初，京都恢復了往日的繁華，成為擁有近二十萬人口的大城市。慶長年間，京都作為在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都市，其規模“比起當時歐洲最大的都市威尼斯、巴黎都要大”。朝鮮通信使的行紀記載了百年來京都的變化。德川幕府時期，為了發展經濟、穩固統治，德川家康在京都展開了大規模擴建工程，建造了聚集諸國大名的武家町，重建土御門東洞院內里的主要建筑（將公家宅邸聚集在其周圍）并重編為公家町，由此帶動了集市的興起。1624年出使日本的姜弘重云：“自東寺至大德寺二十里，皆過市廛之中，人家之稠密，市貨之積堆，男女之駢闐，十倍大阪。”這反映了當時日本都城商品經濟初興的情狀，可與稍早前使行日本的慶暹所見“設帳登眺，俯臨都城。閭閻市廛，鱗鱗井井，歷歷可數”互為佐證。與當時剛剛經歷“壬辰倭亂”的朝鮮半島千瘡百孔、民不聊生的經濟窘境相比，真可謂天壤之別。1636年，金世濂與任絖使行日本。這一時期，盡管幕府采取了限制貿易的鎖國政策，即只允許朱印船出海貿易，但京都市肆還是因為國內市場的發展而變得“富有生機、熱鬧繁榮”（《京》：194），最終形成了擁有近二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從二人見聞中所稱“廛市之盛、民物之眾、第舍之壯，百倍大坂”；“自東寺門前至本國寺，亦幾十余里，人家撲地，市廛居半。物貨之堆積、人物之眾庶，有倍于大阪之盛”的描繪可以看出，當時京都的經濟遠勝于大阪。

1763年趙曮使行日本之時恰逢明治維新前夕，此時江戶、大阪的經濟急劇發展，二者開始展現出超越京都的勢頭。趙曮觀察京都后認為“自此閭家櫛比，逶迤轉曲而行，人物之稠密，服飾之燦爛，比諸大阪，猶似有勝，而市廛之生涯，似或少遜”，這應該是比較中肯的評價，即在“市廛”規模方面京都開始“稍遜”于大阪，但是在人口密度、服裝制作工藝等方面還是勝于大阪，因為“京都是日本各種技藝、制造、貿易的主要場所，每一戶大多既做買賣又在此居住，精煉銅器、鑄造貨幣、印刷書籍、紡織色彩華麗的織品，織染品制作精良，天下罕見，雕刻精巧細膩”（《京都》：204）。雖然日本的政治中心已經遷至江戶，但許多工業還是留在了京都。這一時期，京都更是日本的時尚之都與藝術之都。關于這一點，曹命采也指出：“人物之繁盛，服飾之瑰麗，比諸大阪，不啻倍蓰。”

朝鮮文士對京都的態度，與根植于本民族社會文化當中的對日本的社會集體想象以及文士們各自獨特的審美認知密切相關。盡管朝鮮士大夫們在“壬辰倭亂”后認為日本是游離于明朝主導的“冊封－朝貢”體制之外的“夷狄”，而由此產生過鄙視日本的民族心理，但他們在十七至十九世紀的出使過程中看到京都等日本城市“市廛夾道、百貨湊集”的盛況后，意識到日本遠非朝鮮人所想象的落后國家。同時，此時的朝鮮黨爭不斷、政權更迭，再加上戰爭的貽害，朝鮮王朝開始由盛轉衰、經濟凋敝、百姓貧困，這使得朝鮮文士們不得不思考強國富民的社會問題，同時也為實學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機。十八世紀，朝鮮王朝的經濟開始興盛起來，實學思想進一步發展，朝鮮文士逐漸走出儒家傳統的價值觀而轉向以實用的價值標準去重新認識日本，從而克服了傳統的“北胡南倭”的思想窠臼，摒棄了對日本的文化偏見，萌發出東學日本的強烈愿望。這一系列思想變化最終體現為使臣們在游記中開始客觀地描述一個較為繁榮、富足的日本形象。

再看中國文士筆下的文化京都。相比朝鮮通信使而言，中國文人描寫京都的時間較晚，即在十九世紀的明治維新前后，尤以明治維新之后居多。這一時期，日本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早已轉移到江戶和大阪兩地，京都人口流失、住房數量減少，到處是荒地。因此，與其說京都呈現出了安閑寧靜的景象，不如說那里已經出現了閑散冷清的敗象：京都的各町被圍墻和水溝環繞，形成了一個個由圍墻包圍的清冷街道，甚至成了一片幽靜的廢墟。因此，這一時期中國文人筆下的京都書寫就迥異于朝鮮通信使所描寫的京都市肆的繁榮，而是表現了風景與人文之美。何如璋、王韜、黃慶澄等人便描摹了京都的旖旎風光、文柔民情和恬淡的氣象：

西京街道平坦，氣象隱秀。初入界時，竹陰覆道，澗流瀠洄，饒有幽趣。往各書肆訪古書。西京多古本佛經，價頗不賤。（《東》：365）

民俗文柔，喜服飾，約飲饌。其質樸不及九州，視大阪之浮靡，則遠過之。（《使》：96）

自檀原以來，都會之隆，以此為最。或曰西京土厚水甘，居之不疾。其人性稟寬舒，心思沉靜，文士彬彬溫雅，武勇則不及關東；北山鄉民，樸素尚存古風。西京婦女尚艷冶，工涂飾，明妝麗服，傾炫一時。（《扶》：401）

過［西京］加茂川，川中多沙，磧水甚淺。居民沿堤搭棚，架于川上，以為納涼之所。傍晚游人梭織，婦孩嘩笑之聲不絕于耳。（《東》：367）

這些文字一是表現了京都“饒有幽趣”的街景。整個城市“澗流瀠洄”，流淌著“潺潺的流水”，加上“竹陰覆道”，“道路兩側柳樹蔭道綿延不絕。垂柳的綠枝彎曲搖曳，輕拂寬闊的大道”（《京都》：167），使人在仲夏季節也能感受到一種清涼的快意，“西京土厚水甘”，又讓其市民“居之不疾”，從而深遠影響著他們的生活，而所有這些又讓游歷者深感其幽趣盎然、“氣象隱秀”。在這樣的街景當中，游歷者還看到如“梭織”般眾多的“游人”，也可以聽到“不絕于耳”的“婦孩嘩笑之聲”，可見其城市之繁榮。二是展現了京都的民俗文柔。作為一座古都，京都的居民在繼承了上千年來日本文化傳統的同時也接受了儒家和佛教文化的洗禮，其“文士彬彬溫雅”，“其人性稟寬舒，心思沉靜”，其文化素質與文明程度自然屬于上乘。這些士大夫階層所特有的文化氣息滋潤著民眾，竟連“北山鄉民”也都變得“樸素尚存古風”，京都民俗顯現出“文柔”的特質。三是刻畫京都人追求時尚、工藝精湛的服飾。京都歷來以時尚的服飾與精湛的工藝聞名日本，紡織品色彩華麗，針腳精巧細膩，制作相當精良。對此，日本學者奈良本辰也描述道：“富豪的夫人們選定一個豪華的場所，在那里展示自己帶來的衣服，炫耀衣著的富麗。比賽并不使用今天時裝表演中的模特，夫人們作為模特親自登場。裁判對每一輪登場的時裝都進行評判，最后得分最高的一方獲勝。”（《京都》：205）

對于京都的景致，黃慶澄的描寫則更加宏闊：“其地街道洞達，井井不紊，群山環抱，深翠如滴。今日午前，嘗登山覽西京全勝，見其醞釀深厚，平遠之中，自有歸宿。”（《東》：366）川端康成的細膩描寫可以成為其佐證：“京都作為一個大都會，可謂樹木青翠，秀色可餐……尤其眼下時值春天，東山上的嫩葉青翠欲滴。晴空朗日，望得見睿山上的新葉，綠意油油。”在此，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盡管中國文人留意到京都周邊的群山上“深翠如滴”的一面，但他們卻沒有描寫其他的山色與不同時節的植物。要知道人們往往會在京都“遠眺環山的鴨川河畔風景，春天有櫻花裝扮，秋天有紅葉映染，此地乃山清水秀之地”（《京》：147）；尤其是當“嵐山山腰的山櫻盛開時”（《京》：251），當人們“望著一簇簇紅垂櫻時，頓時會感到春意盎然……連纖細低垂的枝頭也開滿了嫣紅的重瓣櫻花。櫻花叢中，與其說是花開樹上，倒不如說是枝丫托著繁花朵朵”。黃慶澄對京都城內“街道洞達，井井不紊”的印象是從山上俯瞰京都市景獲得的宏觀感受，但從微觀角度看，中國文人對京都城內市井文化的描述顯得十分粗淺。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中國文人較為全面地書寫了京都周邊景致與市井生活，但是筆觸并不細膩。究其原因，除了初次到訪京都且游歷較少之外，還與當時中國人的日本觀有關。中日兩國自明初以后便斷絕了官方的往來，直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才恢復交流，彼此缺乏隨時勢而更新的必要的了解與認識。不難想象，中國文士按照本民族的價值觀去審視他者，對日本社會的總體想象也必然摻雜著文化誤讀。因而，他們在踏上日本的土地后，首先關心的是日本人對儒家文化的接受情況，以及日本人是否按照儒家禮制規劃與建造了京都，是否按照儒家的教義形成了優良的民風民俗。直至他們在游歷京都而獲得了豐富的體驗，目睹了京都的自然形勝、宮殿格局、城市布局、民風民俗后，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歷史上將日本人視作倭人與蠻夷的社會總體想象和鄙視日本人的潛意識。遺憾的是，中國文士卻沒有著墨于京都繁華的市肆場面。不過有一點需要提及，在此后的東京之行中，他們開始充分描繪東京商品經濟的繁榮之景，這就說明他們逐漸摒棄了華夷思想這一阻礙人們觀察日本現實的巨大障礙。

結語

中朝兩國文士從地理形勝、皇宮格局、城市空間布局及其功能這三個方面詳實書寫了京都形象，但他們筆下的京都形象“并非現實的復制品；它們分別是按照注視者所屬文化的模式、程序而重組、重寫的產物，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而存在”。也就是說，形象的書寫實際上指的是書寫者依據母國的文化價值對異國社會的總體想象。

中國文士帶著高度發展的漢文化眼光俯視日本社會，尤其是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日剛剛建立外交關系、甲午戰爭尚未爆發之際，他們更多的是從自身文化和文學的優位視角審視日本，而這種對日本形象的描述是基于一種想象，是按照作者所希望看到的樣子對他者形象的塑造。譬如，中國文士多按照中國的風水理論與政治制度審視京都，并對其都城選址與建造方式進行褒獎，但同時又唏噓感嘆于京都皇宮的衰敗。他們筆下京都皇城與皇宮的落寞境況，實際上折射出他們看到中國文化在域外衰敗后深感失望的心境，但這種描述本身也漠視了他國文化的獨特性。

朝鮮通信使的情況則要復雜得多，他們出使日本的時間橫跨整個朝鮮朝（相當于中國的明清兩代）。前期出使日本的文士基于以中華文化為中心的“華夷觀”以及自身的文化優越感形成了將日本文化“蠻夷”化的社會總體想象，尤其是壬辰戰爭的慘痛經歷在朝鮮文士的記憶中形成了日本人如“豺與貅”的社會印象。但一批批朝鮮使臣在認真觀察了日本各地，親身感受日本社會所發生的點滴變化后，再加上國內實學思想的興盛，他們逐漸修正了對日本社會的負面評斷。最終，朝鮮文人塑造了日本社會經濟“先進”的總體想象，繼而肯定了日本習得中國漢文化并在都城選址與宮城建筑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文化成就的現實。

中國文人與朝鮮使臣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前者著眼于京都的風景之美與人文之美，而朝鮮使臣則著眼于京都的市肆繁盛與經濟發達。這一方面源于江戶時代的京都已經由過去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轉變成文化中心和商業中心，城市政治中心地位的衰落導致描寫內容發生了轉移；另一方面也源于書寫者的不同自我選擇。總之，無論是中國文人還是朝鮮使臣，他們所描寫的京都均以自己所熟知的母國都城為標準，表達個人內心的好惡褒貶，而且在感受他者的同時也重新審視了自我。

//作者簡介//

徐東日，延邊大學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后，延邊大學朝漢文學院教授，兼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東亞比較文學、朝鮮－韓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