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最后一會》

當下，思考、判斷、觀點，似乎均可以通過碎片化消息快速獲得，那么，那些古老、沉靜、復雜的經典，對我們還有什么幫助？

大衛·丹比，四十八歲，作家、影評人，對當下的媒體和生活感到厭倦。他帶著“解決危機”的隱秘期待，做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決定：在畢業三十年后，重返母校哥倫比亞大學，重新閱讀他年輕時匆匆掠過或遺憾錯過的偉大人文經典。

他再一次從頭讀起：

從荷馬史詩到柏拉圖對話錄，

從莎士比亞劇作到尼采哲學，

從波伏瓦的女性理論到伍爾夫的女性文學……

近30位西方人文傳統中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在他的講述中次第出現，勾勒出一幅概覽西方文學與思想、通讀西方文明史的清晰地圖。

在重讀經典的過程中，丹比逐漸體會到，“回到純粹的閱讀”這件事本身，正在幫助他沖破二手信息織成的迷霧，帶來身心的平靜，也引導著他去不斷尋找和“試穿”不同的自我；而在課堂上參與師生之間的論辯，則讓他意識到經典正在反復的重讀中煥發出新的生機，既包含著千百年來傳承的人文精神，也映照出當下年輕一代的思考和判斷。

這場重回校園、重讀經典的生活實驗，也是一場重新認識自我的偉大冒險。

曾被列入清華大學的開學推薦書單

快樂通覽西方人文經典

以下內容選自《重讀經典的偉大冒險》

《論道德的譜系》是當代文明課向現代主義以及激進的不確定性邁進的最大一步。在一開場的問題后面，凝聚著強烈的躁動不安。

“人在何種情況下設定了這些善和惡的價值批判？這些批判本身又具有什么價值？它們是阻礙了還是促進了人類的繁榮？它們是否為不幸、貧瘠、生活墮落的跡象？還是說，相反，它們顯示出了充足、力量、生命意志、勇氣、確定性、未來？”

尼采受過語言學的訓練，因此他檢視了好幾種語言中表達“善”的字詞的語源學意義，發現早期的“善”和地位崇高之貴族的自我陶醉有關。

……人們在錯誤的地方尋找并建立了“善”的觀念：“善”的判斷并非源自那些看到善的人！反之，源頭在于那些“好人”本身，也就是那些顯貴、有權、地位和品格都很高的人，他們覺得并確認他們自己和自己的行動是好的，也就是說，是一流的，和所有低俗的、下流的、普通而平庸的東西成為對比。出于這種距離的感傷，他們奪得權力，創造出價值，并為價值編出名字……

因此，最初的分別是好和壞，而非善和惡，產生好的感覺的是一股泛濫的活力，這種活力有時候會做出殘忍的、報復的行動，有時候則會展現出慷慨、歡樂、虔誠，無論如何，這些是非刻意的行動，出于本能。和道德一點關系也沒有。

這一點相當讓人耳目一新。至少，尼采為我和許多其他學生澄清了荷馬作品里一些令我們迷惑、困擾的東西。

在《伊利亞特》中，一個出身低的人物提厄斯忒斯在議會中發言，批評領導希臘聯軍的阿伽門農，講的話跟其他人沒有什么差別，但他苦口婆心的結果卻是奧德修斯結結實實地賞了他幾記耳光，別人也嘲笑他。那是壞事——出身低的人膽敢在議會中發言。同時，希臘貴族們忙著打仗，忙著宴飲、作樂，認為他們自己是正當的，鮮有感覺到我們稱之為憐憫的東西，更是從來沒有我們稱為罪惡感的感覺（希臘戰士的負面情緒是羞恥，因為自己沒有成功而羞恥）。

《羅馬》

那些內疚的情緒在荷馬作品中付之闕如，傾向于證實尼采的語源學假設：那時候沒有那些字詞，也沒有那些情緒。現在我再清楚不過地認識到，在《奧德賽》最后，當奧德修斯殺死所有追求他妻子的人時令我感到沮喪，但這種反應卻是荷馬絕不可能預期他的聽眾會有的。他想要他們感覺到的是奧德修斯的正義怒火所帶來的樂趣——復仇的滿足。

“上層階級把他們的美感觀念價值化了，”曼努爾·艾隆在課堂上斬釘截鐵地說，“普通的人則忙著求生存，沒時間創造出他們的語言。”講得很是簡明扼要。終有一次，新學院派的“價值化”（valorize）聽起來幾乎是對的：制造語言的人也就創造了價值。對尼采而言，異教的戰士雖然以殘忍的行為來取樂，卻是頂天立地的人。尼采帶著一點鬧劇式的情感，稱他這優越而不自覺的征服者為“金發野獸”，德文是blonde Bestie。在這個征服者被打敗之后，一切都每況愈下。

好個故事！神職人員（尼采是概括地指一種類型的人）維持他們的無能，憎恨統治階級，投身在英雄式的自我否定之中。他們對自己而非對別人做出殘忍的行為（拒絕食物、感官之樂、以及奢侈品），這種意志的行動令窮人、弱者、受苦的人深為感動。然后為了鞏固對這些群眾的掌握，神職階級中的苦行理想主義者便創造出了一個新的體系，其中不是區分好和壞，而是區分善與惡，把受苦的人劃歸為善，有權的強者則是惡。

“倫理學”取代了本能的自然活力。借由這套戲法（尼采稱之為“所有價值的價值轉換”），非自愿的、心懷怨恨的弱點形式就變成了基督教的美德。臣服變成了“順從”，懦弱變成了“耐心”，缺乏報復的能力變成了“寬恕”，生時的痛苦變成了死后的“永恒喜樂”。猶太——基督教傳統不過如此。耶穌不過如此！事實上，這篇文章中的壞人與其說是拿撒勒的耶穌——他沒有表現“憎恨”，就連被釘上十字架時也是一樣——不如說是掃羅那個壞心的織毯工，也就是后來皈依的保羅（后來更是變成了橫掃千軍的圣保羅），他的口才及怒火足以催眠眾人，而他對身體的厭惡讓他成為“苦行理想主義者”的最佳人選。神職型的人責怪窮人和弱者，告訴他們說他們是罪人，是他們造成了自己的苦難，但他也提供救贖，改變憎恨的方向。

這造假的人在此不但偽造了美德的印記，就連美德那看起來金光閃閃的戒指也偽造了，技巧尤其值得佩服。這些衰弱的、病得無可救藥的人壟斷了美德，這點毫無疑問。“只有我們才是善良公正的，”他們說，“只有我們才是homines bonae voluntatis（存心良善的人）。”他們在我們之間走動，就像是活生生的責備，就像是在警告我們——仿佛健康、良好體格、力量、驕傲，以及有力的感覺本身必然是邪惡的東西，你有一天必然要為之付出代價，而且還是慘痛的代價：他們是多么準備有素地要迫使你付出代價，他們是多么渴望當劊子手。

尼采說，“權力的意志”是世界性的。盡管方式或有不同，但每個人都感覺得到，弱者和強者都如此。他這段話不正是描述了當代美國的某些政治領袖！這一形容完全符合基督教右派反墮胎運動的成員，那些人滿口愛和神圣，事實上卻做出謾罵仇恨的事！我陶醉在尼采的真知灼見中。誰不會陶醉呢？這個國家充滿了恨者，他們大叫“正義！”，真正的意思卻是“我和我的團體要權力”。

《羅馬》

我開始享受這一整年來我那種混合恐慌焦慮的痛并快樂的感覺——那種顛覆三觀的不安，還有找準自我定位的努力。這樣繞著圈，我會找到一個中心，我的中心，即使這是一個號稱“自我去中心”的時代。

尼采認為猜疑自給自足和力量的感覺是錯誤的。他在生活中要的是蓬勃發展、自由運作、有創造力的人，具備一種自己能做主的感覺。尼采的作品講的全是個人的力量：他支持個人的力量。

我之所以興奮，是否也因為我碰上了政治性的問題，而尼采提供了一條刺激的出路？這無疑是一部分理由。就像許多其他的人一樣，我正經歷一場類似危機的感覺，不信任感將我的自由派信仰慢慢沖刷掉了。我們面臨許多巨大的問題，政府卻似乎無力解決大部分的問題。同時，這個國家充滿了“受害者”，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想象出來的，全都在赤裸裸地爭取權益。突然之間，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模仿黑人國家主義者最可疑的意識形態實踐，或者是像最自吹自擂的美國猶太人，我的兄弟們，只要一有人對他們稍做批評，他們就會祭出猶太人浩劫這個法寶。美國有太多人在找手銬腳鐐，要套在自己自由的四肢上。

《新聞編輯室》

尼采鼓勵人們稱頌個人的意志，而非怨嘆集體的命運。有好些天，我為尼采的輕視所鼓舞，像林鮑一樣大放厥詞，愿意去忽視美國結構上越來越明顯不平等、中產階級實際工資毫無增加、種族主義余毒等問題，等等；我忽視這一切，刻薄地告訴自己說，人之所以宣稱自己或自己所屬的團體是受害者，是為了避免真正失敗的危險，于是他們事先確認自己的挫敗，然后拿失敗去向成功的人做出要求。

為什么這么做？當然是為了讓成功者有罪惡感。讓有權力的人感到羞愧，放棄權力。但為什么不自己去獲取權力？我確信不管處境有多惡劣，有能力取得權力的人都能夠想辦法成就其事業，至于其他的那些“受害者”就應該統統不予理會。罪惡感不會帶來任何建設性的政策。在這個國家里不會，更何況有決心的人總是能踢開幾扇門。

沖破二手信息織成的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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