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1987年，香港飛鵝山。大學服務中心亞皆老街時代結束前第一次行山，有John Dolfin一家、李南雄、Suzanne，Pepper夫婦、Marina Thorborg、張幗鳴、劉慧玲等。熊景明老師在第一排右起數第三位。

學人簡介：熊景明，昆明人，1967年畢業于云南大學外語系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1979年移居香港，1988年至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研究中心，1988年起多次參加中國大陸國際扶貧項目。主編《進入21世紀的中國農村》《中外名學者論21世紀初的中國》，著有《家在云之南：憶雙親，記往事》《長輩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媽媽說》等。

采訪人：趙逸軒、王琦、孫緒謙、李萌萌，學人Scholar團隊志愿者

03.知識的傳承與實踐：從助理到學術推動者

學人：您是70年代末到香港的，當時您對未來生活有什么憧憬？是怎樣的機緣讓您加入大學服務中心？

熊景明：我覺得這也是命運的安排吧。我一開始到香港的時候，心里是帶著一些憧憬的，比如說我想寫農村，想做點什么真正有關中國基層的研究。但一到了香港，現實擺在眼前，最重要的還是生存問題，用廣東話叫“揾食”，反正就是要找飯吃。

你提到的“大學服務中心”是1963年在香港成立的。那個時候，外國學者不能到中國大陸來，一般人也進不去。但在西方，“中國研究”（China Study）是一個正式的學科，很多人在大學里寫中國相關的博士論文，或者教授要寫書、做研究，可是因為當時中國對世界封閉，他們就得找一個離中國近、又能自由接觸中國信息的地方——最終，香港成為選擇。就這樣，在香港成立了這個名字聽起來有些莫名其妙的“大學服務中心”。

我之所以能到那個中心，其實也是很偶然的。當時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小小的招聘廣告，說是要找一個“了解中國大陸農村”的訪談者。我一看，覺得這不就是我嗎？我當時真的是有一種使命感，覺得我就是要來講一講中國農村的真實情況。順便說一句，我們那個時候在中心接觸的這些研究者，和現在很多人想象中的“學術間諜”完全不是一個范疇。美國大學里很多都是左派，當時這些人也真的是相信共產主義，相信中國革命那些理念的。他們對中國的興趣，出發點其實是理想主義，不是來挖國家機密什么的，跟現在有些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樣。

我就是這樣因為一個招聘廣告進到了那個中心。一位叫作Jean Oi，戴慕珍，現在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她向我了解大陸農村的情況，后來干脆聘我做研究助理。她離開中心以后，我又做了其他學者的研究助理，主要的工作是幫他們安排訪談，并查閱報刊資料。我常常說，我可能是全世界讀《人民日報》最多遍的人，因為我連續跟著三個研究者做項目——他們其中兩個研究農村、一個研究教育，都是要用《人民日報》的材料。我把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人民日報》從頭到尾看了三遍。

圖：戴慕珍教授（Jean C. Oi ）2024年6月于北京大學燕京學院講座時

不過說到底，那時候它也就是一份工作罷了。到了香港，也不會想太多別的，最基本的就是要不斷充實自己。我那時候也拼命學英文，每天都在圖書館，站在影印機旁邊，戴著耳機聽錄音，一站就站幾個小時。后來聽說中心可能要被港大“接管”什么的，當然當時這些都只是謠言，我就先去香港中文大學，在一個“法治研究計劃”里繼續做研究助理。

學人：后來中心在80年代并入香港中文大學，并且您成為了中心的主要負責人。對比您在中心的前后兩段經歷，您有何不同體會和經驗？

熊景明：其實在中國大陸開放之后，大學服務中心原本存在的前提就不復存在了。以前學者不能直接去大陸做研究，所以才在香港設立這個中心。但到了后來，學者可以直接進中國大陸做田野、查資料，那這個中心的特殊性也就淡化了。所以到了1988年，它就并入了香港中文大學。

圖：1989年，中心遷入中大的開幕研討會（左起：陳方正、翁松燃、傅高義）

一直到1988年，中大要正式接手中心的時候，我還在那個“法治研究計劃”里做研究助理。那個時候有朋友提醒我，說你不能一直只是幫別人做研究，你也要開始自己做研究。于是我就開始發表一些文章。后來中大要把中心接過來，就開始招聘負責人。

其實回頭想想，真是機緣巧合。原本那個中心的負責人是個美國人，我不太清楚他是不是有申請繼續留任，也聽說有人申請、有人沒申請，總之我記得很清楚——當時申請這個職位的人大多都有博士學位，只有我沒有。但我那時突然想通了，我雖然沒有博士，但只有我真正知道這個中心該怎么用、怎么建設。當然還有一個現實的原因，就是那個時候中文大學和中心的上級單位——美國的“美國學者聯合會委員會”達成協議，說有一個三年的過渡期。要不是有這三年過渡期，我估計他們可能就會找一個社會上名氣大一點的、光鮮亮麗的學者來擔任負責人。但因為有這個過渡期，他們就選擇了一個可能更踏實、能實干的人。于是就找到了我。也因為我在“法治研究計劃”的那幾年，確實做了一些實事，學校也覺得我是個肯干、能干的人。所以也就順理成章地接下了這個責任。

我也是那一年受聘為“助理主任”。但實際上，我負責的事情遠超職務所限。我們當時的研究主任是一個很忙的政治學學者。因為他實在太忙了，所以基本上是采取“無為而治”的方式管理中心。結果就是——他放手，我就“為所欲為”。我那時候可以說是“無知者無畏”吧，也沒有什么包袱。也正因為如此，我反而沒被那些原有的制度和條規束縛住，能大膽地去做事、去嘗試。這種環境其實給了我很大的自由和發揮空間。對比在亞皆老街那段時間的所見所感，再加上我自己的想象和想法，我覺得搬進中大之后，這個中心有幾個非常大的變化。

圖：香港亞皆老街（Argyle Street）街景，學人編輯拍攝于2025年4月

第一個變化就是經費問題。以前在外面的時候，每年都得自己去籌款，這是最難最頭疼的事。那時候還有人傳說這個中心背后是美國中情局的，我都開玩笑說，要真是就好了，那我們就不用年年為錢發愁了。后來搬到中大來，它在設置上就被納入到圖書館體系里面，等于說是圖書館的一個部分，那經費就是由香港政府撥的。這個就非常關鍵了，首先是生存下來了，經費有了保障，這是最最重要的一點。而且原來在外面，比如在亞皆老街的時候，香港房租很貴，我們籌來的款有一大半都是拿去交租了。現在到了中大，不用再擔心租金的問題，雖然不算完全獨立的小單位，但起碼有那么一點點財務自由的空間，感覺就不一樣了。

但我覺得最大的變化還不只是這些。后來我在中心關閉之后，也就是2021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回顧我和這個中心二十年的交集。我給那篇文章取名叫《天時地利人和：USC 1988—2007》。這個“變化”，說到底還是碰上了一個時代的節點。當時我們趕上了一個好時機——大概是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很多單位開始蓋房子、搞搬遷，資料堆放的地方也騰空了。結果就是，大量的資料就不要了，被當成廢紙處理掉。我們就是在那個當口上，趁這個機會，開始大量收集中國大陸研究的一手資料。

其實在還沒搬進中大之前，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收藏，主要是各個省和中央一級的報紙；到了中大以后，空間、資源都有了，我們的收藏能力就更強了。最鼎盛的時候，我們收集了大概兩千種雜志，而且都是盡量從創刊號開始收的，一期一期地齊整地整理好。這些東西是怎么來的呢？比如你去看《新華月報》，或者什么什么辦的刊物，它上面都會蓋著一些圖章——什么糧食干部學校、什么單位內部發行。其實就是當時很多單位要騰地方，就把這些內部資料當廢紙扔了。而我們那個時候也不太懂，只是覺得“這些資料太珍貴了，不能就這么沒了”，所以我們就盡一切力量去收。

那收的人從哪兒來呢？剛好也是那個時候，開始有一批大陸的年輕學者來中文大學做訪問。他們來的時候，我們正好也在整理圖書、搬資料——圖書館當時要搬家，那可真是個大工程。他們一邊幫我們做這些體力活，一邊也漸漸認同了我們中心的目標：我們要建成世界上最好的中國研究資料庫。那個時候他們在大陸的工資一個月也就兩三百塊，但在中文大學做學生助理，每小時可以拿20塊錢。換句話說，他們只要在這邊做兩天的助理，賺的錢就相當于在家里干一個月了。所以這是不是那個時代賦予我們的機會呢？我們有了人力，而這些人也正好因為這樣一份工作加入了我們的項目。更重要的是，他們回到大陸以后，就幫我們在各個地方去找資料。不是說每一個省都能去到，大部分還是集中在北京那一帶，也有一些人能去到其他省市，幫我們把那些快要被當廢紙扔掉的資料帶回來。

這個事只有傻乎乎、什么都敢做的人才能做成，換成別人，可能就會被學校那一套程序給卡住了。當時按學校的規矩買圖書，首先得申請經費，款批下來之后，錢才能進賬，再用這筆錢去買書，書來了之后再付款，整個流程挺繁瑣的。我們當時請的那些學生，他們其實是沒什么錢的。那他們替我們找書、找資料、搬東西，怎么辦？我們得先把錢墊出來。最開始是中心主任拿出私人的錢墊支購書經費，后來我自己也有一點錢，也一塊兒墊進去。反正只有一個目標在那兒：我們要建立世界上最好的中國研究資料庫。

另一個根本的變化是中心開始邀請內地學者來訪，逐步形成一個中外學者交流的平臺。這個中心未來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應該也為中國內地的學者提供服務。這個聽起來簡單，但做起來不容易。因為我們這個中心用的是大學撥款，而且是通過圖書館劃撥的，是專款專用，不能隨便挪用。那就只能想辦法去找經費。后來，運氣也挺好，我們真的找到了錢。總之，后來我們就有能力每年邀請幾十位大陸的訪問學者來中心。這些學者的到來，不光能幫著我們豐富研究資料，更重要的是，他們本身就成了寶貴的資源。

你想想看，一個西方學者來到這里，不但能看到豐富的資料，還能跟這些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學者聊天、討論，了解第一手的情況，這不就是你在“田野”之外能得到的最好交流嗎？他們就像今天你來訪問我一樣，提供很多真實的視角和經驗。所以我覺得這是對中心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也是在那之后幾年，大家就開始說我們這個中心是“中國研究的麥加”，甚至還有人稱它是“中國研究的少林寺”。我們聽了當然也覺得受鼓舞，干勁也就更足了。

學人：對于將中心打造成為“中國研究的麥加”，您有什么特殊的工作方法嗎？對當前大學的行政管理，您覺得是否仍有改進的空間？

熊景明：我先說說中心的管理特色。這可能跟我作為云南人的特點有關吧。我記得曾經有個北京的學者跟我說，他發現自己交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云南人。他說，云南人有個特點，就是一旦認識了某個人，就會把自己的朋友介紹給他。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云南特色，但反正在中心里，我們很多時候也就是這樣做的。我現在退休了，還是樂此不疲地把有相同研究興趣的人拉到一塊兒來。我自己也有點迷信，有時候真覺得是冥冥中有天意，經常會發現有同樣研究興趣的人不約而同地來到中心。我最開心的就是把他們介紹在一起，這種事發生很多次，有很多例子。

我們中心的氛圍特別好。比如說，每年10月中旬到第二年5月，幾乎每個星期六我們都會組織“行山”活動。很多來中心訪問的學者，對這項活動的印象反而比做研究還深。他們會覺得這里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氛圍。有些人離開的時候，特別是一些女學者，甚至會哭，說從來沒想到還能有這樣的生活方式。我們吃飯也都是約好一起去大學餐廳，或者坐在游泳池旁邊的陽光餐廳，天氣好的時候就坐在外面。雖然沒有開正式的研討會，但每天的對話就像是一個流動的研討會。這里既是學術機構，也是精神家園。

圖：《中國研究者的家園——回憶大學服務中心》熊景明主編 人文出版社 2022年12月

至于我自己，我覺得很幸運。我原本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不用開會，直到我2007年退休，真的沒怎么開過會。2005年我被叫去開了個會，說是來了一個英國搞管理培訓的人，講的是績效管理。我聽得完全是一頭霧水。他說我們要對員工每半年評估一次，填表，說這個人表現是優、良、中還是差。我當時就想，這種方式最容易破壞主管和下屬的關系。因為就算你評人家“良”，人家心里也不舒服。而且像我們中心這種每天都打交道的環境，彼此都熟，這種模式反而會傷感情。

其實，我也沒有什么特別的管理方法，我只是覺得，你得讓大家都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有意義。我們中心是世界知名的，大家能感覺到自己是在參與一件有價值的事情。比如有學者來訪，我會主動讓他們去認識中心的每一個人，不光是認識我。有時候我們還會一起出去吃飯，就是希望每個人都融入進來。大家工作也都很投入。有次有個德國學者來中心待了幾個月，他就問我，說：“你們中心是不是工資特別高？”其實不是，我們是新成立的機構，工資反而低。因為在中大這邊，工資是按年資算的，很多人職位都是“助理”——助理文員、助理秘書，我當時也是“助理主任”。但大家就是特別賣力，工作氛圍好，這跟整天填績效表、算指標完全是兩回事。

在現在的招聘機制里，其實有時候我們可以從一些細節看出來一個人到底是來“做事業”還是“升仕途”。比如說，學校在招聘校長時總是在強調候選人有沒有什么學術成果，有沒有管理經驗。這些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把這個工作當作一種“職業志向”，而不是當成個人仕途上的一個臺階。最近我看到一個例子蠻特別的，王樹國擔任福耀科技大學的校長，他說他不要工資。我一看到起碼就知道他不是為了高薪來爭這個位置的。

所以我自己會想，現在香港很多大學校長職位的工資那么高，是不是反而引來了不該來的那一類人？過去像云南大學的前身東陸大學，第一任校長董澤，當時經費很緊，他找來袁嘉谷當教務長，兩個人都不要工資。他們是真的有那種“創校”的情懷和責任感。

圖：云南大學前身，1922年創立的東陸大學

我父親以前是昆明市政建設的領導，后來管自來水系統，他就經常講一句話讓我印象特別深：一個領導最重要的能力是“拍板”。也就是說，你聽了大家的意見之后，能在關鍵時刻做決定。他說那其實是一種“算力”——在你腦子里運轉所有的信息、經驗，最后迅速做出判斷。我覺得這是一種直覺式的能力，有些人天生就有，有些人可能是后天培養出來的。

總的來說，一個好領導要做到兩個方面：一是為人師表，二是知人善任。當然，也得警惕“彼得原理”——就是一個人在某個職位上做得好，就一路被提拔，直到他被升到一個做不好的崗位，然后就停在那里。這種情況，也許正是現在有些大學選聘校長時面臨的問題。

04.從“我是誰”到“我在哪”：身份認同的遷移

學人：您出生并成長在云南，而后長期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在這一過程中，您是否曾經歷過身份認同的困惑？又是在何時、因何契機開始認同香港的社會環境？

熊景明：我女兒去美國念書之后，我一直很擔心她會失去對中文的興趣。完全忘記是不太可能的，但我還是一廂情愿地堅持給她寫信，基本上每月至少寫一兩封。我把這些信寫成類似美文的形式，每封信都有一個主題。你剛才的問題讓我想起其中一封，主題叫“吾心安處便是家”。

寫那封信時，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身份認同的變化是什么時候發生的。有一次，我剛到香港不久，1984年正值奧運會，中國隊出場時，我特別激動，甚至熱淚盈眶；而當香港隊出場，我卻毫無感覺。到了下一屆奧運會，香港隊出場時，我竟然也激動得落淚。我覺得那種感受就說明，我的身份認同發生了改變。我記不得是第一屆之后還是第二屆，反正就是有一屆開始，看到香港隊出場，我會流淚，那就意味著我認同香港了。

不過我也常說，我是一個身份認同混亂的人。我在香港時常常說“我們昆明人怎樣怎樣”，回到昆明又說“我們香港人怎樣怎樣”。后來我在貴州扶貧了好幾年，回到香港還會說“我們貴州怎么怎么”。所以，有時候我自己也會想，我到底是哪里人？

我覺得身份認同未必是單一的。后來我和一位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他的女兒也在美國念書，我女兒倒是沒有很強的美國身份認同，她大概只在美國待了五六年，她覺得自己還是香港人，也是昆明人。而我朋友的女兒則很明顯是雙重身份認同，她既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也認同自己是美國人。

至于對香港的認同，我覺得最深的感受就是“吾心安處便是家”。當你從外地飛回來，一踏上香港的土地，立刻會有一種心安的感覺。你會關心香港的事，就像關心自己的家庭一樣，盼望它好，為它的困難而憂慮。這種情感，其實就是一種認同的體現。香港有一些學者專門研究身份認同，比如劉兆佳教授。他的研究發現很有意思——香港人對“我是中國人”的認同最高峰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因為人很多時候并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感情所驅動的。那時候電視上播放的，是無數大陸人在地震之后表現出的情感、善意和團結。那一刻，好像每個人心中的天使都被喚醒了，非常感動。而這種感動，也讓許多香港人產生強烈的共鳴，覺得和大陸人站在一起，是一件光榮的事。這種情感推動了那一時期對“我是中國人”認同的最高點。

學人：相比許多經過傳統“科班訓練”的學者，您的學術經歷更加多元，人生經歷也更為豐富。在您看來，這種多元、豐富的經歷為您帶來了哪些不同的學術體驗？

熊景明：李連江教授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提到我適合在博士生尚未選題之前，跟他們聊聊，幫助他們梳理思路，決定研究方向。我覺得他說得挺對的，因為這確實是我很擅長、也很喜歡做的事情。

現在的博士訓練模式，往往強調在某個非常細致的領域里做到極致，要在一個點上挖得很深。這種訓練方式當然重要，它幫助一個人在學術過程中養成深入思考的習慣。但如果從更長遠的角度看，一個學者最后能走多遠、成就多高，我覺得決定性的因素不是知識，而是智慧。

圖：熊景明老師，1982年攝于大學研究中心圖書室

“智慧”這件事，不是靠在某一門課上深耕細作就能獲得的。我經常打一個比方：種樹時，你要先決定是要往深里挖，還是先把坑挖大。實際上，這兩者并不沖突——你只有先把坑挖得夠大，才能挖得更深。這種“廣”與“深”之間的辯證關系，決定了你最終能站多高、看多遠。

我并不認為自己已經達到了“智者”的境界，但我始終相信，只要認真去做、全力以赴，就已經走在通往智慧的路上了。有時候，比能力更關鍵的，其實是態度。如果要總結前面講的內容，那就是：基礎訓練固然重要，但真正決定一件事做成的，往往是真誠的興趣，有沒有一點使命感，能不能真正全力以赴。這些特質，在我們的教育理念或體制中，很難被衡量，卻往往是最關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