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清政府的民族政策

新疆合并后，大清的領土膨脹停止，但已是一個擁有1300余萬平方公里的龐大的超級強國。在世界歷史上，面積僅小于蒙古帝國，但比蒙古帝國屬下的元帝國，要大兩倍。

當然，清政府并不是為漢人開疆拓土，他們純是為滿人開拓，不過后來不得不傳遞到漢人之手。

而且他們入關之后，堅持自己也是中國人——滿族裔的中華人，跟漢裔的中華人，完全相同，所以他們理直氣壯的以中國主人自居，東搶西霸，廣置田宅。對其他的各民族，站在滿族人的立場，厘定他們的民族政策。

對滿族人，清政府采取兩項措施：

一是堅決地保持滿洲故土（東北）作為滿族人獨占地區，不準漢人出關（山海關）移墾，準備萬一演出被驅逐的結局時，滿族人可以跟當年的蒙古人一樣，能夠退回老巢。

二是每一個滿族男孩誕生，立刻就有一份戰士的薪餉，目的在使滿族人全民皆兵，專心從事戰斗訓練，不為外事分心。

因為滿族人太少，十八世紀不過400余萬，而漢人已有2.84余億，滿族人認為必須這樣，才能勝任對漢人和其他民族的控制。

結果是：

1、東北地廣人稀，田地大部分荒蕪，在東北的滿族人遂私下歡迎貧苦的漢人出關為他們耕種。在嚴密的禁令下，漢人仍不斷增加。

2、滿族人不需要有任何努力就有一份薪餉，使他們的生活墮落，他們的時間并沒有用在戰斗訓練上，反而用在聲色犬馬上，成為滿族人腐爛的根源。

對漢人，清政府完全效法明政府的手段，繼續用科舉作為武器，使中華民族中所有知識分子比從前更嚴重的醬在獨占性的儒家系統和僵硬的八股文之中。

同時對漢人傳統的中華民族本位主義，予以打擊，強迫中華民族接受多元觀念，承認滿族人并非夷狄，同樣也是中國人，而且是中國的主人。

對蒙古人，清政府利用他們的戰斗力，而根絕他們的智慧和知識，也就是徹底的愚民政策。除了阻止蒙古人接受教育和阻撓蒙古人漢化外，還誘使蒙古統治階層“王”、“公”之流生活靡爛，跟民眾形成尖銳的對立，使他們不能追求更高的理想，而且也根本不知道有更高的理想。

對西藏人，清政府尊重他們信奉的喇嘛教，而禁止他們從事政治活動。事實上西藏人在喇嘛教的“泥沼”中，也沒有余力去過問政治。清政府用隆重的禮節對待達賴和班禪，鼓勵西藏人出家當喇嘛，賦給喇嘛精神上的尊榮和物質上的利益。喇嘛是不準結婚的，在清政府的鼓舞下，本已日漸減少的西藏人，更加速減少。

對維吾爾人，清政府看他們比蒙古人西藏人，要低一級，連謀略性的優待都沒有，反而有相當難堪的迫害。滿族官員虐待蒙古人、西藏人的事件不多，而虐待維吾爾人，以致激起民變的事件，卻層出不窮。

而且把新疆看成東北第二，作為滿族人發展的專用土地，阻止漢人前往移民，早已移民過去的一些漢人，本來跟維吾爾人相處得十分融洽，清政府下令漢人必須單獨居住，不準跟維吾爾雜居。

于是每一個城市都分裂為二，漢人集中漢城，維吾爾人集中回城，絕對不許通婚，平時也不準有友誼上的交往，呈現一種人為的畸形社會形態，目的只是為了防止維吾爾人跟漢人結合。

這種情形，在行政區域劃分和地方政府的組織上，明顯地表現出來。中國本土被劃分為十八個省，簡稱為“本部十八省”，以漢人為主，仍維持明王朝遺留下來的社會和政治結構。

省長稱“巡撫”，兩省或三省（有時候也有一省）設立一個大軍區，大軍區司令官稱“總督”——也可以稱為太上省長。

這些地方政府的高級官員，當然全由滿族人擔任。直到十九世紀中期之后，滿族人無力控制全局，才不得不情愿任用漢人。

東北，是滿族人辮子王朝的發祥地，設立了三個“將軍”，一個駐盛京（遼寧沈陽），稱盛京將軍；一個駐吉林（今吉林省吉林市），稱吉林將軍；一個駐齊齊哈爾，稱黑龍江將軍。

他們辦公的官署，稱將軍衙門。但他們的轄區卻沒有名目，既不稱省，也不稱特別區。人們迫于需要，只好稱它為省，而把全部滿族故土，稱為東三省，但事實上并沒有省，直到二十世紀初葉，才正式改稱為省。

滿族人的政治思想仍十分簡陋，只有部落（八旗）觀念，還沒有行政地區觀念。將軍事實上是總督兼省長，主要任務是維持治安和防止漢人移民。

內蒙古，則設立三個官階比“將軍”次一級的“都統”，只管軍事。一個駐承德，稱熱河都統；一個駐張家口，稱察哈爾都統；一個駐綏遠城（內蒙呼和浩特），稱綏遠都統。主要任務在鎮壓蒙古人叛變和防止漢人移民。內蒙古人民則自己有自己的盟長（地區首長）、旗長（縣長），享有比漢人稍高的自治權力。

青海，設西寧將軍。西寧城在行政上屬于中國本部十八省之一的甘肅省，但駐在西寧城的滿族人將軍，卻是青海地區的首長，地位跟東三省的將軍一樣。他統治下的有漢人、蒙古人、藏人，情況比內蒙古復雜。

外蒙古和西藏，在每一個地區的首府，設一個“辦事大臣”，駐外蒙古庫倫（烏蘭巴托）的稱庫倫辦事大臣，駐西藏拉薩的稱西藏辦事大臣：他們在性質上類似總督，但主要做中央與地方的溝通事務。

在外蒙古境內，與庫倫辦事大臣并置的，又有烏里雅蘇臺將軍，職掌跟設于東北、青海的將軍相同。

外蒙古人民和西藏人民享受的是更高度的自治，他們不直接隸屬于辦事大臣，而仍然直接隸屬于他們原來的首長，獨立王國的形式繼續存在，辦事大臣只不過是清王朝皇帝的代表。

新疆，在它的首府伊犁（新疆伊寧·準噶爾汗國的故都），設伊犁將軍，跟東北、青海各將軍性質相同。

另外在喀什噶爾（新疆喀什），設一個參贊大臣，負責天山南路維吾爾人和漢人間的事務。

02、朝鮮·琉球·安南

跟疆土開拓同時進展的，是藩屬關系的加強。

藩屬，用現代話來說，就是被保護國。

疆土的開拓，是征服其他土地使成為中國不可分的一部分。藩屬，則仍是獨立國家，但向中國稱臣進貢，承認中國皇帝也是他們的皇帝，表示對中國尊敬服從，中國則允許他們跟中國貿易。

中國不干涉藩屬國的內政，但有權處罰和獎勵他們的國王，因為他們的國王必須經過中國皇帝的加封之后，才算合法。藩屬國王也以被中國皇帝加封為一種光榮和保障，他用此向懷有敵意的鄰邦顯示，他已獲得一個龐然大物當自己的靠山。

藩屬國的元首只能稱國王或可汗，不能稱皇帝。一旦稱皇帝，就等于脫離藩屬地位，跟中國平等。在中國看來，世界上只有一個皇帝，如果有兩位皇帝同時出現，就等于天上有兩個太陽，非拼個死活不可。

所以有些藩屬，雖然已稱皇帝，但為了取得中國的保護，對中國仍謙卑的只稱國王。像以東京（越南河內）為首都的大越帝國皇帝，他對中國只稱中國所封的安南國王。

朝鮮王國是中國最古老的藩屬之一，世界上再沒有兩個國家能像中國跟朝鮮這么長期的密切融洽。中國為保護朝鮮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明萬歷年間第一次援朝抗日事件我們已敘述過，到了十九世紀清末，中國又為它作出第二次更大的流血犧牲。

另一個同樣古老的藩屬琉球王國，在十四世紀時，原是三個小國。十五世紀初葉，被其中之一最強大的國王尚巴志所統一，遂即派遣使節，遠涉大海，向中國進貢，請求中國保護。它的首都名中山城，因之中國就封尚巴志為中山王。

不過日本人的勢力，因地理上更接近的緣故，不久也深入琉球各島。每逢中國使節到琉球時，國王總是下令，命日本人先行躲避起來，在天朝大臣停留在國內期間，禁止國民說日本話，并涂去街市上的日文廣告。

第三個古老的藩屬，是前面曾提到的對外稱大越帝國的安南王國。安南第一任國王黎利，于十五世紀脫離中國獨立，效法中國對首都稱“京”的習慣，把交趾城（河內）改稱東京，建立大越帝國，但仍尊奉中國為宗主國。

黎氏王朝的政權后來落到大臣鄭氏家族之手。鄭氏所屬的將領之一的阮氏家族，起而反抗鄭氏上欺國王下壓群臣的作風，在南方的順化城，宣布獨立，另行建立一個廣南王國，跟北方的鄭氏家族專權的大越帝國對峙，國土從當中分割為二。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另一個阮姓家族崛起，稱為西山黨，他們的領袖阮文岳，于1773年攻陷順化，把舊王殺掉，而自稱是廣南國王。舊王的弟弟阮福映逃了出來，他就是越南歷史上有名的嘉隆王。他逃到暹羅（泰國），又逃到富國島，日夜圖謀奪回政權。

西山黨既征服了廣南王國，新王阮文岳派他的弟弟阮光平北伐。十八世紀八十年代，阮光平攻陷東京（河內），廢掉皇帝黎維祁，自己坐上金鑾殿。

黎維祁逃到北京，向宗主國求救。清政府決定出兵，1788年，大清遠征軍總司令（兩廣總督）孫士毅，率領大軍護送黎維祁回國，擊潰阮光平的抵抗，進入東京（河內），黎維祁復位。

于是孫士毅洋洋得意，認為他的神機妙算超人一等，不再采取戒備措施。次年（1789）元旦，正當他大擺酒席，慶祝新年時，阮光平發動突擊，遠征軍潰敗，數千人被殺，黎維祁和孫士毅狼狽逃回中國。

但阮光平深知橫挑強鄰的結果是什么，他預防中國采取長期的報復手段，就派遣使節到北京匍匐請罪。恰好中國當時的皇帝乾隆是一個虛榮心很強的人物，對阮光平的恭順態度，大為歡喜。明年（1790），乾隆八十歲生日，阮光平又親自到北京恭祝壽誕，乾隆就把黎維祁拋到腦后，而封阮光平當安南國王。

但事情并沒有結束，西山黨的好景不常。逃亡中的嘉隆王阮福映，靠外交手段，得到侵入東方的法國強大軍力援助，于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反攻，一連攻陷順化和東京（河內），阮姓政權的西山黨瓦解，阮福映統一全國。

1802年，阮福映向清政府報告復國經過，請求加封。凡是政治都是現實的，清政府又把阮光平拋到腦后。1804年，加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即大越與廣南的合稱。從此安南改稱越南。

03、緬甸·尼泊爾·暹羅

緬甸是中國南方的緊鄰，但因萬山重疊，兩國的交往很晚。十八世紀五十年代，緬甸國王雍籍牙在給大清皇帝的報告上說，第一世紀九十年代時，他的祖先雍田，曾被中國當時東漢政府第四任皇帝漢和帝劉肇封為緬甸國王，還賜給一顆金印。不過中國史學家對此不敢肯定，因為史籍上查不出這個記載，除非真有金印作證。

緬甸跟中國發生關系，似乎開始于十三世紀，位于云南的大理帝國消滅，被合并到元帝國的版圖后，緬甸才跟中國接壤。十七世紀六十年代，緬甸把請求政治庇護的明政府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交給清政府。這件事情發生后，中、緬兩國的邦交，并沒有加強，甚至并沒有繼續。因為緬甸不斷的內亂，清政府也正全力在北方開疆拓土。

經過90年的疏遠，十八世紀五十年代，緬甸名王雍籍牙在位，跟中國恢復邦交。他逝世后，兒子孟駁繼位，進攻東鄰的暹羅王國（泰國），把暹羅并入版圖。

緬甸勢力膨脹，使它不斷干涉中、緬兩國之間屬于中國的一些部落，這些部落向中國清政府乞援，清政府已十分不高興。

但按下戰爭電鈕的人物，卻是清政府的一位贓官云南總督吳達善，他向請求歸附的桂家部落（據說他們是跟隨朱由榔流亡到緬甸的群臣們的后裔）酋長宮里雁，索取重賄，其中一件是珍珠馬鞍，宮里雁無力奉獻，吳達善就把他逮捕入獄害死。

宮里雁的緬甸籍妻子囊古為丈夫報仇，向緬甸國王孟駁游說，緬甸遂在這位奇女子引導下，向中國沿邊發動不斷的攻擊劫掠。

清政府改派明瑞出任云南總督，于1767年，率軍攻入緬甸，企圖奪取它的首都瓦城（曼德勒）。可是進入緬甸境后，在一個名叫象孔的地方，陷入緬軍的埋伏，全軍覆沒。

清政府再派第二次遠征軍，由傅恒當總司令（經略），于1769年，再度深入。可是熱帶森林地區所特有的瘴氣——空氣污染和虐疾，無法克服，將領和戰士們相繼染病死亡，軍心恐懼，在中途停頓，不敢前進。

恰恰這時候，緬甸政府得到消息說，暹羅王國故土上的中國僑民鄭昭，集結了武裝部隊，正攻擊緬甸的占領軍。緬甸不愿兩面作戰，就向清政府請求和解，承認作大清的藩屬。遠在北京的乾隆皇帝，正在進退維谷，也樂得就此結束。

但緬甸的態度十分強硬，當大清遠征軍代表跟緬甸軍司令渺旺模談判，要求緬甸歸還所侵占的木邦（緬甸臘戍以北一帶）等三個部落的土地時，渺旺模左顧右盼，沒有聽完就掉頭而去，遠征軍代表只好瞪著眼睛回來。

緬甸當時的目的只求停戰，并不是真心的低頭，所以當大清退軍之后，兩國敵對如故。一直到了十八年后，一個曾經當過和尚，跟前任王室沒有關系的國王孟云即位，他為了取得大國的支持，于1788年主動向清廷進貢。清政府于1790年加封孟云為緬甸國王，才正式確定宗主國和藩屬國的關系。

跟緬甸同樣情形的，還有尼泊爾王國。

緬甸開始向清政府進貢的那一年，也正是清軍護送大越皇帝黎維祁返回東京（河內）復位的那一年——一1788。就在這一年，遙遠的喜瑪拉雅山南麓的小國尼泊爾，突然向比它大幾百倍的龐大的清帝國進攻。

尼泊爾王國為什么如此，傳說不一，可信的一個傳說是，后藏喇嘛教領袖班禪的一個部屬丹津班珠丹，因為受到不公平的酷刑（臉上被刺字），逃到尼泊爾。這時正當班禪積欠尼泊爾太多的貿易借款，一直不肯償還。尼泊爾早已憤怒，得到丹津班珠丹作向導，遂采取強硬手段。

清政府一面派四川兵團入藏應戰，一面派藩屬事務部副部長（理藩院侍郎）巴忠，代表皇帝，擔任監軍。

不知道什么原因，巴忠竟做出一件使人連做夢都夢不到的荒唐怪事，他是由青海那條大道直接到拉薩的，不等四川兵團抵達，就先行跟尼泊爾代表談判，承諾每年付給尼泊爾15000兩贈款，換得尼泊爾撤軍。

但巴忠卻向皇帝乾隆報告說，尼泊爾已被他巧妙的辯才和義正詞嚴的立場所折服，自動退出大清國境。對于每年15000兩的贈款，只字不提，而只秘密通知達賴，請達賴按時送去。誰知道達賴一口拒絕。尼泊爾當然不肯甘心，1791年，再度進攻，攻陷日喀則，班禪逃到拉薩。尼泊爾軍隊把班禪宮中所有的珍寶和日喀則民間的財物，搶劫一空。

巴忠聽見尼泊爾索取贈款的消息，就跳井自殺。我們無法了解，天下竟有這種渾人，他怎么會想到他可以對如此重大的國際交涉，能夠一手掩蓋。

大清遠征軍于次年（1792）抵達西藏，尼泊爾軍隊敗走。遠征軍尾追，越過喜瑪拉雅山聶拉木山口，進入尼泊爾國境。尼泊爾軍再敗走，遠征軍隊進攻它的首都陽布（加德滿都），旦夕可下。

司令官（大將軍）福康安，這位被譽為皇帝乾隆手下第一名將，對自己的用兵如神，大為滿意，他自比為《三國演義》上的諸葛亮，手拿羽毛扇，坐在四人抬的轎子上（效法諸葛亮的四輪車），一副戲臺上人物的模樣，從容指揮作戰。

尼泊爾乘他正自命不凡，疏于戒備之際，發動猛烈反攻，遠征軍大敗，死傷慘重，福康安狼狽逃命。

然而，當福康安好容易脫離追兵，穩定局勢，恐懼尼泊爾下一個攻勢時，尼泊爾卻派遣使節到軍前請求和解，愿作大清的藩屬，定期進貢。福康安喜從天降，迫不及待的立即接受尼泊爾的請求，撤軍回國。

事后才知道，并不是尼泊爾突然發作了神經病，而是另有原因，它曾向鄰近的駐在印度東部加爾各答的英國軍隊求救，英國那時還不愿跟中國結怨，以免妨礙通商，而尼泊爾政府的另一個敵人披楞部落，正在南方國境發動攻擊。尼泊爾政府不愿受到前后夾擊，而尤其恐懼大清的遠征軍會源源而來，沒有個完。

尼泊爾當了中國的保護國之后，就發現了好處，成為中國最后喪失的藩屬，直到二十世紀初葉，還向中國進貢不輟。

不和中國土地相接的藩屬，除了琉球王國外，還有暹羅王國。現代暹羅——二十世紀時改稱泰國，它的開國國王鄭昭，是中國廣東省澄海縣人，驅逐緬甸占領軍后，他立即派遣使節到北京，請求中國加封。可是當使節還在中途時，發生政變。鄭昭被他最親信的暹羅籍的部將卻克里所殺。

卻克里顯然恐懼中國對鄭昭之死發生反應，于是改名鄭華，堅稱是鄭昭的兒子，于1786年，再派遣使節前往北京，陳述他繼承王位的合法性。清政府不知道內情，當然加封他為暹羅國王。

暹羅和琉球都是沒有經過不愉快的戰爭場面而歸附的藩屬，暹羅跟中國的密切關系，遠超過緬甸和尼泊爾。

舉一個例子可作說明，當1799年，大清太上皇弘歷逝世時，正在北京進貢朝見的兩位使節，一位是朝鮮使節，另一位就是暹羅使節，他們適時的代表他們的國王，為皇帝服喪。

卻克里對中國雖堅稱是鄭昭的兒子，但對他的臣民因無法隱瞞真相的緣故，而自稱為拉瑪一世，并解釋說，他并沒有叛變，乃是另外一個將領叛變，由他平叛。

04、藩屬外的進貢國

中國跟藩屬間的關系，可以分為若干等級。

最密切的一級自然是朝鮮。中國為了朝鮮的利益和維護朝鮮的獨立的跟領上的完整，所付出的犧牲是可驚的。但中國對朝鮮毫無所求，戰爭一結束，軍隊即行撤退。

越南也包括在這一級之中，中國在十九世紀也為援越而對法國作戰。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還是意識形態方面，自十七世紀明王朝滅亡，朝鮮和越南同時認為滿族人不過夷狄之輩，中國在中國故土已經消滅，滿族人所篡奪的只是中國的軀殼，只能算是假中國。

中國的靈魂，即真中國，已轉移到朝鮮和越南的國土——朝鮮人堅持他們是正統的中國，越南人也堅持他們是正統的中國。那就是說，中國已變成了夷狄，朝鮮、越南才是中國。

朝鮮、越南兩國對滿族人的清王朝，在武力上雖然不能不低頭，但從心眼里卻十分地瞧它不起。這種心理持續約一百余年，直到十八世紀結束時，才逐漸把清王朝跟中國合而為一。

次一級的是琉球、暹羅。中國對這兩個國家的印象，認為他們是那么遙遠和那么恭順。中國皇帝憐恤它們的遙遠，而喜悅它們的恭順，所以對于兩國幾乎是有求必應，最得實惠的還是他們的那些使節，賞賜他們也特別豐富，每次從中國回去，都滿載而歸。

第三級是緬甸、尼泊爾。這兩個國家有時候跟中國靠得很近，有時候又比較疏遠。中國對他們當然也不肯付出像對朝鮮、越南那樣的熱烈感情，只求這兩個鄰國不再在邊界制造麻煩，就很高興了。

除了上述的六個藩屬國外，中國還擁有數不清的貿易性質的進貢國。

“進貢”的意義，在藩屬國來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國的一種呈獻，在中國來看是一種榮譽——這跟歐洲那種勒索或剝削性的進貢，完全不同。

藩屬國最大的要件之一，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國進貢。但僅只進貢，并不一定是藩屬，中國是當時亞洲唯一的龐然大物，矗立在萬邦之中，四周相鄰的一些小國家小部落，面積人口都處于絕對的劣勢，文化物產也都顯然落后，免不了對中國巴結奉承，向中國政府呈獻該國的一些特產，諸如珠寶奇珍、奇異的動物植物，以及美女，表示他們的崇拜和友誼，希望用以釣出更大的利益。

中國從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起，就習慣于這種奉承，認為是一種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為了表示天朝大國的氣度，對進貢國的那些使節團，一向有完善的照顧。

我們回溯八世紀唐王朝時，那些到了中國就不肯離開的使節，累積下來竟達四千余名之多，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驅逐，就可了解他們所受的待遇優渥到什么程度。

有些品格惡劣的使節，甚至還利用這種優待，進入中國國境后，就像強盜一樣，沿途橫暴，為非作歹。中國政府總念及他們來自遙遠的蠻夷之邦，缺少教養，倍加原諒。所以外國進貢的使節，有時候竟成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禍害。

在進貢了之后，中國政府一定用豐富的賞賜作為回報，價值往往超過貢物的數倍。朝鮮就不斷地對中國賞賜的綢緞過多而發出抱怨，因為它促使朝鮮的紡織業破產，嚴重地打擊他們的農村經濟。

除了豐富的賞賜，使節團在進貢的同時，必然順便（事實上卻是主要的）攜帶大批貨物，乘機做一次大買賣。所以若干國家不惜采取戰爭的壓力，以要求增加進貢的次數。

在這種情形下，向中國進貢的非藩屬國和大小部落，多不勝數，而以第七第八第九，三個世紀為最多，當時唐政府對所有進貢的國家或部落，一律封他們的國王或可汗為某州都督。

這種州，稱為羈縻州，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么地方，被封為都督的那些國王可汗，對中國文字也不認識，只不過僅是中國史學家在紙上記下的一筆而已。

十八世紀清朝時，這種情形依舊，如哈薩克王國、布魯特汗國（塔吉克）、布哈爾汗國（烏孜別克布哈拉）、浩罕王國（烏孜別克浩罕）、阿富汗王國、不丹王國、哲盂雄王國（錫金）、巴克達山汗國（阿富汗東北部）、柬埔寨王國，都是進貢國家。

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他們進貢的性質，位于今克什米爾吉爾吉特市東北，有一個小小的坎巨提王國，它每三年向清政府進貢一次，每次進貢砂金一兩五錢（它的價值相當于一個人兩星期的伙食費用），并不送到北京（那太遠了），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回報他們的是綢緞、銀幣，和茶葉。

假使世界上有一種一本萬利的交易，那就莫過于向中國進貢了。這并不是中國呆如木瓜，而是一種榮譽心和類似父母或長兄、長姊，那種天下共主責任感的綜合反應，即永不愿使依靠中國的友邦失望。

外國人不會了解這種恢宏的心胸。十九世紀，中國為朝鮮、為越南而跟新興的帝國主義者作戰，以致受到嚴重的挫折，割地賠償。外國人便嘲笑中國人莫名其妙，竟為了一個宗主國的虛名，而接受實質的災難。

但這正是中國文化中反抗強權、扶危濟困的主要精神。

05、華僑

除了疆土的開拓，和藩屬國進貢的增多，中國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

中國人移殖朝鮮，以及經過朝鮮進入日本，早在紀元前就開始了。但大規模移向東南亞——包括菲律賓群島、印尼群島、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可能遲至第七世紀才開始。到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時，才迅速增加。

然而，中國人向外發展，不但不能像歐洲人那樣，受到政府的支持保護，恰恰相反的，反而受到嚴厲的禁止。

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對于為了追求財富而拋棄祖先墳墓，離開父母之國，遠赴蠻夷番邦的人，十分痛恨。因而稱他們是海賊奸民，用法律和監獄取締他們。

在這種情形下，華僑在海外遂成為被遺棄的可憐孤兒。

可是，中國沿海一帶，人口稠密而土地貧瘠，東南亞卻地廣人稀，而且屬于熱帶氣候，謀生比較容易。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賄賂的方法，躲過官員們的干涉，大批向海外涌出，這些貧苦無依的亡命之徒，以做小生意開始，不久就在蠻荒的各地，建立家園，跟土著人民，相處得十分親密。

十六世紀之后，歐洲人向東侵略。西班牙最先占領菲律賓（1542）。十七世紀時，荷蘭繼又占領爪哇（1619）。這批帝國主義者以主人自居，對中國人采取壓迫政策。

華僑不能忍受時，起而反抗，因為沒有國家力量作后盾的緣故——不但不作后盾，明、清王朝政府，還希望外國人早一點把中國逃到那里的海賊奸民鏟除。所以華僑每一次反抗，都受到慘重地打擊。像西班牙，曾在菲律賓對中國人作過三次充滿了原始獸性的大屠殺，每次都使用滅絕種族的手段：

1、1603年（明萬歷三十一年），菲律賓華僑二萬余人，被西班牙屠殺。

2、1639年（明崇禎十二年，清太宗崇德四年），菲律賓自第一次屠殺后，三十余年間，中華移民陸續增加到三萬二千人。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殺，死二萬余人，僅一萬余人得以幸存，但被列為賤民階級，每人要繳納負擔不起的六元的人頭稅，而且必須改信他們所信奉的天主教（信教一項難不住中國人，中國人的宗教觀念淡薄，信什么教什么神都不在乎，這一點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

3、1662年（南明永歷十六年，清康熙元年），鄭成功占領臺灣，驅逐荷蘭人，勝利消息使菲律賓首府馬尼拉的中國人大為振奮。于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殺，中國人武裝自衛，至死不屈，但無法抵抗西班牙正規軍的炮火攻擊。結果全體中國人，包括所有的婦女和兒童，被西班牙人屠殺罄盡。

帝國主義者的心腸都是兇惡的，西班牙如此，荷蘭也不例外。1740年，在爪哇首府巴達維亞（雅加達）屠殺中國僑民，使河水都變成血水，史學家稱為“紅河慘案”。

中國人雖然受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但向東南亞（包括三次滅種大屠殺的菲律賓和紅河喋血的爪哇）的移民不斷，這是中國人彈性精神的發揮。

到了十八世紀末期，散布在東南亞各地的華僑，估計有200余萬人，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獨立王國，最著名的諸如：

1、廣東省人羅芳伯，在婆羅洲（加里曼丹島）西端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國，自任總統，繼任元首由當地的中國移民選舉。——十九世紀，亡于荷蘭。

2、廣東省人吳元盛，在婆羅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國，自任國王，王位世襲，立國百余年。——十九世紀，亡于荷蘭。

3、廣東省潮州人張杰緒，在安波那島（納土納島）建立沒有特定名號的王國，自任國王。——十九世紀張杰緒逝世，內部發生紛爭，王國瓦解。

4、福建省人吳陽，在馬來半島建立另一個沒有特定名稱的王國。——十九世紀被向東擴張的英國消滅。

這只是幾個英雄人物，而屹立到二十世紀今天的暹羅王國的開國國王鄭昭，還不包括在內。

華僑的歷史是一篇血淚史，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移民，受到過像中國移民所受到的那種永無終止的可怕災難。就像被父母遺棄而又走進蛇窟的孤兒一樣，除了自己保護自己外，沒有人保護他們。

當中國國力最強大時，如十八世紀初葉，對他們不但毫無幫助，反而巴不得他們在海外死盡滅絕。到了十九世紀，國勢衰弱，又逢歐洲帝國主義的武力洶涌而至，東南亞華僑的處境，就更艱難。所有中國移民的據點，都被白種人現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國人被當作豬仔一樣，被販賣到更遙遠的地球的那一邊的美國去做苦工——美國鐵路至少一半以上都灑著中華人的汗和淚。

東南亞成為白種人的天下，貧苦的中華人常出賣自己一段時間（十年或十五年）給白種人當奴隸，期滿之后，再用自己賣身的代價，經營小本生意，他們所受的壓迫剝削，并不比運往美國的同胞好。

一位對東南亞相當熟習的英國作家，曾感嘆說：“做一個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真是一種苦刑。”

這句話說明華僑的悲慘遭遇，但也顯示中國人倔強的一面。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秘密武器，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勞吃苦和高度的警覺。使他們在萬難之中崛起，而且壯大，竟掌握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大權，大大地出乎那些手執屠刀的帝國主義國家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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