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時任總參謀部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相繼被解除職務。

然而，正當京城眾將帥驚愕之際，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副司令員溫玉成、參謀長閻仲川相繼奉調進京，執掌總參大權。

之后，黃永勝被任命為總參謀長，溫玉成被任命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戌區司令員，閻仲川則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兼總參作戰部部長。

在這三人中，閻仲川無論是年齡，還是資歷和職級都是最低的，調任副總參謀長兼總參作戰部部長，實屬破格提拔。

那么，閻仲川為何會得此拔擢呢？還有他后來結局如何呢？

閻仲川，河北定興縣人，1922年2月出生。

抗戰爆發后，閻仲川報名參軍，先后在八路軍冀中、晉綏軍區作戰科當參謀。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閻仲川跟隨時任晉綏軍區司令員呂正操將軍進入東北，先后在東北人民自治軍、東北民主聯軍、東北野戰軍、第四野戰軍總部工作，歷任作戰參謀、副科長、科長等職。

之后，閻仲川隨部隊從東北一路打到了海南島，足跡遍布了大半個中國。盡管作為作戰參謀的他不用直接到前線作戰，但解放戰爭的勝利自然也有他的一份功勞。

1950年初，華中軍區改稱中南軍區，閻仲川在中南軍區作戰處先后擔任副處長、處長等職。后來，中南軍區改編為廣州軍區，閻仲川又歷任廣州軍區司令部作戰處處長、作戰部部長、副參謀長、參謀長等職。1960年，時年38歲的閻仲川還被晉升為大校軍銜。

事實上，閻仲川從進入東北工作以后，除了有一年多的時間曾在第四十一軍第123師任第一副師長兼參謀長外，其余大部分時間都在林彪的部隊里任職，即便是后來被調到廣州軍區、總參謀部工作，他也始終沒有離開過林彪的視線。

從東北到海南島，閻仲川幾乎參與了四野所有的重大軍事行動，其無論是業務能力，還是個人素養，亦或是為人處世的方式，都深得林彪之肯定。

1966年“特殊時期”開始后，林彪的地位不斷攀升，“九大”后更是被確定為“接班人”并寫進了黨章。彼時的林彪，其權勢可謂如日中天。

因此，當楊成武、傅崇碧相繼被解職后，林彪便立刻想到了自己熟悉和信任的“老部下”——黃永勝、溫玉成、閻仲川，將他們三人陸續調入京城，執掌總參。

眾所周知，“總參”是負責組織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的軍事建設和作戰指揮的重要軍事領導機關。

自1955年我軍實行軍銜制以來，擔任總參謀長的基本都是元帥、大將和上將，而副總參謀長一職則基本由上將、中將擔任，連少將都非常少，因此，閻仲川無疑成為了新中國首任大校副總參謀長。

當然，對于這樣的破格提拔，也讓閻仲川受寵若驚，畢竟其資歷太淺，很難在這樣一個將星云集的重要部門領導工作。

于是，從進京的那一刻起，閻仲川便為自己確立了——“低調做人”的工作信條。

在當時，凡是總參內部搞的一切“革命”活動，閻仲川始終秉持著“冷漠”的態度，即不參與、不表態。此外，他按時來單位上班，下班就回家，堅持不串門、不走動，即便是老首長誠意相邀，他也基本不會去。

然而，即便閻仲川如此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最終還是避免不了陷入這場政治風波中。

閻仲川奉調進京之際，正值“珍寶島”爭端、中蘇關系劍拔弩張的非常時期。

為了應對隨時都可能爆發的戰爭，部隊進入一級戰備，全軍枕戈待旦。1969年10月中旬，毛主席更是作出決策：中央領導人進行“大疏散”。

10月18日這天晚上，黃永勝派秘書通知閻仲川到軍委前進指揮所（即“前指”）開會。

閻仲川趕到時，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軍委辦事組成員都已到場落座了。接著，黃永勝便向閻仲川傳達了林彪緊急備戰的幾點指示。

回到作戰室后，閻仲川便很快將林彪指示記錄稿整理好，準備交給值班參謀特急發出。這時，閻仲川想到應該給這份記錄稿編個號，然后再發出。

可問題是，該編個什么號呢？

這時，閻仲川突然想到這既然是“前指”進駐后發出的第一個指示，那就從一號編起，就叫做“一號號令”吧！

事實上，這雖然是一道絕密號令，但其內容也僅是一般的動員令，并沒有什么具體的安排和特定的要求。但即便如此，閻仲川還是覺得應該上報備案。

于是，閻仲川先后向黃永勝和“林辦”上報，但由于黃永勝當時已經睡下，所以沒有回復，而“林辦”收到號令后，也同樣沒有回復。

閻仲川認為既然號令已經上報備案了，那應該就萬無一失了，于是便發出了。

然而誰能想到，一石激起千層浪，“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迅速在全軍、全國引起了巨大轟動。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一號號令”成為了追查閻仲川問題的直接導火索。

這年9月28日，閻仲川隨李先念訪問越南回國，一下飛機便立即被關押審查。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1979年4月被解除監管，閻仲川受到了長達7年半的隔離審查。而導致他受到長期審查的主要原因，就出在那份“一號號令”上。

當然了，這份“一號號令”，其內容本身是沒有什么大問題的，主要問題就出在編號上。

閻仲川將這份指示記錄稿編上“一號”后，就直接“號令”全軍，其性質在當時來說，無疑是非常嚴重的。

另外，這個“一號號令”在當時還有兩個說法：第一，這是背著黨中央和毛主席“擅自”發布的號令；第二，這是林彪集團“反革命政變預演”。由此可見，這件事的性質在當時那種政治氣候下，其嚴重程度見一斑。

但這對于來京時間短、涉世尚淺的閻仲川來說，他又哪里知道這其中的利害關系？

盡管受到了長期關押，但閻仲川從始至終也沒有亂說過一句話、亂指認過一個人，始終秉持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此，他曾說道：

國家出了這么大的事情，我有責任把它說清楚，如果屈服于壓力胡說八道的話，那將對黨和國家貽害無窮。

1973年的時候，躺在病榻之上的周總理曾下達過一則指示，說是讓總參黨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閻仲川的問題看得太嚴重了。

周總理的這則指示，對于閻仲川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轉機，倘若總參黨委能認真貫徹執行的話，那么閻仲川可能很快就會重獲自由。但遺憾的是，由于某些人從中作梗，這件事也就此被耽擱下來。

直到1979年4月，閻仲川才被解除監管。但這并不意味著對他的審查就已結束，回家后的閻仲川繼續接受審查。

3年后，即1982年，總參才宣布了對閻仲川的審查結論。

然而，讓人感到頗為疑惑的是，這份審查結論中并未提到“一號號令”的問題，而只是籠統地說他在廣州軍區“支左”和總部工作中犯有錯誤，宣布由大軍區正職降為副職，并按大軍區參謀長待遇離休。

要知道，閻仲川之所以受到審查，其主要問題并非是其與林、黃等人長期的歷史關系，而是這份所謂的“一號號令”。

作為揮之不去的夢魘，離休后的閻仲川曾多次請求對“反革命政變預演”的“一號號令”作出解釋。但由于各種原因，此時一直沒有定論。

但歷史總歸要恢復它本來之面貌。

1986年后，史學界經過大量的調查、考證，客觀評價了“一號號令”的歷史背景和過程，明確指出：

當年林彪是根據毛主席關于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作出“關于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襲的指示”，后經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號號令”正式下達……

而這也就是說，這個“一號號令”與所謂的“反革命預演”并無關系。

同樣地，在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中，也作出了：“‘一號號令’不是陰謀活動”的結論。

這年8月，《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文章，對該書編著者排除干擾、去偽存真、實事求是的精神表示肯定。

當閻仲川將軍得知這樣的結果后，也感到非常欣慰。

2002年6月22日，閻仲川將軍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81歲。

在他的追悼會上，總參作戰部的同志送來了這樣一副挽聯，上聯：戎馬一生認認真真；下聯：駕鶴西去清清白白；橫批：無怨無愧。

這不正是老將軍一生最好地寫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