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木橋/文

中東地區再次成為世界火藥桶。

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及軍事目標的突襲，不僅未能實現其“一次性消除伊朗威脅”的戰略目標，反而引發了一場可能重塑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持久消耗戰。

圖源：央視新聞

目前，這場沖突已從最初的軍事對抗，演變為考驗美國全球霸權可持續性的試金石，甚至可能成為壓垮美國霸權的“最后一根稻草”。

為向讀者深度解讀這場戰爭，本文將深入分析這場戰爭如何從速決戰轉向持久戰、西方陣營的矛盾立場、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反應、美國國內危機與軍事介入的困境、債務危機對戰爭支持的制約、雙方長期戰爭潛力對比，以及這場沖突對美國全球地位的終極挑戰等七個維度，來說明這場戰爭背后的地緣政治關系。

從速決戰到持久戰：伊朗的韌性反擊與以色列的戰略誤判

2025年6月13日凌晨，以色列空軍對伊朗境內數十個與核計劃相關的軍事目標發動了代號為“鐵錘行動”的大規模突襲，這場經過數月精心策劃的軍事行動，旨在一次性摧毀伊朗的核能力。以軍襲擊了德黑蘭附近的福爾多核設施、納坦茲鈾濃縮基地以及伊斯法罕的核研究反應堆，同時打擊了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總部和多個導彈生產基地。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電視講話中宣稱：“伊朗擁有足夠的濃縮鈾，可以在幾天內制造出多枚炸彈，我們必須消除這一迫在眉睫的威脅。此次行動將持續數日，直至威脅完全消除為止。”這次襲擊造成伊朗軍方多名指揮官和核科學家的重大傷亡，表面上看是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一次重大勝利。

然而，以色列的戰略計算出現了致命誤判——低估了伊朗的報復能力和戰略韌性。與以色列預期的“震懾性打擊將迫使伊朗屈服”不同，德黑蘭方面迅速組織起分批次、高頻率的反擊行動。從6月15日晚間到16日凌晨，伊朗向以色列發射了百余枚彈道導彈和100多架無人機，目標直指以色列中部和北部的軍事、經濟和工業核心區域。

多枚導彈突破以色列號稱世界最先進的“鐵穹”防空系統，擊中特拉維夫金融區的數棟高層建筑和海法煉油廠，造成至少8人死亡，百余人受傷。尤為關鍵的是，海法煉油廠這一以色列能源供應的關鍵設施遭受嚴重破壞，導致全國范圍內長時間斷電和燃料短缺。

伊朗的反擊戰術呈現出明顯的消耗戰特征：采用“蜂群戰術”分批發射導彈和無人機，配合新型電子干擾技術，旨在持續消耗以色列昂貴的防空導彈庫存。德黑蘭方面宣稱每枚攔截彈成本高達數百萬美元，而伊朗的自殺式無人機成本僅為其十分之一。這種不對稱消耗策略已經開始顯現效果——以色列財政部長警告稱，國家外匯儲備正以“驚人速度”消耗用于進口武器和能源。

截至6月17日，伊朗已對以色列發動11輪導彈反擊，特拉維夫證券交易所被迫關閉，以色列貨幣新謝克爾對美元匯率暴跌7%，創歷史新低。資本市場劇烈震蕩反映出投資者對戰爭長期化的恐慌——這場沖突已從以色列預想的“外科手術式打擊”演變為一場考驗雙方國力的持久戰。

伊朗外長阿拉格齊16日的聲明清晰地表明了德黑蘭的戰略意圖：“伊朗不是發起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也無意繼續流血，但為了保衛國家和人民，將戰斗到最后一刻。”伊斯蘭革命衛隊更是威脅將發動“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打擊”，使以色列“沒有一刻安寧”。

表：伊朗對以色列反擊行動的主要戰果(截至2025年6月17日)

這場沖突的持久化趨勢已對以色列社會造成深刻沖擊。總臺記者趙兵從耶路撒冷發回的報道，描述了一幅戰時社會的壓抑景象：“原本熱鬧的街道基本上行人稀少，餐廳歇業，白天為數不多開門的超市幾乎擠滿了購買物資的民眾。”以色列本土守備司令部維持最高級別的公共防御指南，禁止一切集會活動，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緊張氛圍。耐人尋味的是，以色列官員明確表示“目前對停火不感興趣，因為還沒有實現其所謂全部摧毀伊朗核設施和彈道導彈計劃的目標”，這種拒絕外交解決的強硬立場可能使沖突進一步升級，將以色列拖入更深的戰爭泥潭。

西方陣營的雙重標準：從戰略模糊到有限介入的困境

伊朗對以色列的持續反擊行動，徹底打破了西方七國集團(G7)和北約組織最初保持的“戰略沉默”。在6月13日以色列發動首輪襲擊后的48小時內，西方國家集體選擇了“有意的失語”——既未公開譴責以色列的“先發制人”打擊，也未對伊朗表示任何形式的同情。

當地時間6月13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一棟大樓被導彈擊中。新華社發（托默·諾伊貝格攝/基尼圖片社）

這種沉默被國際觀察家解讀為對以色列行動的默許縱容，反映出西方在伊朗問題上的長期雙重標準。然而，當伊朗的導彈開始落在以色列領土上時，西方陣營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轉變。6月16日，G7外長緊急會議后發表聯合聲明，將伊朗的反擊定性為“無端侵略”和“對地區穩定的嚴重威脅”，完全回避了以色列首先襲擊伊朗主權領土的事實。

這種選擇性正義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伊朗政府迅速召見英法德三國大使，抗議這種“殖民時代遺留的雙重標準行為”。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在接受BBC采訪時無意中道破了西方立場的虛偽性——當被追問伊朗是否有權反擊時，他不得不承認：“當一個國家認為自己受到侵略時，它有權利進行反擊。”這番言論隨即在英國國內引發政治風暴，被反對黨指責為“變相為伊朗的恐怖行為辯護”。

軍事層面，美國的反應最為迅速且具有實質性。五角大樓已向中東增派“尼米茲”號航母戰斗群，與先前部署在阿拉伯半島的“卡爾·文森”號組成雙航母打擊群。與此同時，美軍駐中東的“愛國者”與“薩德”防空系統已開始協助以色列攔截伊朗導彈，美國海軍搭載的“宙斯盾”系統也參與了對以色列的協防。

這些行動標志著，美國已從“幕后支持”轉向有限度的直接軍事介入，盡管白宮發言人仍堅稱美國“拒絕以色列要求聯合行動的申請”，并警告伊朗不要攻擊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資產。

表：美國及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支持措施(截至2025年6月17日)

歐洲國家的反應則呈現出明顯的內部分裂。法國和德國緊隨美國步伐，向地中海東部派遣軍艦和戰機，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則明確表示不會參與任何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這種分歧反映了歐洲在伊朗問題上的長期矛盾——既要維護與以色列的特殊關系，又不愿徹底破壞2015年伊核協議框架下與伊朗建立的外交渠道。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評論道出了歐洲的困境：“一年多來，國際社會對戰火蔓延成地區沖突的擔憂就這樣在報復性軍事行動此起彼伏中不斷提升，一次次避免局勢升級的呼吁不斷被炮火聲壓抑。”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6月16日的聲明，透露出西方戰略的深層矛盾：“我們完全支持以色列自衛的權利，但同時也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這種既要支持以色列軍事行動，又要防止局勢失控的平衡術在實踐中幾乎不可能實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內部對支持以色列的程度也存在顯著分歧。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我們給了以色列一切他們想要的，但他們從不聽我們的建議。現在是時候讓以色列自己解決問題了。”這番言論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美國共和黨內日益增長的“孤立主義”傾向，另一方面可能只是給外人做做樣子。

美國是否會直接投入大規模地面戰爭？目前的跡象表明這種可能性較低。五角大樓的軍事部署明顯側重于防空和威懾，而非準備對伊朗實施地面入侵。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雖然龐大，但主要分布在伊拉克（約2500人）、敘利亞（約900人）、科威特和卡塔爾等國的基地，這些兵力遠不足以發動對伊朗這樣規模國家的地面進攻。

更可能的情景是，美國將繼續通過情報共享、防空支援和海上封鎖等方式間接支持以色列，同時加大對伊朗的經濟制裁，避免直接卷入一場可能比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代價更高的地區沖突。

然而，戰爭邏輯有其自身的演變規律。如果伊朗繼續升級對以色列的打擊——例如針對民用核設施或大規模殺傷平民——美國面臨的介入壓力將急劇增大。6月16日多架美國軍用飛機從本土飛往中東的動向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為各種可能性做準備。

美國戰略界的辯論焦點已從“是否介入”轉向“如何有限度介入才能既支持以色列，又不被拖入戰爭泥潭”。這種微妙的平衡將考驗美國領導層的戰略智慧，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場沖突的最終規模和持續時間。

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從象征性支持到實質性選邊站隊

伊朗與以色列沖突的升級，在阿拉伯世界引發了復雜而矛盾的反應，暴露出該地區國家在安全利益與意識形態之間的深刻分裂。6月15日伊朗開始對以色列實施報復性打擊后，約旦、敘利亞和伊拉克三國幾乎同時宣布關閉領空，并罕見地采取了攔截伊朗導彈的行動。

這一舉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它標志著部分阿拉伯國家在實際行動上開始配合以色列的防御，盡管它們在公開聲明中仍然譴責以色列的“侵略行為”。

約旦的行為尤其值得玩味。這個與以色列有和平條約的阿拉伯國家，其領空是伊朗導彈飛向以色列的最短路徑。安曼當局不僅關閉了領空，還出動美制F—16戰機攔截了多枚過境的伊朗導彈。約旦官方的解釋是“防止本國領土成為沖突區域”，但分析人士認為，這反映了約旦王室對伊朗地區影響力的深層擔憂。敘利亞和伊拉克雖然也采取了類似措施，但其攔截行動明顯缺乏效力——這兩國政府與伊朗關系密切，采取攔截行動更多是迫于國際壓力而非真實意愿。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反應。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巴林、卡塔爾等20多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以色列“侵犯伊朗主權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準則”。沙特外交部的聲明甚至使用了比以往更強烈的措辭，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減少局勢升級”。這種外交聲援雖然缺乏實際行動支持，但標志著海灣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進程的明顯倒退——這些國家在2020年《亞伯拉罕協議》后曾與以色列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關系。

巴基斯坦作為重要的穆斯林國家，其表態比阿拉伯國家更為直接。巴外交部發表聲明“堅定支持伊朗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自衛權利”，并暗示可能向伊朗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這種立場反映了巴基斯坦與伊朗長期的地緣戰略合作，以及其對以色列的固有敵意。然而，這種支持能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實質性援助仍存疑問——巴基斯坦自身正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其援助能力相當有限。

表：中東主要國家對伊朗—以色列沖突的立場與行動

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反應揭示了該地區復雜的地緣政治算計。一方面，多數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存在深刻的教派和政治分歧，擔憂伊朗通過“抵抗軸心”（包括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等）擴大地區影響力；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又無法公開支持以色列對穆斯林國家的軍事行動，以免激怒國內民眾和損害自身伊斯蘭“標簽”。沙特阿拉伯的反應典型地體現了這種矛盾——它既通過聲明譴責以色列以安撫國內輿論，又在實際行動上配合美國遏制伊朗的地區擴張。

這種分裂也反映在阿拉伯國家聯盟（ArabLeague）的無力表現上。該組織原定于6月16日召開的緊急外長會議因成員國分歧嚴重而推遲，暴露出阿拉伯世界在危機時刻難以形成統一立場。埃及作為地區傳統大國，其表態相對溫和，僅“譴責一切威脅該地區穩定的行為”，并強調“達成協議是緩和局勢的唯一途徑”，反映出開羅方面希望扮演調解者角色而非直接卷入沖突。

伊朗對這些阿拉伯國家反應的解讀，將直接影響沖突是否會進一步擴大化。德黑蘭方面目前對約旦等國的攔截行動保持了相對克制的反應，僅通過外交渠道表達“遺憾”，尚未威脅報復。這種謹慎態度表明伊朗不希望將沖突擴大到與阿拉伯國家的直接對抗，以免陷入多線作戰的困境。然而，如果伊朗認為這些攔截行動嚴重削弱了其對以色列的打擊能力，它可能會通過支持也門胡塞武裝襲擊沙特和阿聯酋目標等方式實施間接報復，使地區局勢更加復雜化。

值得關注的是，土耳其和馬來西亞等非阿拉伯穆斯林國家的立場，是普遍譴責以色列的行動，但尚未表現出直接介入沖突的意愿。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呼吁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提議向沖突地區派遣國際觀察員，試圖在國際外交舞臺扮演更積極角色。這種相對中立的調解姿態可能為未來外交解決提供潛在渠道，但在當前雙方軍事對抗持續升級的背景下，其實際效果相當有限。

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反應對沖突長期化構成了雙重影響：一方面，缺乏統一有力的阿拉伯支持限制了伊朗擴大反擊的能力；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不愿公開站在以色列一邊，又使以色列難以構建廣泛的反伊朗地區聯盟。這種戰略僵局可能延長沖突的持續時間，使雙方都難以取得決定性勝利，最終演變為一場消耗各自國力的持久戰。而在這場消耗戰中，外部大國特別是美國的態度和介入程度，將成為決定勝負的關鍵變量。

美國國內危機的掣肘：社會撕裂與軍事介入的政治成本

當伊朗的導彈持續落在以色列領土上時，美國國內正經歷著自2020年以來最嚴重的社會撕裂與政治動蕩。2025年6月的美國，街頭抗議活動已持續數周，族群矛盾、政治極化與經濟不平等交織成一場威脅國家穩定的復合型危機。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外交政策問題，而成為加劇國內政治分裂的新爆點。

美國當前的國內危機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復雜的現實表現。6月初爆發的警察暴力事件引發了全國性的種族抗議，多個大城市實施了宵禁。與此同時，極右翼團體與左翼活動人士的街頭對抗日益頻繁，政治暴力事件激增。社會學家警告美國正面臨“準內戰狀態”的風險。

在這種高度緊張的國內氛圍下，特朗普政府任何大規模海外軍事介入的決定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治阻力。進步派民主黨人已明確表示反對“為另一場中東戰爭撥款”，而共和黨基本盤中，以馬斯克為代表的科技精英和部分商業領袖也公開呼吁“美國優先”，反對深度介入中東沖突。

財政壓力是制約美國軍事介入的另一關鍵因素。截至2025年6月，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突破37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130%。十年期美債收益率飆升至5%以上，反映出市場對美國債務可持續性的深刻擔憂。摩根士丹利財富管理首席投資官LisaShalett指出：“投資者越來越多地關注美國政府有可能進一步增加赤字和政府借款規模的政策，這表明更多投資者質疑美國債務水平的可持續性。”在這種情況下，為以色列提供大規模軍事援助將進一步惡化美國的財政狀況，可能引發更嚴重的通脹和美元貶值。

表：美國國內危機對中東軍事介入的制約因素

美國政治精英層對介入伊以沖突的態度呈現出明顯的代際分化。老一輩政治家如拜登、麥康奈爾等人仍堅持“以色列是美國不可動搖的盟友”的傳統立場，支持無條件軍事援助；而年輕一代議員如AOC等進步派則質疑這種“空白支票”式支持，要求將對以援助與巴勒斯坦人權狀況掛鉤。

這種代際差異在民主黨內部造成嚴重分裂，削弱了美國對外政策的連貫性和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共和黨內部，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主張也與傳統新保守主義的干預主義立場產生摩擦，使美國的中東政策缺乏明確方向。

美國軍事介入的政治成本還體現在其可能對2026年中期選舉產生的影響。當前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民眾反對直接卷入另一場中東戰爭，特別是在沒有明確退出戰略的情況下。

這種民意傾向使兩黨議員在支持軍事行動時都格外謹慎，擔心被對手貼上“戰爭販子”的標簽。歷史經驗表明，中東軍事行動往往初期獲得公眾支持，但隨著傷亡增加和時間延長，支持率會迅速下降——這一規律使美國領導層在決定介入程度時必須考慮長期政治后果。

美國國內危機與中東軍事介入之間的惡性循環風險不容忽視。一方面，深度介入伊以沖突將分散政府處理國內問題的精力和資源；另一方面，國內社會不穩又將削弱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行動能力和信譽。這種雙向負面影響可能加速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衰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宮高級官員所言：“我們正面臨自越南戰爭以來最困難的外交政策困境——國內要求我們關注自身問題，而國際盟友期待我們繼續提供安全保障。同時滿足這兩種期待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這種復雜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漸進式介入策略——逐步增加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同時避免直接對伊朗開戰的明確承諾。這種“既介入又不完全介入”的模糊戰略旨在平衡國際承諾與國內約束，但其內在矛盾可能隨著沖突升級而暴露無遺。

美國國內危機對伊以沖突的長期影響可能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限制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規模，使以色列不得不更多依靠自身力量應對伊朗威脅；二是迫使美國更積極地尋求外交解決方案，以避免陷入另一場代價高昂的長期戰爭；三是削弱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整體戰略信譽，鼓勵地區國家尋求其他大國如中國、俄羅斯的安全保障。

債務危機與霸權極限：戰爭消耗對美國實力的深層侵蝕

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正在一個前所未有的財政脆弱期展開，這場遠在中東的沖突與美國的債務危機形成了危險的相互作用。2025年6月的全球金融市場已經對美債的可持續性投下了不信任票——十年期美債收益率突破5%，三十年期美債收益率達到2007年以來最高水平。這種市場反應反映出投資者對美國“既要維持全球軍事霸權，又要應對國內社會開支”的雙重挑戰日益增長的擔憂。

美國財政狀況的惡化速度令人震驚。2023財年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已達到近1.7萬億美元，比上一財年增加23%。而隨著對以色列和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增加，加上國內社會福利開支的剛性增長，2025財年的赤字規模很可能創下新冠疫情以來的新高。

美國財政部需要發行更多債券來為這些赤字融資，但市場吸收能力正接近極限——7月份警告稱預計第三季度將借入1萬億美元，這是美國政府在第三季度借入的最高金額。這些數字背后是一個殘酷的現實：美國正在用借來的錢維持其全球霸權，而債權人的耐心正在消退。

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將如何影響美國財政？歷史數據提供了參考。在俄烏戰爭中，拜登政府已向烏克蘭提供了價值超過1000億美元的各種援助。而考慮到以色列在美國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和當前沖突的強度，對以援助規模可能更大。

拜登政府提出的特別預算法案中，為烏克蘭、以色列撥款860億美元，這只占赤字的很小一部分（約占公眾持有的26.33萬億美國債務的0.3%）。然而，問題在于這些支出是增量負擔，疊加在已經不可持續的財政軌跡之上。ComericaWealthManagement首席投資官JohnLynch的警告值得深思：“一系列信號都在告訴投資者：持有美債的風險越來越高了。”

表：美國債務危機與軍事援助的相互作用

軍事援助對美國經濟的隱性成本同樣不容忽視。向以色列提供先進武器系統意味著美國軍隊自身的裝備更新可能被推遲，影響長期戰備狀態。同時，軍工生產優先權向以色列傾斜可能導致其他盟友（如中國臺灣當局）的武器交付延期，進而影響美國在其它戰略區域的承諾可信度。這種戰略資源的分散化是美國全球霸權過度擴張的典型癥狀，反映出其實力與野心之間的日益擴大的鴻溝。

黃金市場的反應為美國債務危機提供了另一個觀察視角。在中東局勢升級后，國際金價迅速站上3400美元/盎司，國內AU9999突破790元/克。這種避險需求激增反映出投資者對美元和美債信心的動搖。

世界黃金協會數據顯示，2025年一季度黃金需求總金額創下1110億美元的紀錄，同比激增40%，各國央行連續三年凈購金超1000噸。這些資金流動表明，在全球地緣政治動蕩加劇的背景下，國際社會正在尋找替代美元的安全資產，這一趨勢長期來看將削弱美國通過美元霸權獲取廉價資金的能力。

美國財政—軍事困境的核心在于其維持全球霸權的成本已超過其經濟基礎所能承受的限度。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描述的“帝國過度擴張”現象正在美國身上重演：軍事承諾遍布全球，而支撐這些承諾的經濟基礎卻在不斷削弱。財政部長耶倫聲稱“美債收益率的上升與美國的預算赤字沒有‘很大’關系”，但市場顯然持不同看法——期限溢價（投資者因持有長期債券風險而要求的額外收益）的上升直接反映了對美國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

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持將在三個方面加速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一是通過增加財政赤字推高債務水平，削弱經濟長期增長潛力；二是通過擠占國內投資資源，加劇基礎設施老化、教育質量下降等結構性問題；三是通過加速美元信譽的侵蝕，動搖美國金融霸權的根基。這三個方面相互強化，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為維持霸權需要更多軍事開支，而更多軍事開支又進一步削弱霸權賴以維持的經濟基礎。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美國當前的政治極化使任何實質性財政改革幾乎不可能。共和黨堅持減稅，民主黨捍衛社會福利，雙方都無法提出切實可行的赤字削減計劃。在這種政治僵局下，軍事開支成為少數還能獲得兩黨支持的預算項目，但這種“共識”的代價是將國家推向更深的債務陷阱。正如美國兩黨政策中心經濟政策主管RachelSnyderman所言：“增加支出以支持以色列和烏克蘭使赤字上升，但并不意味著美債收益率的走高。”這種試圖將軍事開支與財政健康脫鉤的論述，本質上是一種危險的自我欺騙。

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看，美國今天的困境與歷史上其他過度擴張的帝國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從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到大英帝國，維持全球霸權的財政成本最終都超過了帝國的經濟承受能力。美國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債務融資能力得益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但這種“過度特權”正隨著多極化世界的形成和金磚國家推動的去美元化努力而逐漸削弱。伊朗與以色列的沖突恰逢這一關鍵轉折點，可能成為暴露美國霸權極限的催化劑——不是通過一場戲劇性的崩潰，而是通過千百萬個投資者小步但堅定的撤離，緩慢而確定地侵蝕美國實力的根基。

戰爭潛力對比：國土縱深、人口與工業基礎的長期影響

當伊朗與以色列的沖突從突發性軍事對抗轉向長期消耗戰時，雙方在國土規模、人口基礎和工業能力等方面的結構性差異開始顯現決定性作用。這些戰爭潛力要素將決定哪一方更能承受持久戰的巨大消耗，并最終影響沖突的走向和結局。與此同時，伊朗拓展國際合作尤其是與中國深化關系的可能性，為其提供了突破西方封鎖的戰略機遇。

以色列作為現代軍事強國的脆弱性在持久戰中暴露無遺。這個國土面積僅2.2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北京市的面積）、人口約1000萬的“袖珍超級大國”，雖然在軍事技術和組織效能上遙遙領先，但缺乏戰略縱深這一致命弱點使其在導彈攻擊面前異常脆弱。

當地時間6月13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一棟大樓被導彈擊中后升起濃煙。新華社發（吉德翁·馬科維奇攝/基尼圖片社）

伊朗的持續導彈打擊已經迫使以色列將大量資源投入全民防空，嚴重干擾正常經濟運作。世界銀行此前針對類似情景的警告現在成為現實：“即使是與以色列發生相對短暫的軍事沖突，也會給伊朗公民帶來高昂代價”——但這一判斷更適用于以色列自身。

人口對比對以色列同樣不利。以色列擁有約1000萬人口，而伊朗人口超過8700萬，幾乎是以色列的九倍。這種懸殊意味著在長期消耗戰中，以色列的人力資源將面臨更大壓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實行全民義務兵役制，戰時動員比例極高，這雖然短期內能提供大量兵員，但長期將嚴重沖擊民用經濟部門。伊朗則可以通過選擇性動員保持軍事和經濟活動的相對平衡，其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組織構成的專業—預備役混合體系更適合長期低強度沖突。

工業基礎和生產能力是另一關鍵變量。以色列雖然在高科技和軍事工業領域具有全球競爭力，但其工業體系規模有限且高度依賴進口原材料。持續沖突導致的供應鏈中斷已經開始影響以色列的軍工生產。

相比之下，伊朗雖然技術水平相對落后，但擁有更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更豐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在導彈和無人機生產方面實現了相當程度的自給自足。伊朗軍方宣稱其導彈庫存足以維持數月的高強度打擊，這一說法雖無法獨立驗證，但與以色列日益緊張的防空導彈庫存形成對比。

表：伊朗與以色列戰爭潛力關鍵指標對比

能源安全構成以色列的另一阿喀琉斯之踵。雖然近年來地中海天然氣田的開發改善了以色列的能源狀況，但其煉油能力仍然集中在極易受到攻擊的海法煉油廠。該設施在伊朗襲擊中受損導致全國性燃料短缺，暴露出以色列能源基礎設施的脆弱性。

伊朗作為世界第四大石油儲備國，能源供應相對安全，即使面臨制裁也能通過非正式渠道維持基本需求。世界銀行的報告曾警告：“伊朗貨幣不可避免的貶值將重新引發通貨膨脹”，年利率將迅速上升至60%左右，但以色列同樣面臨貨幣暴跌和通脹飆升的危機。

經濟韌性方面，兩國都面臨嚴峻挑戰，但性質不同。以色列經濟高度發達但外向型特征明顯，依賴高科技出口和外國投資。沖突導致的新謝克爾貶值（7%）和特拉維夫股市關閉已經造成數十億美元損失，長期沖突可能引發資本外逃和產業轉移。伊朗經濟雖然長期受制裁影響，但已發展出一定的制裁免疫力，其非正規經濟和與鄰國的邊境貿易提供了相當的緩沖空間。世界銀行此前估計，戰爭可能導致伊朗GDP和收入損失超過10%，但以色列的經濟損失比例可能更高。

在這種實力對比下，伊朗拓展國際合作的戰略選擇將直接影響沖突的長期走向。中國作為伊朗最大的貿易伙伴和全面戰略伙伴，可能成為德黑蘭突破西方封鎖的關鍵。2021年簽署的25年全面合作計劃已為雙邊關系奠定基礎，當前危機可能加速這一合作的實質性落實。如果中國增加對伊朗的能源進口和經濟投資，將顯著增強伊朗抵御西方制裁的能力。

中方外長王毅6月16日與以色列外長薩爾的通話中明確表示：“反對以色列違反國際法以武力襲擊伊朗”，這一表態暗示中國可能在國際舞臺上為伊朗提供更多外交支持。

俄羅斯是伊朗另一重要合作伙伴。兩國在敘利亞內戰期間建立的軍事協作可能擴展到更廣泛的領域，包括武器技術交流和情報共享。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外長阿拉格齊6月16日表示“伊朗不是發起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也無意繼續流血”，這一相對克制的表態可能為俄羅斯等國的調解創造條件。

伊朗若能巧妙利用大國博弈，可能將雙邊沖突轉化為多邊外交博弈，從而改善自身戰略處境。

阿拉伯國家的態度同樣關鍵。雖然多數阿拉伯政府與伊朗存在深刻矛盾，但民間強烈的反以情緒限制了這些國家公開支持以色列的可能性。伊朗若能控制對阿拉伯國家的挑釁（如通過代理人攻擊海灣國家），可能維持一種“敵意但非戰爭”的狀態，避免多線作戰。沙特等國的聲明譴責以色列但未明確支持伊朗，反映出這種復雜平衡。

綜合評估，在沖突長期化的情景下，以色列將面臨越來越大的戰略壓力。雖然其軍事質量優勢明顯，但數量劣勢和缺乏縱深的弱點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放大。美國的支持雖能緩解部分壓力，但無法完全彌補這些結構性缺陷。伊朗則可能通過“持久戰”策略逐步消耗以色列的軍事和經濟資源，同時利用國際同情和大國支持緩解制裁壓力。

這種不對稱的消耗模式不一定會導致以色列的軍事失敗，但可能迫使其最終接受某種形式的外交解決方案，而非其最初設想的“徹底摧毀伊朗核能力”的絕對勝利。

對中國而言，這場危機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一方面，中東動蕩可能影響能源安全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另一方面，中國若能發揮建設性調解作用，將提升其作為全球大國的信譽和影響力。王毅外長深夜與以色列外長的通話表明，中國正謹慎但堅定地參與危機管理。在中美戰略競爭的大背景下，中國如何平衡對伊朗的支持與地區穩定維護，將考驗其外交智慧和戰略定力。

美國崩潰論辨析：中東戰爭會否成為壓垮霸權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國崩潰”這一震撼性命題在伊朗與以色列沖突升級的背景下，再次引發全球戰略界的激烈辯論。要客觀評估這場中東戰爭能否真正“撕碎”美國霸權，需要超越短期軍事動態，從霸權周期的宏觀視角分析美國全球主導地位面臨的系統性挑戰。

歷史經驗表明，超級大國的衰落很少源于單一事件，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在特定危機中的集中爆發。當前沖突正充當這樣一面棱鏡，折射出美國霸權體系的深層脆弱性。

美國全球霸權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軍事優勢、經濟規模、美元特權和文化吸引力。伊朗—以色列沖突對這四大支柱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沖擊。軍事上，美國同時應對中東危機和東亞挑戰的能力正受到質疑。經濟上，戰爭引發的油價波動和美債拋售威脅美元穩定。文化上，美國在巴以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損害其道德權威。這些壓力并非全新，但同時爆發和相互強化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軍事過度擴張是美國霸權面臨的最直接威脅。當前美國在全球同時維持著多項重大安全承諾：北約東翼對俄威懾、西太平洋對華遏制、中東危機應對，以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反恐行動。這種全球部署雖然展示了美國的軍事存在，但也使其資源極度分散。五角大樓內部評估顯示，同時打贏兩場大規模地區戰爭的能力已受到嚴重削弱。伊朗—以色列沖突若升級為美國直接介入的地區戰爭，將使本已緊張的軍事資源更加捉襟見肘，可能被迫在其他戰略方向（尤其是印太）作出妥協。

美元體系的動搖是更隱蔽但更深遠的威脅。中東危機爆發后，國際金價迅速站上3400美元/盎司，反映出投資者對美元資產的避險情緒。更令人擔憂的是，全球央行連續三年凈購金超1000噸，黃金占全球官方儲備的20%，已成為全球第二大儲備資產。這種去美元化趨勢雖仍處早期，但若加速發展，將侵蝕美國通過印鈔為赤字融資的“過度特權”。歷史表明，失去經濟基礎支撐的軍事霸權難以持久——16世紀的西班牙和20世紀初的英國都經歷了類似的衰落過程。

表：伊朗—以色列戰爭對美國霸權支柱的潛在影響

美國國內的政治和社會分裂使應對外部挑戰變得更加復雜。2025年的美國比現代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極化，政黨惡斗已嚴重削弱政府的決策效率和連貫性。在伊朗—以色列問題上，民主黨進步派與共和黨強硬派的分歧，使美國難以形成可持續的中東戰略。這種政治癱瘓不僅影響危機應對能力，也向盟友和對手傳遞出混亂信號，進一步削弱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可信度。

與歷史上的霸權衰落相比，美國當前處境有其特殊性。不同于蘇聯的突然解體或大英帝國的漸進退縮，美國的相對衰落更可能表現為一種局部退縮和重點區域再平衡的過程。在伊朗—以色列沖突中，美國可能被迫在中東投入比預期更多的資源，從而減少對亞太等“優先戰區”的關注。這種戰略重心的被迫調整本身就是霸權削弱的體現。

然而，斷言美國將因中東沖突而“崩潰”可能過于簡單化。美國仍擁有非常強勁的創新活力、資源儲備和制度韌性，其衰落更可能表現為一個漫長而波折的過程，而非戲劇性的突然崩塌。伊朗—以色列戰爭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能加速幾個關鍵趨勢：美國軍事資源的過度消耗、美元信譽的進一步侵蝕、國際盟友信任的持續流失，以及國內政治兩極化的惡性循環。這些趨勢的共同作用將逐步但確定地削弱美國塑造全球秩序的能力。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伊朗—以色列沖突是全球秩序轉型期的典型危機。隨著美國相對實力下降和多極化世界形成，地區大國更加敢于挑戰現有秩序，而美國維持這一秩序的成本正變得難以承受。這種結構性矛盾不會因單場沖突而解決，但每場危機都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美國霸權日益明顯的局限性。正如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所指出的，歷史上大國的衰落往往源于“帝國過度擴張”——戰略承諾超出經濟基礎所能支撐的范圍。今天的美國正危險地接近這一歷史陷阱。

對中國而言，冷靜觀察而非過早下結論是關鍵。美國體系的韌性和適應能力不容低估，其科技創新能力和制度糾錯機制仍具活力。中國的最佳策略是保持戰略定力，避免被卷入中東紛爭，同時抓住美國注意力分散的機會在亞太區域鞏固自身影響力。王毅外長與以色列外長的通話表明中國正謹慎平衡原則立場與務實外交。在全球秩序轉型的漫長進程中，時間可能比任何單場危機都更能決定大國命運的最終走向。

歸根結底，伊朗—以色列戰爭本身不太可能直接“撕碎”美國，但它很可能是暴露美國霸權極限并加速其相對衰落的關鍵催化劑。在這場沖突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以色列與伊朗的軍事對抗，更是一個舊秩序艱難掙扎、新秩序尚未成型的混沌時代縮影。對美國霸權的真正威脅不是來自德黑蘭的導彈，而是華盛頓無力調和全球野心與國內現實、軍事承諾與經濟基礎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在這個意義上，這場中東戰爭的最終輸家可能不是戰場上的任何一方，而是一個過度擴張的全球霸權體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