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起社會案件，我覺得有必要拿出來探討一下。

2024年6月9日下午一點，成都27歲女子王某雅，正在自己家里好好呆著，一名叫梁某某的35歲女性，突然在敲她家門并不斷惡意吐痰，王某雅不認識梁某某，在微信上跟自己母親說了這件事，她媽媽便叫保安過來驅趕，不過這個小區的保安年紀太大，沒啥威懾力。

梁某某面對保安不肯離開，王某雅忍不住開門理論，沒想到梁某某突然持刀沖進房間，不斷捅刺王某雅頭部、頸胸部，將王某雅當場亂刀刺死。

事后經司法鑒定，梁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癥，是個精神病。

按照我國法律規定，精神病人在發病期間殺人，不負刑事責任，應責令其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其監護人可能需賠償受害人家屬喪葬費、死亡賠償金等經濟損失。

也就是說，精神病人殺人，不用償命，只用強制醫療，或者賠錢給受害人。

這件事過了一年，才被媒體捅出來，是因為2025年5月27日，該案舉行庭前會議，王某雅的母親堅決主張判處精神病人死刑，因為案發前，行兇人梁某某從大二就因精神病退學，有著多年的精神病史，曾多次持刀在小區晃悠，具備強烈暴力傾向，而監護人并沒有做到應盡責任。

根據我在網上找到的數據，我國精神病人暴力事件每年造成的嚴重肇事案件超過萬起，在精神病人的刑事犯罪統計中，殺人的占91%，平均每名被監管的精神病患者殺1.85人，最多的殺死7人。

王某雅的母親主張兇手死刑，是為了讓精神病患者的監護人知道自己的責任，犯了重大錯誤就要承擔刑罰，不能放任精神病人外出殺人。

我個人比較贊同王某雅的母親的主張。

除了意外失去親人的傷痛，但我想從另一個角度，給相關立法部門一點看法。

中國現在每培養一個成年人成才，成本十分高昂。

以被殺害的王某雅舉例，她高中畢業于成都外國語學校，因成績好被保送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也因為日語能力出色，大三時作為交換生赴日本神戶留學，2018年畢業后曾在北京日資公司工作了一年，后回到成都。

培養出一個王某雅，高中一年的學費是4.2萬，其他費用1.7萬，一年光學習費用7萬左右。

衣食住行課外輔導不算，就7萬一年。

王某雅成績好才會保送到北外，這中間又有她單身母親和老師多少年的心血付出？

根據《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上海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是101萬、北京是93.6萬，到本科畢業，保守估計一般要120萬左右。

王某雅雖然在成都，但因為讀的是較貴的學校，其母親將她拉扯大，應該是遠遠大于120萬，個人猜測養育成本可能達到了200萬以上。

養娃成本包括產檢、孕期營養、奶粉、尿不濕、衣物、教育、課外輔導、醫療、居住空間、游玩等等，這中間不僅包含金錢成本，還包括更寶貴的時間成本。

辛辛苦苦養到27歲，品學兼優，會一門流利外語，然后被一個精神病給殺了。

這是對社會價值的巨大破壞。

在我們小時候，因為經濟貧窮，物比人貴，普通人的一條命，其賠償金額遠低于一輛小轎車的價值。

通常一個人的死亡賠償金額，為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再加上6個月工資作為喪葬補助金。

1990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00元，死一個人，大概賠償金是3萬多元。

而1990年，一輛桑塔納的價格是20萬人民幣。

這就是典型的物比人貴。

而現在呢？

2024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4200元，死一個人，大概賠償金是110萬元。

2024年，一輛比亞迪秦L也只要9萬塊錢。

1990年時，普通轎車約為人命的七倍，現在，人命是普通轎車的20倍。

中國幾十年經濟發展，從物貴人賤，走向了人貴物賤。

去年我在開羅調研時，當地華人就說起過，埃及富人開車不小心撞死了窮人家的小孩，也就賠了三萬多人民幣了事。

2024年的埃及，其人命價值，就約等于1990年的中國，差不多都是3萬人民幣賠償金。

應該更廉價許多，因為1990年3萬人民幣的購買力，遠大于2024年3萬人民幣的購買力。

中國現在最貴的事物，就是人命，人命價值高于許多事物的價值。

而《刑法》中關于精神病人殺人的相關條例，制定于1997年3月14日。

至今已過去了28年。

已經嚴重不符合當下的經濟生活基本面。

所以我才說，現在每殺一個正常人，都是對社會價值的巨大破壞，給社會無形中增加了沉沒成本。

這個破壞之大，大到不能再用精神病，作為不判死刑的理由。

而且死者母親說得對，你不判死刑，不處罰精神病監護人，他們就對這件事不上心，會放任精神病人傷害普通民眾。

所以我支持對殺人的精神病人判死刑，也支持處罰犯下重罪、看管不力的精神病監護人。

來，讓我們繼續用馬哲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中國的生產力變了，中國的生產關系就一定會變。

相關法律，自然也應該重新修訂了。

來源：盧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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