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顯然是一個誘導爭議的話題，其答案無需猜測，估計都是劉洪彪先生無法與懷素相提并論，理由便是書法功力和文化厚度的差異等等，盡管懷素存世的書法真跡不多，但是無論是從書法還是文學水平上都被奉為圭臬，頗為神圣，不容后人超越。

古今人的對比的問題充斥網絡，其目的無非是想以此掀起民眾熱議，尊古貶今，將古人尊為圣人，而將今人貶為螻蟻，以爽大眾。

無論當今社會如何進步，今人如何努力，今人不及古人已經成為某些人無需論證的定論，因為這種問題本無需論證，結果都已經內定，何必糾結過程。

網上一邊倒的認為劉洪彪先生和懷素無法相比，都是空洞的尊貶，沒有人能夠從專業角度去認真分析論證。

不過對比懷素對于劉洪彪先生來說應該是一份無上榮耀，今人對比古人最多也就是沈尹默先生的“米芾之下”，還真沒有那個當代書家可以被比到晉唐，劉洪彪先生可謂第一人。

不過這個問題并不是由劉洪彪先生自己提出的，而是好事人提出，好事人論之，好事人評之，好事人品之。

其實從書法發展的歷程來看，今人書家已經不再適合與古人相比了，盡管當今書法也基于傳統書法，但是當今書法卻與古代書法有本質的不同。

科技取代了書法的實用性，書法只能向著純藝術的方向發展，當今書法已經成為一門純藝術，而古代的書法則是實用性書法，這是一種本質的區別。

古今書法都尊傳統法度，但是從學書到創作的關注點是截然不同的，古人的實用性書法更為關注書寫的便利性和文字的識讀，今人則只專注于藝術表現力。

這種關注度的不同，讓古人即便狂肆也緊守法度，懷素的《自敘帖》并不難讀，并且因為是原創文章書寫，所以節奏和情感更為貼合、明快。

今人的大草書更為注重藝術展現力，已經很大限度的犧牲了文字的識讀性，張旭光先生曾說過：“當今的草書已經不為識讀服務，只為情感抒發服務。”

在這樣的思想引領下，當今大草書普遍難讀，這也是很多民眾對今人書法不滿的主要原因，引發了當今社會的“丑書”爭議。

藝術構思沒有對錯，只有成敗，敗了也不意味著錯，并且成敗只是一時評價，未來被撿起來還有可能翻身平反。

相比于張旭光先生比較激進的言論，劉洪彪先生的書法還是緊守法度的，是當今大草書家當中比較易讀的，無論何種形式的作品都充分保留了易識讀性。

從這一點上可以認為劉洪彪先生并沒有像懷素那樣引領時代書風，而是略顯保守。

劉洪彪先生致力于大草書的探索，深耕旭素筆意，然而他始終保持著清醒、文雅的書寫狀態，沒有旭素那般癲狂。比如他自創的少字大草書和朱砂小楷結合的形式，如果陷入癲狂的狀態就無法完成。

盡管他的大草書狂放奇肆，但是都基于藝術構思，而非真實的情感抒發，這讓他的作品顯得太過刻意，缺少一份率真的性情。

懷素“忽然絕交三無聲，滿璧縱橫千萬字”，如此癲狂卻寫出法度森嚴的草書，而劉洪彪先生溫文爾雅卻寫出崎嶇狂放的結構，如此對比頗有點諷刺意味。

古人有情感才有書法，今人用藝術去構建情感，這就是實用性書法與藝術性書法的最大區別。當今書法已經與古人大不相同，并且無法回歸，古今書家相比也只能是一個戲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