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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決定，一旦做了，就等于把命交出去了。

1947年那年春天，劉伯承站在地圖前，臉色鐵青，一句話沒說。

他得把主力南下，可身邊的兵不夠，后方也空。

他知道，這么干，等于把六個縱隊扔進火里。

可他還是咬了牙，分了部隊，把八縱、十三縱、十四縱、十五縱留在晉冀魯豫，硬生生地把大部隊抽出去，往大別山那邊壓。

不是不清楚后果，是太清楚了。

他明白，被留下的這幾支隊伍不但兵少、裝備差，還要各自為戰，連個統一的調度都沒有。

但他沒得選。

要打破敵人的封鎖，就得有人斷后，得有人頂上去扛。

那幾天，他一句話都不多說，就坐在指揮部里抽煙，煙灰掉了一地。

誰都看得出來，他心里有多難受。

可這事兒不能光靠感情撐著。

主力要是被圍死了，那整個局勢就完了。

他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

這時候，徐向前來了。

說實話，徐向前那時候的位置不高，很多人都覺得他是“冷板凳”。

可誰也沒想到，他一上來就接了個雷。

他成了晉冀魯豫軍區的第一副司令員，接手的就是劉伯承留下的“燙手山芋”。

那陣子，這個戰區的局勢簡直一團糟。

八縱打得零零散散，十四縱連個像樣的營都湊不齊，地方武裝更別提，民兵拿著破槍，訓練也不系統，士氣低得嚇人。

換個人可能就撂挑子了。

但徐向前不一樣。

他沒吭聲，直接下去跑部隊。

他不光看兵，還一一找指揮員談話，問清楚情況，講明白戰法。

他知道，光靠紙上談兵不行，得真刀真槍地練。

他提出個主意，“以戰代訓”。

什么意思？就是邊打邊練，打一仗長一招。

哪怕是小規模的戰斗，也得真上陣，真對抗。

地方武裝的兵，很多是農民出身，沒受過正規軍訓，膽子也小。

但徐向前不嫌棄，反倒覺得這股子土氣是優勢。

他把這些人編進正規部隊，用小股部隊的方式打游擊，慢慢地，這些兵也能上戰場了。

八縱打下運城那一仗，是個轉折點。

一開始，沒人覺得他們能成。

結果打得干凈利落，士氣一下就起來了。

徐向前也算是從那時候開始，真正有了話語權。

他把手里這幾支“碎兵”，一支一支地整合起來，活生生地湊出一支能打仗的軍隊。

他不搞形式主義，哪怕是地方的農民武裝，只要能用，他就收。

他看得明白，關鍵不是人多，而是能動。

他搞出個“飄忽戰術”——不求正面硬剛，專挑敵人弱的地方下手，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敵人還沒反應過來，他這邊已經轉移了。

這種打法不是偷奸耍滑，是實用。

敵人抓不住他，反倒被他攪得頭疼。

十四縱后來在豫北打得挺猛，很多時候是一邊打，一邊轉移。

敵人以為這支部隊快垮了，結果一轉頭，又在另一個地方冒了出來。

徐向前還有個特點，他不死盯兵力，他盯的是時間。

他知道，劉鄧主力那邊挺難，他們需要時間突破封鎖。

他就用這些部隊不斷地制造戰場摩擦，牽制敵軍注意力。

他在晉中搞了不少民工坑道作業，挖地道，炸敵人據點。

臨汾那仗，就是靠這種辦法破的。

一鍬一鍬地挖，挖到敵人腳底下，最后“土工作業+爆破”，一聲響，城垣塌了。

這一仗打完，連敵人都說，這人太難纏。

徐向前沒光顧著打仗，他還盯著人。

他知道，光靠他一個指揮官不行。

他開始放權，但不放任。

他挑人用人，專看實績。

一些原本在地方混的小指揮員，被他一手帶出來，打成了主力骨干。

十一縱就是個例子。

一開始基本是個游擊隊，后來越打越順，最后成了專門打敵后戰的主力。

他們不打硬仗，但擅長攪局，在敵后搞得敵人亂了陣腳。

這時候，劉鄧主力那邊的壓力，也就沒那么大了。

徐向前整合出來的這些力量，不光保住了根據地，還在整個戰局上起了作用。

南線的敵人不得不抽人回防，戰線一下子被拉長，劉鄧主力趁機突圍，南下順利。

徐向前沒說太多。

他從頭到尾就一個目標：把這些留守的部隊變成能打仗的兵。

這些隊伍后來在淮海戰役、平津戰役里都上了陣。

他們不是一開始就強，是在最困難的時候站住腳，然后一步步打出來的。

徐向前沒當英雄，也不喜歡拋頭露面。

他說：“能打的兵，不怕沒人帶，怕沒人信。”

后來，有人說他是“從廢墟里挖出一支軍隊來”。

他沒回應，只是照常去前線，繼續練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伯承年譜》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

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

中共黨史出版社：《大別山根據地建設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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