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連偉

臨沂城是我兒時向往的地方。

我上小學的時候，我娘是大隊的婦女主任，幾乎每年都要作為縣里婦女積極分子代表，到臨沂城參加婦女代表大會。娘從啟程到散會回家，前后需三天的時間，這三天時間對兒時的我，感覺那么漫長，對每天吃煎餅咸菜的我來說，特別盼望娘回來時布包里裝著的白面饃饃。娘后來告訴我，那是娘吃飯時按人頭分的饃饃，娘沒舍得吃悄悄攢下來的。

我的故鄉離臨沂城60多里，對于一個沒出過村門的孩童來說，那是個神秘且遙遠的存在。

我總會一次次問娘臨沂城在哪里？娘也總是一次次指著西邊的天際耐心地告訴：“從咱家走上大半天，走到沂河邊就看到河對過的城，過了沂河就是臨沂城。”

第一次進臨沂城，是我13歲的那一年。

1980年初夏，臨沂城的幾所重點高中面向農村的初中畢業生招考，即將報考高中的我，迎來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那時高考恢復招生剛剛三年時間，對農民孩子來說，考上大學意味著成為一名“公家人”。如果能夠考上城里的重點高中，那意味著一只腳已邁進了大學的校門。

那年中考，我終于成為這名幸運兒了。

記得我到學校報到的那一天，全家出動把我送到村口，之后，大哥二哥和我每人騎著一輛自行車——大哥給我帶著被褥，二哥給我帶著一包煎餅、咸菜，我帶著書包和學習用品，一起向著臨沂城出發了。記得那天上午，我們騎了兩個小時，騎到沂河邊的解放橋東頭時，大哥率先停下車，說：“這座橋很窄，橋面又不平，‘小三’第一次走這么遠的路，為了安全，我們推著自行車過去吧。”

沂河是臨沂人的“母親河”，河面最寬1540米；我們要走過的解放橋，俗稱東洋橋，始建于1934年春，老橋歷經風雨，見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兩次被損毀。那天，我推著自行車，第一次走在解放橋上，感受著時高時低坎坷不平的橋面，看著流淌的清清的河水，憧憬著即將開始的三年高中生活，心情特別激動。

我在臨沂育新中學（現改名臨沂四中）度過了三年時光。住著“防震棚”（1976年防地震時蓋的草屋），睡著“大通鋪”，吃著煎餅和咸菜，最終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濟南的一所大學。

臨沂城，是我夢想開始的地方，更是我夢想實現的地方。

大學畢業后，我又回到了母校。不同的是，四年前我是學生，四年后的我，是老師。

初為人師的日子幸福而煩惱。我這個年輕的小老師備受學生家長和學校領導、同事們的關注。記得我到校一個月后的第一個教師節晚會上，我這個五音不全的人上臺唱了一首《回娘家》，竟也好評如潮。母校不僅是我的母校，也是我哥哥的母校；母校的老師，不僅是我的老師，還是我哥哥的老師，如今又是我的同事。一向追求完美的我默默地給自己施加壓力。功夫不負有心人，學生對我的課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只能說我走出了成功的一小步。

初為人師，提醒自己最多的是要有個老師樣。于是還童心未泯的我便認真地學著做個大人樣，跟身邊的同事學著裝扮成熟，學著做學生的思想工作，學著做他們學習上的老師、生活上的朋友；原來穿的花條條襯衣，我收起來了，上大學時留的長發也剪短了；愛睡懶覺的習慣改為早起和學生一樣晨讀，晚上讀小說的休閑時光也改為晚自習上為學生解疑答難……

初為人師有那么多的不成熟和那么多的無奈，唯一讓我欣慰的是高考成績揭曉，市教育局召開總結表彰會時，我所教的年級單科成績排了整個臨沂地區(當時還未改市)第一，這也就是對我初為人師的最高獎勵吧。遺憾的是，因為工作調動，我離開了這個讓我又幸福又快樂又向往著的講臺。

2023年，母校50周年校慶時，我又回到了母校。曾經住了三年的“防震棚”宿舍，如今是寬大的體育場，曾經的四層教學樓、三層筒子教職工宿舍樓早已不見了蹤跡，取而代之的是寬闊的體育場、明亮的教室、長長的榮譽墻，以及孩子們洋溢著笑容的臉龐。

臨沂城，是一座來了不想走，走了還想來的夢中之城。沂河湯湯，不舍晝夜，早已從母親口中的遙遠界標，流淌成我生命深處的血脈。當年那個推著自行車，心懷忐忑與憧憬走過東洋橋的少年，何曾想到，有朝一日，自己會成為這“江北水城”岸畔的一名守望者與歌者？

今日臨沂，“六河貫通，八水繞城”，碧波鎏金處，是“水之城、文之邦、商之都”的璀璨氣象。每當我引親朋佇立水岸，看城水相擁，燈火如晝，總覺那粼粼波光里，不僅映照著高樓廣廈的倒影，更疊印著往昔歲月：是母親布包里溫熱的饃香，是防震棚里不滅的燈火，是初登講臺時青澀的回響。臨沂城，早已不是兒時地圖上那個遙不可及的符號，它是我用腳步丈量、用汗水澆灌、用半生深情反哺的家園。這河，這城，以水之韌、文之脈、城之新，潤澤了我的夢想，也終將我的歡笑與淚水、奮斗與歸屬，深深鐫刻在它奔騰不息的長卷里。行至水窮，坐看云起，臨沂，是我永遠的源頭，亦是永恒的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