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權轉自：北青深一度（ID: bqshenyidu )

陳陽體驗做收納師期間，在一戶人家整理被孩子物品占據了大部分空間的屋子

“初三開學的摸底考，我女兒數學交了白卷。”如今，陳陽再說起這件事，語氣里摻雜著調侃的味道，但四年前接到老師電話的那個瞬間，她坦言“真的很崩潰”。

“交白卷”的第二天，女兒思思被確診為中度的焦慮和抑郁，她提出了休學的想法。

這也正好契合了陳陽當時的心理需求，“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女兒頻繁請假，我也有點承受不住了”。

當時，陳陽只是覺得“孩子歇一歇就好了”。

接下來，這對母女經歷了一年“與彼此情緒過招”的日子。

女兒休學后躲進臥室晝夜顛倒、吃外賣、上網、拒絕見人；母親辭去國企工作，在屋外想盡辦法，“百爪撓心”。

這是一個關于休學女孩的成長故事，也是一位母親重新審視親子關系的心路歷程。

思思在成長過程中，總習慣性地順從父母的要求，而陳陽則會把自己的期待視作對女兒最好的選擇，這種需求和給予的錯位曾讓雙方既痛苦又委屈。

“當她無法滿足我對一個孩子的期待后，我才開始審視這種期待背后的焦慮和控制”。

四年半過去，參加摸底考的那批初中生已步入大學，19歲的思思依舊沒有回歸學校。但不同的是，陳陽和思思緊繃的心已經逐漸松弛下來。

當母親逐漸把重心回歸到自我，女兒也開始認真思考“我到底想要怎樣的人生”。

和父母回老家的路上，思思拍下了沿路向日葵的美景

“他們好像只擔心休學后我無法回到學校，而不是我已經撐不住了。”

很多人問過思思，到底是什么事情讓她決定休學。“我很難說清因為哪件具體事，只是覺得身體真的撐不住了”。

2020年，14歲的思思在北京朝陽區一所學校讀初二，在母親陳陽的評價里，女兒成績不錯，常在班級前10名。人緣也不差，善于傾聽，和同學從來沒有過矛盾。

但從初二下學期開始，思思經常犯困、頭疼，頻繁請假。

“我那時候體能差，害怕跑操”，每天例行的2公里跑，是思思“最痛苦的時刻”。她曾懷疑自己心臟有問題，還特意到醫院體檢，得知指標一切正常，她大哭了一場——因為沒有理由不跑了。

“相比跑操本身，我更害怕拖班級后腿，跑不下來會扣班里的分”，課間操前的那節課，思思會不停看表，越快到下課時間，心里就越緊張，甚至到嘔吐或者拉肚子的程度。

有一回跑操，她實在難受，就跑出隊伍到操場邊上，結果直接吐在了校長面前。

“孩子你怎么了”，面對校長的關心，思思第一反應居然是懇求校長“不要給我們班扣分”。

那時候，不管是學校的規定，班里的要求還是父母的期待，思思都習慣性地順應、聽話，如果自己做不到，還會愧疚。

例如，每次身體難受，她都很害怕請假，怕給老師和家長添麻煩，“父母和家長都勸我再堅持一下，我怕他們認為我在偷懶”。

初二暑假，她曾吃中藥調理過一段時間，但情況沒有明顯好轉，在初三開學的摸底考試中，思思直接昏睡過去，結果是，陳陽接到老師電話，說思思數學考試交了白卷。

對于思思的“睡不醒”和“頭疼”，陳陽以前沒往心里去，“我當時很不理解，甚至不相信”。

陳陽從小在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育是，凡事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后面，要先考慮周圍的別人和事情。“我上學時，一天假也沒請過”。陳陽這樣說自己。

陳陽和丈夫都是從小城市來到北京讀書的大學生。在她的經驗里，“你要想完成升學或者達成一個生活目標，勢必要付出一些代價，頭疼哪有學習重要”。陳陽現在有些后悔，在思思說起自己身體不適時，她從來沒說過任何心疼女兒的話，“我真的覺得，忍忍就過去了”。

交白卷的第二天，思思在一家醫院的精神科確診了“中度焦慮”和“中度抑郁”。事后思思和父母商量想要休息，父母帶她去咨詢了專業醫生。

醫生的建議是，最好先不要休學，因為從她經手的病例看，休學孩子重回校園的例子太少了。“說得好像，一旦休學，我的人生就要完蛋了一樣”，思思說。

父母也建議她再考慮一下，思思的感受是，“他們好像只擔心我無法回到學校，而不是我已經撐不住了”。

那天晚上，思思和父母一起開了家庭會議討論休學問題。父親表現得一如既往的理智，說可以尊重她的決定，但需要她自己想清楚一個問題，“休學后，你的人生規劃是什么，如何完成之后的學業和生活？”

思思覺得，父親看似開明的決定背后，實際上是把休學的問題和責任拋給了當年只有14歲的自己，“因為家長其實也不知道該怎么辦”。

“當時我才14歲，我怎么可能知道要什么生活，我只是編了一些他想聽的話，說服他同意休學罷了”。陳陽還記得，女兒的休學計劃是她幫忙一起寫的，對于休學后的日程，大概涵蓋了學習、運動、愛好、社交等。

如今回看，她覺得那份計劃，是她作為家長的期待，而根本不是女兒真正想要的。

后來的事實證明，那份計劃確實成了“一紙空文”。

在思思閉門不出的那段日子，貓咪“可然”會到她的房間睡覺或者“跑酷”

“在情緒層面上解決問題最容易踩坑，但那個階段，我和孩子一直在情緒上過招，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休學的第一年，是最煎熬的。

思思有一個比她小四歲的妹妹，原本兩人同住一個房間，休學后，她不想見人，覺得需要一個獨立的空間，于是搬進了家里最小的一個屋子。房間里有一扇朝西的小拱窗，只有到下午才有陽光，與客廳也只隔著一個玻璃推拉門，她通常關上門，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

抑郁和焦慮帶來的軀體化表現是她經常頭疼、失眠，“無法做任何事情”。思思記得，有一次頭疼到直接暈了過去。而那些無法入睡的晚上，她會看一些游戲實況直播，或者刷一些沒有營養的視頻，直到白天太困，困到極限，才能睡著。

思思休學后，陳陽下了很大決心，辭掉了國企工作。“外部原因是女兒休學，內部原因是我當時的工作也不開心”。

陳陽所在的單位，作息規律，待遇不錯，幾乎不會有人辭職，“但不知道為什么，我總覺得做什么都沒有勁兒。”回看起來，陳陽認為當時的自我價值感來自外界的評價比較多，所以她會嚴格要求自己，比如，身邊人幾年沒有考下來的證，她一年就考完了；單位組織的羽毛球、游泳比賽，她都會認真準備，拿到第一名后，心里其實一點也不開心。“我做什么好像都是為了得到外界認可，而不是我自己內心想要的”。

陳陽自認為和丈夫從不“卷娃”，但她不確定，她對自我長期養成的那種習慣性嚴格要求，會不會間接給孩子帶來無形的壓力。

辭職之后，她全心投入到對思思的照顧中，開始研究做飯。理工科出身的她，還會用表格做好每日菜譜，既考慮營養搭配，還照顧思思的口味和喜好。

當她準備好一桌子飯，敲響思思房門，女兒的一句“不想吃”就能讓陳陽瞬間泄氣，如果思思再接一句“想吃外賣”，她心底就會冒出憤怒、委屈的感覺。

“我對那時候的自己沒有什么要求，甚至連時間概念也不是很清楚”，思思回憶說，她當時的狀態就是見到人就會煩躁，那時候媽媽每天做飯，爸爸也常提議一家人出去吃飯，但她對食物提不起任何興趣，“我點外賣，屬于情緒性進食，我要靠食物去安撫自己，吃不到會很難受”。

面對思思的反應，陳陽最初選擇的方法是“退讓”，希望最大程度上照顧女兒的情緒，“允許她吃外賣，允許她24小時用手機、允許她不看書，允許她不交朋友，允許她不出門，允許她晝夜顛倒”，陳陽很久以后才意識到，當時的允許并非真正的接納，而是“忍”。

忍耐到達一定程度，情緒會加速反噬陳陽，她開始懷疑自己的方法，還會生出“我是不是太縱容孩子了”的心理。

情緒來襲時，陳陽會去敲思思的門，質問她為什么要吃外賣，甚至會反問，“我已經這么努力了，你還要我怎么樣？”或是威脅說，“我以后再也不給你做飯了”。

陳陽爆發時，思思也會非常崩潰，要么跟母親吵一架，要么躲在離房門最遠的角落里等母親安靜下來，“因為你總感覺家長的情緒是不穩定的，一會兒特別好，一會兒又特別急躁，他們看似允許我休學，實則很焦慮，我不希望她把精力都放在我的身上”。

有一次和母親吵完，思思很想睡一覺，于是最大劑量地服用了安眠藥，但沒有人發現。

“在情緒層面上解決問題最容易踩坑，但那個階段，我和孩子一直在情緒上過招，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為了改變這種情況，陳陽也會去參加一些讀書會，或者是聽一些針對休學家長的課程。學著觀察自己的情緒，“在了解了情緒的本質后，我漸漸可以不被孩子的情緒影響了”。

“情緒的本質來源于自己的認知，認知又來自于我過往的經歷”，陳陽拿吃外賣這件事舉例，“在我以往的標準和觀念里，覺得吃外賣就等于不健康，所以我不希望孩子吃外賣，所以當孩子的行為與我的認知和期望不一致時，我就會憤怒，產生情緒，但實際上情緒是自己給自己的，與別人無關，與孩子無關”。

關注到情緒后，當陳陽對某個人的某些行為看不順眼時，她會停一停，問問自己：我為什么看他不順眼？是因為我對某件事有一個自己的判斷嗎？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判斷？“當我意識到情緒來源于自己時，我就可以管理情緒了，同時，我會真正的允許那件事兒發生”。

“真正的允許不是憋了一肚子氣不說，而是這件事不再能影響我的情緒”。

2023年11月在國際高中試讀期間，思思有一個周末很想去看海，陳陽開車帶她到最近的天津海濱

思思覺得，母親總是在不斷給她輸出一個信息，“就是我必須盡快回到正常軌道上去，否則我就是不對的，不應該的。”

母女倆除了在情緒上彼此消耗，陳陽覺得她和女兒的擰巴，還源于一個她非常明確的目標——幫女兒回到學校，“我死死地抓住這個期待，當它實現不了時，我會非常痛苦”。

思思在房間里晝夜顛倒時，陳陽在房間外馬不停蹄地為“女兒回到學校”想辦法，“那時候我非常有信心，覺得肯能讓她回到一個正常的軌道”。

陳陽在網上找了很多教育機構和平臺，還有一些夏令營，希望思思走出去。2021年，思思在家休整一年后，陳陽經一位休學家長的介紹，了解到一個教育機構，來到這里的孩子都和思思一樣，處于休學階段。

思思決定去的原因也很簡單，“我只是覺得不能一直在家待著”。寄宿制的學社，讓思思重新開始社交，回憶起那個階段，思思覺得自己得到最大的支持是環境，在那個場域里，她覺得自己不再孤單，“并非沒有朋友和玩伴的那種孤單，而是說，我發現很多孩子都和我一樣，沒在上學”。

休學以后，思思屏蔽了所有同學的朋友圈，走在街上，看到穿校服的孩子，她心里還是不可避免地會去想，“我的人生進程，是不是已經被同齡孩子落下了很多，我的世界是不是完蛋了”，這會讓思思有一點自卑，但在學社里看到很多同樣處境的孩子時，這種被世界遺忘的焦慮感降低了。

2022年秋天，在快滿一學年的時候，陳陽覺得女兒距離回歸學校可能已經不遠了，而思思心里其實是緊張的，因為不論是學社的老師還是家長，都會問“接下來你有什么計劃？

”思思覺得，母親總是在不斷給她輸出一個信息，“就是我必須盡快回到正常軌道上去，否則我就是不對的，不應該的”。

“出路就是那些，都擺在眼前，回到原來的學校、讀國際學校、出國”，陳陽說，思思從一出學社離開后，她和丈夫又跟女兒一起討論了未來的方向。作為家長，她認為自己把選擇權交給了女兒，陳陽說，“孩子爸爸幫忙分析了每種選擇的利弊供思思參考，但我覺得他心里有自己的答案，于是他在闡述觀點時會著重說那個他認為好的”。在聽完父親的分析后，思思決定回到原來的學校繼續讀書。

再次回到初二課堂，已經過去兩年多，思思在新的班級里，心里多少會有點窘迫，“畢竟我比那些孩子大三歲”。

思思坦言，當時選擇回到學校，在心理上是“勉強的”，“因為我不敢說我想繼續呆在家里，我怕他們接受不了”。另一邊，看到女兒重回學校的陳陽非常高興，“如果不用欣喜若狂來形容，那也是如釋重負”。

可好景不長，思思又開始出現了疲憊、困倦的癥狀。“我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做夢，感到非常累”。思思又開始頻繁請假，事情好像又回到了起點，陳陽的心情也隨著思思的狀態起起伏伏，“因為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她回到學校的這個目標上，所有的事情都圍繞這件事波動”，陳陽說。

復學三個月后，思思再次休學回家。

陳陽沒有放棄努力，很快她又找了一家國際學校，“我覺得我已經為她創造了最好的條件”。2024年，思思來到國際學校，“這是一家很好、很自由的學校”，思思看到了一些與以前學校不同的場景，“大家在回答問題時，真的會站起來長篇大論自己的觀點，去探討一個問題，這是我以往在學校里沒有接觸過的”。

自由的學習氛圍也抵不過身體上的不適。思思當時停止使用了抗抑郁藥物，但癥狀其實一直沒有好。在國際學校念書時，她經常在宿舍里困到無法起床，但又不敢跟老師請假，“我怕他們誤以為我偷懶”。

“我那時候經常會有無法呼吸的感覺，明明有氧氣，感覺吸不到肺里”，有一次在課上，思思突然覺得呼吸困難，像有人掐住了喉嚨，她沒來得及跟老師打招呼，就飛奔到教室外面，緩了半節課才正常。“最可怕的是，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那段時間，老師向陳陽反饋，思思經常在宿舍睡覺，不去上課，吃飯也經常用方便面和快餐湊合。陳陽記得，是丈夫先發現女兒狀態不對，丈夫推測，“孩子應該不想繼續在那里上學了”。

他們想，與其如此，還不如讓思思回家，“至少能好好吃飯”。在國際學校大概半年后，思思再次退學，但此時的思思，已經不再把自己關在房間，而是搬回去與妹妹同住了。

“我已經使了渾身解數，但孩子還是沒有按照我期待的方向走”，這四年的現實，給陳陽最大的教育就是，“要放下對孩子的期待”，

當思思無法滿足她作為母親的期待時，她開始審視，她對思思期待背后的“焦慮、恐懼與控制”。陳陽也漸漸意識到，“我要先把自己的生活整明白，而不是一直盯著孩子”。

從孩子休學的焦慮中走出來后，陳陽開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圖為陳陽在上舞蹈課

“學歷、工資、工作，都不能定義什么是好的生命狀態。”

“我放下了讓她重返校園的期待，或者說我到現在才真正接納了她休學這件事”，思思幾次重返校園無果而終后，陳陽逐漸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去做兼職收納師、去做義工，去上課，去參加合唱團，發展自己的愛好。“難道孩子休學了，我就沒有自己的生活了嗎？”

反觀自己成長的過程，陳陽一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從小到大就按部就班地按照父母的要求去考學、工作。

這一觀念，被她復制到自己的家庭中。

所以在她看來，以前的思思乎缺少了一些學習的“志向”和“內驅力”，是一個接一個階段性的外部指標，推動著孩子去被動學習，“她甚至被我和爸爸訓練得習慣性順從了”。

“要改變這種現狀，我必須先把自己整明白”。陳陽心態的改變，體現在很多小事上，她會告訴孩子，衣服是身體的外延，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就是整理好自己的狀態。

垃圾就像是煩惱，丟掉垃圾，就是清除自己的煩惱。她不再要求孩子去做家務，而是告訴孩子，做家務是為了什么。

在自己的感受不好時，陳陽不再去迎合外界，比如她兼職做義工，有一件緊急的事情找到她幫忙，換做以前，她即使手頭有事，也會考慮對方感受，答應下來。現在她會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我現在沒有精力，不能馬上著手去做，如果您著急，請您問問別人吧”。

陳陽和思思的關系也有所緩和，有時候一家人會坐在一起復盤這四年的經歷，思思偶爾還會突然在聊天時說出一個梗，逗樂全家人，她現在可以用幽默地語氣去回憶那段初中跑操的經歷，“有一次跑步，我吐在了前面同學的褲子上，是紅色的，同學以為是血，實際上是我上節課偷吃了牛肉干”。

對于未來和出路，思思還是有些迷茫，很多“過來人”都跟她說過，“人總會走出一條路”，但在思思看來，其實這也不過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對于此刻正處于休學之中的人來說，毫無焦慮是不可能的。

最近一段時間，思思看到母親的變化，心里也會輕松很多。四月的一個星期五，陳陽出門參加了一個合唱團，思思還表達了也想參加的想法，“如果我去了，肯定是年紀最小的，那大家肯定很稀罕我”。陳陽發現，自己好好生活后，孩子可能潛移默化地會得到正向的影響。

“以前，我總以為給他們好的物質條件就是好的”，陳陽在做兼職收納師之后，曾見過很多有娃的家庭，他們的客廳被孩子的玩具占領，或者一個剛剛10個月大，不會走路的孩子，已經有了很多雙鞋。在陳陽的家里，也有著很多這樣的玩具和衣物，“但這真的是孩子所需要的嗎？

陳陽覺得，自己在孩子的教育上，以往過多注重學習和知識的教育，如果可以重來，她想先教會孩子去“深度的生活”，從認真地管理好衣食住行，飲食起居開始。

陳陽以前覺得，考大學是一條必經之路，“有什么想法先考了再說”，但她最近改變了這種想法，“我經常去想，我理想的生命狀態是什么樣子？這好像不是用學歷、收入、工種去衡量的”，與其讓孩子“必須考大學”不如去擁有一個熱愛生活的生命狀態，“將來做什么工作都可以”。

去年，思思以社會身份參加了高中會考。她目前能想到的路徑，還是等完成會考科目后，以社會身份去參加高考。

“我其實很喜歡學習，我在嘗試找回學習的狀態，但現實情況是，我的精力還是很難集中”，但思思開始嘗試在每一件小事中去肯定自己，比如背了一個單詞；或者電腦不夠高，她置辦了一個支架，也很有成就感；又比如早晨打開窗戶，外面的空氣很新鮮，她也很高興。

“哪怕我只是坐得比剛才直了一點，我也會夸贊自己很棒”。

四年間，很多人問過思思為何休學，思思認為與其詢問休學的孩子，不如去問問那些尚在學校里的孩子為什么上學，她認為所有孩子應該都清楚自己為何上學，否則可能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好像很少有家長去問孩子這個問題吧？”。

（為保護采訪對象隱私，文中陳陽、思思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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