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聲明：國家提倡清正廉潔，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支持并踐行！因為這是一個社會風氣向好的方向發展的做法，筆者無條件支持！其次通過這段時間各級企業對這一規定的執行情況來看，確實是一刀切了，把“禁止違規吃喝”，理解為“禁止吃喝”了。

筆者所在的企業也開了一次緊急會議，但傳達的精神被扭曲了，聽了之后感覺以后也只能與自己的親友吃飯了，否則每次約人吃飯之前還要仔細背誦一下相關文件，先采用排除法排除一下哪些細節不符合規定，才能安心上桌。

和珅貪，對此我們應該深惡痛絕，但他能辦事；紀曉嵐清正廉潔公平公正，但辦事能力遠不如和珅，社會的理想是想要兩者的結合，希望辦事的人既要清正廉潔，又要會辦事，會來事，但似乎不現實，因為這明顯是兩種性格、兩種品格、兩種風格，聰明的執行者應該力求兩者的平衡，而不是一刀切。能辦事、會辦事的同時，提倡廉潔，但不能不作為，況且中國人幾千年的“人情世故”是一種習慣，或者叫傳統，是刻在基因中的，無關好壞，其實是一種方式。

舉個例子：別人出于善意給你幫忙了，你也是出于感激之情的善意，擺了一桌宴席去感謝你，真實情況也只是善意的感謝。但有的“執行者”用力過猛，給你扣帽子，這種情況下，反而將國人心中的“感恩”傳統連帶打擊了，國家出臺規定是為了打擊一些中飽私囊，權錢交易的惡習，而對規定吃不透的執行者，連“善習”也一并打掉了。

中國人喜歡在餐桌上“定大事”，筆者是個偏向歷史的創作者，我就用歷史知識，帶大家深入了解一下餐桌文化，了解這一現象背后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傳統、社會心理和歷史淵源：

一、飯桌是非常重要的社交場所

我國的“食”文化，是一種比較核心位置的社交載體。《禮記》中提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早在先秦時期，飲食就被賦予了禮儀和社交的意義。餐桌作為飲食活動的中心，自然成為了連接人際關系的重要場景。

“以食合歡”的社交邏輯：中國人習慣通過共同進餐來營造親密、放松的氛圍。飯菜的溫度、推杯換盞的互動，能弱化談判或溝通中的距離感，讓雙方在“共享一餐”的過程中更容易卸下心理防備，進而推動事務的協商。

飲食中的“人情往來”：請客吃飯不僅是一種禮儀，更是一種情感投資。通過安排飯局，主人表達誠意，客人感受尊重，這種“禮尚往來”的模式，讓餐桌成為了建立信任、鞏固關系的“社交場”，而大事的敲定往往需要基于信任的基礎。

二、餐桌作為集體活動的場景，天然契合“求同”的心理

中國社會長期受儒家“倫理秩序”和“中庸之道”的影響，更傾向于在“人情紐帶”中處理事務，而非單純依賴契約或規則。

“面子文化”與委婉表達：直接談利益或爭議容易顯得“生硬”“功利”，而在餐桌上通過“寒暄—敬酒—切入主題”的漸進式溝通，既能照顧對方“面子”，又能避免正面沖突，符合“以和為貴”的處世哲學。例如，商業合作、人事安排等大事，在飯桌上借助“氛圍烘托”，更容易達成共識。

“集體主義”的餐桌體現：儒家強調“群體和諧”，餐桌作為集體活動的場景，天然契合“求同”的心理。大家圍坐一桌，共享食物，這種“集體感”會強化“共同目標”的認知，讓決策過程更易在“融洽”的氛圍中推進。

三、“邊吃邊談”比單純的會議更靈活

在現實生活中，飯局既是“社交場合”，也是“信息場”。人們在餐桌上既能傳遞信息、交換意見，又能通過情感互動增進信任，一舉兩得。尤其在商業、職場等場景中，“邊吃邊談”比單純的會議更靈活，也更易突破僵局。

“非正式場合”的靈活性：許多大事（如合作意向、人際關系協調）在正式場合（如辦公室、會議室）談，可能受限于規則或層級壓力，而餐桌上的“非正式”氛圍，允許雙方在輕松的交流中試探、協商，甚至“留白”（如“這事咱們吃飯時細聊”），為后續溝通留出空間。

四、“請吃飯”仍是表達重視、拉近關系的重要方式

盡管現代社會的溝通方式越來越多元（如會議、線上溝通），但餐桌文化的影響力依然存在，不過也在發生變化：

傳統習慣的延續：對許多人而言，“請吃飯”仍是表達重視、拉近關系的重要方式，尤其在處理需要“人情潤滑”的事務時（如親友間的幫忙、跨圈層的合作），餐桌依然是首選場景。

內涵的與時俱進：如今的“餐桌定大事”，也逐漸融入了新的社交邏輯，比如商務宴請更注重“場景儀式感”，年輕一代可能更傾向于在咖啡館、工作室等新場景中談事，但“通過共享體驗建立連接”的核心邏輯，依然與傳統餐桌文化一脈相承。

最后，筆者為大家總結一下：

中國人在餐桌上定大事，本質上是“飲食文化”“關系社會”“實用心理”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既體現了以“情”動人、以“禮”待人的傳統智慧，也反映了社會交往中對“氛圍”“信任”的重視。當然，這一現象并非絕對，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處理事務的方式也在多元化，但餐桌作為文化符號，依然承載著中國人對“關系”與“共識”的獨特理解。因此，在提倡執行“杜絕違規吃喝”問題上，需要綜合考慮，杜絕“一刀切”及“用力過猛”等錯誤執行手段，不能將“惡習”與“善習”一并打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