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還有短視頻、短劇等豐富的線上內容，讓人更加容易沉迷。

主筆｜姜浩峰

“課堂禁止使用手機”——瑞典政府今年3月發布禁令，要求中小學生在校期間一律上交手機。瑞典的鄰邦芬蘭，其教育部官員稱，芬蘭中小學生成績下滑的原因在于社會環境變化，具體來說在于社交媒體吸引力上升以及允許學生在校內使用手機。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科技館館長倪閩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提到了是不是應該把手機還給小孩。他認為，人工智能能夠消滅“差生”，建議將手機還給孩子！

一時間，在國內媒體和社交平臺上，關于手機該不該還給小孩，引起了一番討論。

《新民周刊》記者走訪滬上一些中小學時，卻發現情況并不是非此即彼。在上海的小學，很少有學校允許孩子將手機帶進校園。而初中階段，不少學校允許孩子在向學校申請后帶手機進校園，但學生進校后要上交手機，統一保管，待放學時再領回來，用于與家長聯系。

“一些初中放學自己回家，或者家長接孩子時并不等在校門口，或是可能比放學時間略晚到學校附近接孩子。這時候，家長需要與孩子聯系，因此，我覺得允許孩子帶手機到校，但到校后上交手機，放學時交回，是合適的。”有校長如此向記者解釋。

在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教授崔麗娟看來，當代社會，讓孩子遠離手機是不現實的。通過家長與孩子的良性互動，大人和孩子都要學會如何身心健康地使用手機等電子產品，實現更美好的生活與學習。

上圖：歐洲一些國家發布禁令，學生在校期間不允許使用手機。

家長喂給孩子

第一口“電子榨菜”

崔麗娟向記者分析，“拒絕手機的誘惑，確實不易，連心智健全的家長都很難做到。想想我們家長自己，是不是成天抱著手機不放？睡覺前眼皮都快睜不開了，手機還舍不得放下，導致睡覺時間也不斷后延。成年人面對手機都難以自拔，更何況心智還不夠健全的青少年，一旦任其自由使用，家長如果不干涉、不介入，更容易沉迷其中”。

崔麗娟介紹，韓國曾經出臺過一個限制未成年人上網時間的法律法規，規定對未滿16歲的青少年，在凌晨12點至早上6點之間網游強制斷網。后續調查發現，該政策收效甚微——很多青少年仍會選擇使用他人身份信息繼續打游戲。

記者回溯相關報道發現，關于青少年網絡使用的爭議與挑戰，在德國同樣存在。德國有機構在較長一段時期將上網時間較長的青少年稱為“網癮依賴者”，早在2003年就成立了網癮治療診所。2017年5月，德國衛生部藥物事務專員馬萊娜·莫特勒曾公布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德國當時共有60萬青少年患有網癮，250萬青少年過度依賴網絡。

但同在德國，卻又有人認為，“網癮”根本不是病！“明鏡在線”專欄作家克里斯蒂安·施多克認為，所謂“網癮”，其實是數字化改變了人們的信息交流方式后，一些原本可能出現的問題也在線化了。“我們上學的時候沒少背著老師傳小紙條，只不過今天的孩子們將紙條變成了網絡留言。”施多克分析道，“從醫學角度看，網癮從來都不是一種診斷類別，社交網絡成癮也不是公認的臨床類別。即便是世界衛生組織，近期也只是希望在疾病目錄中列入‘游戲失調征’，以定義電子游戲對人健康狀態的‘干擾’，而不是一并歸類為成癮。”

“在互聯網剛剛興起的時候，人們在聊天室對話，或者通過聊天軟件一對一對話，但網絡的另一端，還是現實世界中真實的人。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網絡的另一頭可能不再是一個真實的人，而是一個虛擬的人或者社區。如今還有短視頻、短劇等豐富的線上內容，讓人更加容易沉迷。” 崔麗娟說。

當孩子們過度沉溺于手機社交、追劇和游戲，易致其疏離現實人際交往。

崔麗娟曾在公園散步時目睹：一名五六歲的兒童佩戴智能手表，見前方七八歲兒童拿著手機，便上前提議“加個微信”。這一場景一方面證明當下手機或者移動通信終端在孩子們中的普及程度；另一方面也證明如果是在線下交流，哪怕孩子與孩子之間也未必那么容易連線。可目前這種由線下認識繼而在線上聯系的方式在孩子中間未必是主流。更常見的是，一場網絡游戲互動，或社交平臺上的短暫交流，便能促成線上相識。隨后，雙方通過特定事物（如共玩游戲、收藏同款玩偶）建立連接，通過連線進行持續性交流，甚至根本沒有線下見面的需求。

“節假日的親子酒店用早餐的時候，常常見到這樣的情況——年輕父母把三四歲的小朋友抱進寶寶椅安頓好，在孩子面前架起手機，給小朋友打開視頻，自己就拿著盤子取餐、吃飯，整個早餐中，小朋友都是乖乖地看著手機視頻吃著飯、陪著父母的。手機，早就進入現在小朋友的生活了。”從小浸潤在手機里，沒有手機這一“電子榨菜”，孩子們似乎會茶飯不思，也根本不懂得如何在線下交往。

在網絡世界體驗珍貴的“自由”

待到孩子上小學了，家長突然發現自家娃課后時間除了捧手機之外，啥都不會。課業荒廢，廢寢忘食。如此這般，如何是好？于是出現家庭中父母一輪輪怒吼，采取種種辦法，只為了達到一個目的——讓孩子交出手機。

近期，崔麗娟課題組課題《父母心理控制與青少年問題性手機使用的雙向關系：一項四波段縱向研究》（《The reciprocal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s’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A four-wave longitudinal study》）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Addictive Behaviors（成癮行為）發表。這個研究采用四個時間點的追蹤設計，聚焦于個體層面探討父母心理控制與青少年問題性手機使用之間的雙向關聯，并進一步分析不同心理控制策略的具體作用。

“我們的研究發現，父母采用心理控制并不能有效減少孩子的手機使用，反而會導致這一問題更為嚴重。”崔麗娟向記者感慨，“特別是現在的青少年，自我意識強，追求自主。他們感覺到在現實世界——無論在學校還是家庭里，總是被控制的——無論是老師還是家長，往往能通過一句話就要求孩子干什么不干什么。而在網絡空間，卻不如此。孩子自我感覺自己在網上才能滿足自主需要。”

但略微長大一些的孩子，比如進入小學中高年級后，會感受到家長的管教越來越嚴格，千方百計不允許孩子使用手機。 “研究發現，家長大致有三種具體的心理控制策略：其一，誘發內疚；其二，愛的剝奪；其三，施加權威。由此引導孩子不去碰手機，但控制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孩子會產生逆反心理。 ”崔麗娟說。

上圖：孩子在戶外活動的機會越來越少。圖為山東省青島市一所小學，學生在課間玩“穿針引線”游戲。

崔麗娟提醒家長，在與孩子溝通的時候，應該用“我信息”溝通，即“我的擔心、我的焦慮，我的不安，我的看法……”，讓孩子感受到父母在與之平等交流，而不是指責、評價。不要用“你信息”溝通，“你怎么，你怎么……”。

崔麗娟坦承，互聯網發展到今天，讓孩子不接觸網絡，一定也是不可取的，也做不到了。崔麗娟說：”其實，孩子的教育，在于度的把握，而那個度在哪里？我經常把這個度比喻成孩子小時候的學步車，學步車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給孩子一定的自由，又不無限地放縱。“

在崔麗娟看來，不管互聯網發展到怎樣的時代，現實中的交往，尤其家人之間的愛與陪伴，都是需要的。家長可以通過重要節日的儀式感，增加跟孩子的現實交往，并讓孩子感受和學習現實交往中真切的愛與被愛。其實生活也是需要儀式感的。 “要讓孩子們的生活豐富多彩起來，這樣，留給手機的時間就會減少。”

崔麗娟總結說：“單調的生活，很容易把孩子推向網絡；網絡可以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應該是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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