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鄭州警方通報了3起打擊整治網絡謠言的典型案例。

據通報，2025 年 2 月，鄭州某科技公司負責人張某為吸引流量，編造“部分家電企業在某知名網絡平臺直播間引導用戶違規申領國補”等虛假信息，指使員工使用該公司旗下賬號“新經濟xx說”外發布，造成惡劣影響。經公安機關調查，張某對違法行為供認不諱，公安機關已依法對涉事人員處以行政處罰。

2025 年 5 月，鄭州網民雷某為吸粉引流，將外省某市“群眾向城管送西瓜被拒，一方不收，一方硬給”的舊聞視頻改頭換面，捏造為我市發生的真實事件并對外發布，造成較壞影響。經公安機關調查，其對違法行為供認不諱，公安機關已依法對其處以行政處罰。

2025 年 5 月，鄭州某民辦學校工作人員張某霞、李某姣、陳某琪為吸引流量，發布“鄭州尋人啟事”等虛假信息，引發大量傳播，造成較壞影響。經公安機關調查，上述人員對違法行為供認不諱，公安機關已依法對上述人員批評教育并責令消除影響。

除了鄭州外，安徽、四川等地警方近年來也一直在不斷加大對網絡謠言的打擊力度。

6月12日，安徽網警通報8起打擊整治網絡謠言案件。2024年11月，網民謝某某為吸引關注，在多個網站上散布“車企收購”等不實信息，并發布利用AI軟件制作的虛假“股權分布圖”，對相關企業正常經營造成負面影響，被公安機關依法予以行政拘留。2025年2月，網民徐某為發泄個人情緒，冒充某車企公司員工，杜撰并發布“身邊就有3名同事被HR約談”的謠言，引發網民關注，對相關企業正常經營造成負面影響，受到行政處罰。4月，網民周某為吸引關注，發布外地火災視頻并編發“舒城蜜雪著火了”的謠言信息，引發網民關注，造成當地居民恐慌，被公安機關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5月28日，四川公安同樣通報了多起網絡謠言案例。今年3月，劉某高為吸粉引流，在某社交平臺發布“雅安市蘆山縣發生4.6級地震”的謠言信息，引發當地居民恐慌，擾亂社會公共秩序，被公安機關依法予以行政處罰。4月，袁某梅編造并發布“冷水鎮銀錢村干部違規將村組水庫設置為建筑生活垃圾填埋場”的謠言信息，引發網民關注和討論，造成當地居民對生態環境的擔憂，被公安機關依法予以行政處罰。

6月12日，延安警方也公布了多起案例，網民苗某在某短視頻平臺發布“某執法部門執法過程虛假視頻”，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經核查，相關內容系其蓄意編造，延安警方依法對其給予行政處罰。此外，還有多起網絡暴力他人的案件，如馬某某因不滿交警部門執法，在某短視頻平臺發布辱警言論，詆毀人民警察執法形象，被延安警方依法給予行政處罰。

2025年6月11日，中國網絡文明大會網絡辟謠分論壇上，中央網信辦舉報中心與中國科協科普部聯合發布《利用AI生成類謠言辟謠典型案例》。其中詳細列舉了西藏日喀則地震謠言、 “80后死亡率”謠言、浙江紹興上虞區工業園區火災謠言、廣州電動自行車限行謠言、重慶軌道交通坍塌事故謠言、大媽擺攤賣水果被罰巨款謠言、“巴中市警民對峙”虛假文章傳播、甘肅火車撞修路工人謠言等8個網絡謠言案例。

網絡謠言的制造和傳播往往具有以下特點：一是造謠者動機明確，多是為了吸引流量、增加關注度或發泄個人情緒，不惜以編造虛假信息為手段；二是謠言內容涉及面廣，包括企業經營、社會安全、自然災害等多個領域，容易引發公眾的恐慌和不安；三是傳播速度快，通過社交媒體和網絡平臺的擴散，能夠在短時間內造成廣泛的影響；四是法律后果嚴重，造謠者的行為不僅擾亂了社會公共秩序，也損害了他人的合法權益，最終都受到了相應的法律制裁。

此外，AI技術在這些案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一些造謠者利用AI工具生成虛假信息，增加了謠言的迷惑性和傳播速度。然而，AI技術也給網絡謠言的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一方面，AI生成的謠言內容更加逼真，難以辨別真偽；另一方面，AI能夠批量生成不同的謠言文本，通過多平臺傳播，加劇了謠言的社會危害性。因此，如何在AI時代有效治理網絡謠言，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