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據說那時的北京飄著雪花，田漢在被“文革”造反派囚禁的禁閉室內死去。他死的時候，名單上用的是假名，叫李伍，不是田漢。

直到田漢去世11年之后，1979年4月25日，一千多名各界人士才聚集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他開了一個遲到的追悼會。那些與田漢一同受誣陷、迫害而活下來的人，如周揚、夏衍、陽翰笙等情緒格外激動，茅盾在悼詞中高度評價了田漢的一生，“忠勇無畏的無產階級文化戰(zhàn)士，我國革命戲劇運動的奠基人，和戲劇改革運動的先驅者，我國早期音樂、電影杰出的組織者和領導人”。

此刻，歷史的正義終于重返人間，田漢的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在人們心中，田漢是當代的關漢卿，是中國的戲劇魂，而由他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更是道出了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的心聲，也因此使他成為20世紀中國真正的時代代言人。

一生最愛三個人

　　又逢北京最美的季節(jié)，3年前，記者第一次見到田漢的兒子田大畏，便是在這樣的秋天。穿過一條窄窄的小巷，詢問了很多人，才最終找到老人居住的塔樓。田大畏當時年近八旬，是我國著名的俄文翻譯家、原國家圖書館副館長。話語不多，但非常坦誠。他說，家中爸爸、媽媽和自己，可以說是三條完全獨立的生活軌跡，直到晚年才有些許重疊。

“云兒飄在海空，魚兒藏在水中，早晨太陽里曬魚網，迎面吹過來大海風……”1934年，電影《漁光曲》在上海公映，創(chuàng)下了連映84天的紀錄。影片中由任光譜曲、安娥作詞的同名電影主題曲也隨之傳唱全國。

幾個月后，在上海日本憲兵隊監(jiān)獄里，一名囚犯無意中聽到了這首歌，頓時思緒萬千，他就是田漢。田漢隨即用短短28個字，表達了自己對安娥的復雜情感：“君應愛極翻成恨，我亦柔中頗有剛。欲待相忘怎忘得，聲聲新曲唱漁光。”

然而，田漢與安娥之間愛恨糾纏的故事，又哪里是這短短二十幾個字就能夠說清楚的，連田大畏也感嘆：“他們幾乎不和我談論過去……”

田漢原名壽昌，1898年出生在湖南長沙一個小山村。6歲那年，父親去世，母親易克勤帶著3個孩子艱難求生。田漢曾在《三葉集》中提到，自己最愛的人有3位：一位是母親，一位是他的舅父兼岳父易象，另一位就是自己的妻子易漱瑜。

田漢的舅父易象是一位民主主義革命家，他對田漢的才華非常賞識。1916年，從長沙師范畢業(yè)的田漢隨舅父前往日本，進入東京高等師范讀書。易漱瑜是易象的愛女，也是田漢的表妹，他們從小青梅竹馬。應該說，與易漱瑜的愛情和夫妻生活，是田漢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滿意的。

1922年，夫妻二人回國，聯合創(chuàng)辦了《南國》半月刊。刊名取自王維的名詩《相思》中的“紅豆生南國”，這也是田漢發(fā)表自己戲劇作品的園地。然而不幸的是，1925年，易漱瑜病逝。易漱瑜在臨終前，將自己的同窗好友黃大琳介紹給田漢，希望他們能結婚，讓大琳照顧孩子。

在田漢的戀情中，黃大琳不過是一個過渡人物。他在給日本友人村松梢風的信中說：“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戀人，可是無論如何沒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不過，1927年，田漢還是與黃大琳結了婚。

但與此同時，他開始和一位遠在新加坡的女教師林維中有了聯系，彼此通信3年。林維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1925年，她偶然在刊物上讀到了田漢在喪妻悲痛中寫的散文《從悲哀的國里來》，被深深打動。林維中風姿綽約，一直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這不正是我要選擇的愛人嗎？”她大膽地給田漢寫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愛慕之情。就這樣，再婚一年的田漢與林維中憑著傳遞信件和照片，感情一發(fā)不可收拾。

田漢天性浪漫，他在給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信中寫道：“懷念著舊的，又憧憬著新的，捉牢這一個，又舍不得丟那一個。于是，我成了暴風雨中的小舟，只好讓它漂流，讓它顛簸，毫不能勇猛地向著某一個目標疾駛邁進了。”

1927年秋，田漢任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科主任，不久被推舉為校長，并編寫了話劇《蘇州夜話》《名優(yōu)之死》等，在上海已經是頗具影響力。1928年夏天，林維中利用暑假回了上海，與田漢見面。她聽說田漢辦學沒錢，立即把自己積攢下的500元交給了田漢，支持他的事業(yè)。

1929年新年剛過，田漢率領南國社去廣州公演。繁忙中，田漢還是在一個月內給林維中寫了7封信，熱戀之情可見一斑。這時，他已決定與黃大琳分手，娶林維中為妻。不久，田漢和黃大琳的婚姻宣告結束，他們不但友好分手，還專門去照了一張離婚合影，并在合影下寫道：“為著我們精神的自由，為著我們不渝的友誼，我絕然與你小別了，親愛的大琳！”

田大畏

和莫斯科“紅色女郎”相識

　　1929年，對田漢來說，是人生的一大轉折。大革命失敗以來的形勢，使他決定“轉換一個新的方向”，即從思想上、政治上、文藝作風上轉向共產黨的左翼文藝戰(zhàn)線。因為田漢在上海有著廣泛影響力，他成了各方勢力爭取的對象。恰在此時，一位來自莫斯科的“紅色女郎”出現在了他的生活中，她就是安娥，24歲，身份是上海中共特科部成員。在田漢看來，安娥不單具有政治魅力，還有詩人的才情，浪漫、熱烈且具叛逆精神。

安娥1905年出生在石家莊一個書香之家，原名張式沅。父親是清末民初教育家。田大畏告訴記者，“母親在少女時代，就表現出追求自由、獨立的個性。她15歲上初中就‘不安分’，干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安娥因宿舍管理員壓迫學生，就帶領全班同學罷課，住在旅館不回學校，迫使這位管理員辭了職。事后，安娥離開學校，被父親帶到北京讀書。1923年，安娥進入國立北京美術專門學校西畫系學習，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田大畏說：“我的外祖母性格很剛強。她聽說母親加入地下黨，就從保定來到北京，從學校里硬是把母親抓回保定。”當時正值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安娥在報紙上看到25名學生被殺，再也按捺不住，索性逃走。“母親的這一選擇，讓外祖父直到去世都不認這個女兒。外祖父不贊成女兒走上革命道路，他發(fā)表聲明‘從此不再有這個女兒’。”

同年，安娥受李大釗派遣，到大連從事工人運動，不久，又被周恩來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觸到了情報工作，也由此開始了自己的特工生涯。“安娥”就是她做特工時的化名。

1929年，學成歸國的安娥被安插在國民黨駐上海“中央特派員”楊登瀛（鮑君甫）身邊擔任秘書。她將在楊處收集來的信息，及時抄送給陳賡，再由陳賡報周恩來。這些重要的情報使許多地下黨員化險為夷。安娥參與營救的就有任弼時、關向應等人。這位從莫斯科回來的“紅色女郎”，一天可以變換好幾個身份，一會兒是衣著華貴的秘書小姐，一會兒是住在亭子間的女工，一會兒又成了大學校園里意氣風發(fā)的學生。

田大畏說：“當時父親已經是一個左翼作家，各方面來往的人很多。母親懂文藝，自己也會寫東西，組織就派她去接近田漢。”那時，田漢已成立南國社，在上海文藝界很有名氣。他本以為所見的又是一位積極要求入社的女學生，卻見安娥眉清目秀間頗有幾分英豪氣，不卑不亢，舉止大方，很是歡喜。這以后，安娥便經常帶著她寫的一些作品來找田漢。當她將小說《莫斯科》交給田漢時，這位“靠思想飛翔的藝術家”震驚了，作品反映出的豐富閱歷以及不俗才情讓田漢興奮和感動。

在安娥的影響下，田漢開始更多地關注現實社會問題，甚至加入了“左聯”，并申請入黨。正是這一思想的轉變，使田漢成為“時代之子”，并填寫出日后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頻繁的接觸與交流，急劇增進了兩人的感情，1930年秋，在南國社被查封、田漢被迫隱居的情況下，安娥選擇了與田漢同居。

爭愛情不爭軀殼

　　然而，甜蜜的愛情并沒有維持多久。與田漢保持了5年通信戀愛關系的林維中，不久從南洋歸國，她曾資助過田漢的事業(yè)，且早已被田母默認為兒媳。林維中知道安娥與田漢的關系后，當面去質問她。“母親是地下黨員，從事秘密工作，是個四海為家的革命者。她當時也不能結婚。”田大畏說。安娥最終告訴林維中：“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與他結婚吧。”而田漢，既不愿傷害這個，也不愿傷害那個，輾轉反側后，他決定遵守前盟，與林維中完婚。但他并不知道，安娥已有了自己的骨肉。

1931年8月，安娥與田漢的兒子田大畏出生了。可是，革命工作不容她過多沉迷于兒女私情，出于經濟和安全等考慮，她不得不把兒子送走。“在最難的時候，母親唯一想到能依靠的，只有姥姥。她踏上了6年未回的家鄉(xiāng)。女兒再次出現，還帶著私生子，當時的場面可以想象。據說，她是跪求姥姥幫她照看我的，姥姥摟著母親失聲痛哭。”之后，安娥果斷地回到了上海，來到田漢面前，親口告訴他：“孩子已死，勿需掛念。”

1933年，因為中共聯絡人姚篷子被捕叛變，安娥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系。經作曲家任光的介紹，她進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創(chuàng)作了大量旋律悅耳、意境優(yōu)美的歌曲。膾炙人口的《漁光曲》《賣報歌》，都寫于這一時期。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之后，安娥撤離上海，在由上海經南京輾轉皖南、江西的路上，她與田漢相遇。民族存亡戰(zhàn)線上的再相聚，決定了他們的愛情命運。田大畏說：“母親告訴父親，孩子尚在，而且也長得很高了。父親聽后很激動。從此，他們在事業(yè)上彼此支持和配合。”抗日戰(zhàn)爭期間，安娥任戰(zhàn)地記者，1938年后輾轉武漢、重慶、桂林、昆明等地，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回到上海。1948年安娥赴解放區(qū)，次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也就在這一年，田漢與林維中離異。

誠如作家吳似鴻在《回憶田漢》一文中所言，田漢雖然兌現了跟林維中結婚的諾言，但無論是政治傾向、藝術觀點和人生態(tài)度，他都跟安娥更加契合。經歷諸多感情波瀾，田漢“被愛的傷痕留遍”，甚至曾說：“婚姻是一條繩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結婚，用情人制。”

相濡以沫寫新篇

　　戰(zhàn)亂、紛爭、婚變，使得安娥與田漢歷經20年的風風雨雨后，在1948年前后終于廝守在一起。他們在創(chuàng)作上的相互幫助，成就了中國現當代文壇的一段佳話。新中國成立后，安娥將田漢創(chuàng)作的16場京劇劇本《白蛇傳》改編為11場地方劇本；將田漢17場京劇劇本《情探》改寫為9場越劇劇本；還將田漢整理加工的湘劇高腔劇本《追魚》改寫成越劇。田漢對安娥的幫助則更多。他為安娥的詩劇《高粱紅了》作序，為安娥的報告文學《五月榴花照眼明》潤飾文字，修改安娥的戲曲劇本《新紡棉花》。安娥把田漢的湘劇高腔劇本《追魚》改編成越劇之后，田漢又在此基礎上把《追魚》改成了《金鱗記》，使這個劇本滲透了夫妻二人的感情和智慧，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田大畏說，他的父母親從1949年至1954年依舊過著獨立的“宿舍生活”，沒有稱為“家”的住所，各忙各的。1954年，雖然有了共同的宿舍，但他們仍是聚少離多。“我感覺父親是為了戲劇來到這個世界的，而母親是為了革命和理想。他們無論環(huán)境怎么惡劣，怎么困難，只要跟這些事有關，都不知疲勞。一切困難都不存在，把物質和權勢完全拋之腦后。”

田大畏說，他曾因看不慣父親的某些行為，而和父親有過爭執(zhí)，但當他看到父母晚年相濡以沫的情景時，也不禁想落淚。“我9歲才被母親接到重慶，見了父親一面，之后很少聯系，多半都是自己住校。但當我翻閱父親晚年寫給母親的信時，才了解他原來對家人有那么細膩的情感。”

1954年，田漢率中國京劇團赴云南慰問解放軍，他給北京的安娥寫信說：“你已回京否？為什么不見只字來？應該知道我是如此念你。母親處也請你去看看，聽說她老人家又有小病，已好些么？”之后，田漢又在浙江寫信：“親愛的，到這里住了三天，完成了《白蛇》初稿……我們住在一百號，下次一定同你來，也住一百號。”

1956年，安娥在鄭州觀摩豫劇演出時突然病倒，中風不語，半身癱瘓。田大畏說：“父親始終鼓勵母親別泄氣，要同病魔做斗爭。他給母親找最好的醫(yī)生，給母親讀報、讀文件、講國際形勢。為使母親不完全脫離文藝界，父親無論到外地參觀游覽還是觀摩演出，都盡可能帶著母親。”其實，當時田漢的處境也不好，很壓抑，即便如此，他還堅持多年如一日，找來小故事和笑話，耐心地講給安娥聽。在田漢同常香玉等藝術家的合影中，總能看到安娥燦爛的笑容。

有一天，田漢在頤和園創(chuàng)作，聽說安娥突然生氣了，非常不安地寫信給她：“……你昨天回去生了氣，不吃飯，生了誰的氣呢？應該始終保持心境平和，樂觀，這樣對于病才有好處……兩三天后再回來開會。同你到萬壽山玩玩吧。”安娥中風后失去了寫作能力，1961年，她在廣東養(yǎng)病時，勉強用左手給田漢寫了一封信。田漢收到信后無比高興，立刻回信說：“……信皮上寫得花花搭搭地像一幅畫，但綠衣使者給正確的投到了。知道你又頑強地在練習用左手寫字，我多么高興……漢”安娥在上海養(yǎng)病時，田漢不時寫信叮囑：“棉衣找給你，不知對不對”，“四川帶去的藥，一定要做成藥丸，按時吃一年再說，不要忘記。北京的人都好，不要掛念”。

1963年，田漢因病在北京住院，他在病床上仍關心著在昆明療養(yǎng)的安娥：“親愛的，我的病好轉，勿慮。聽說你安心靜養(yǎng)，我放心。”“文革”期間，田漢被分配到順義牛欄山勞動鍛煉。行動不便的安娥總要陪田漢到車站，目送他離去，有時甚至拖著病殘的身子，跋涉到市郊看望丈夫。1968年12月10日，田漢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定為“王明蘇修特務”，受到迫害。1976年8月18日，安娥謝世于北京隆福醫(yī)院。

“縷朝霞，伴著幾點炊煙；我送你，在漢水邊。”戰(zhàn)火紛飛的1938年，安娥以一首《朝霞曲》送別重聚的田漢；2014年，新中國成立65周年，我們送你，田漢，在聲聲國歌唱響之間！

（本文刊登于《文史博覽》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