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朱迪斯·巴特勒《生產·第八輯》（哀悼與憂郁）何磊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一

在《哀悼與憂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中，憂郁最初似乎是一種異常的哀悼：沉溺于憂郁的人否認自己失去了某一對象，并且拒絕悲傷、拒絕哀悼。逝去的對象（“逝者”）可能是他人，也可能是理想；而所謂哀悼，正是為了擺脫自己依賴逝者的情感（attachment）。

這一對象神秘地得以保留，成為此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其結果則是：憂郁似乎遮蔽了社會世界，并由此出現了一個矛盾的內在世界。如何依據社會領域解讀憂郁？[1]具體而言，社會如何管控精神世界？如何據此理解憂郁？對此，我們沒有現成的解答。

然而，要想說明憂郁，我們就必須說明：精神世界與社會領域究竟如何相互影響、相輔相成。因此，憂郁有助于我們理解社會領域如何建立、如何維持；我們終將認識到，社會領域之所以能夠形成，不僅需要利用人們的精神世界，還需要使之受制于一系列憂郁的矛盾心理。

于是，憂郁讓我們回想起“轉向”：這一比喻開啟了精神的話語。在黑格爾哲學中，“轉向自身”意味著禁欲與懷疑論式的自我反思，而這正標志著“苦惱意識”（unhappy consciousness）。

在尼采哲學中，“轉回自身”意味著收回或否認自己的所作所為，意味著面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某人因感到羞恥而退縮。在阿爾都塞哲學中，行人轉身面向法律的召喚；這既是自我屈從的轉向，又是自我反省的轉向——在“轉向”的那一刻，行人成為具有自我意識的“主體”，法律塑造了他的“自我意識”。

依據弗洛伊德關于憂郁的解釋，一旦愛慕失去了對象，它就會使自身同時成為愛慕、憎恨乃至敵意的對象，自我于是“轉向自身”。然而，以自身作為對象的“自我”究竟是什么？使自身成為對象的“自我”與身為對象的“自我”是否相同？由于“自我”不大可能出現于憂郁之前，所以這一“自我反思”在邏輯上不能成立。面對失去，憂郁的回應以“轉向”為標志，它使自我轉向自身，成為自身的對象；只有轉回自身，自我才能成為自身的可感對象。此外，在憂郁癥中，依賴原對象的情感轉向自我，而在轉向的過程中，上述情感依賴經歷了根本的改變。由對象轉向自我的過程中，愛慕變成了嫌惡；不僅如此，自我也成為了“心靈”的對象（psychic object）。

人們有時候會將這一精神空間稱為“內在”空間，事實上，這種表述方式正是依據了憂郁的“轉向”。

由對象至自我的轉向過程產生了“自我”，自我取代了逝者。這是一種比喻意義上的“產生”：其產生原因正是意圖替換逝者的心理沖動。在憂郁癥中，自我取代了對象；不僅如此，這一取代過程還將“自我”樹立為應對“失去”的必要反應或“防御”措施。由于自我（ego）是“其遺棄的‘對象投入’（object-cathexes）之凝結”，它也就成了“失去”歷程的沉淀產物；自我是長期替換關系的沉淀，也是“自我”（self）從比喻功能成為本體效用的轉變結果。

然而，自我無法成功取代對象。相較于逝者，自我是拙劣的替代品。它無法完全取代對象，因為它終究只是替代品。自我的困境導致了“矛盾”（ambivalence），而矛盾正是憂郁癥的特征。由對象轉向自我的過程永遠無法徹底完成；《論自戀》（“On Narcissism”）的導論中指出，此過程將按照對象來塑造自我；轉向過程還涉及到一個無意識的信念：自我可以補償所失。

事實上，自我無法完成這一“補償”，于是它就暴露出自身脆弱基礎中的斷層。

我們是否接受這一說法：自我由對象轉向自身，換言之，如同轉動方向盤一般，自我將自己的激情由對象轉向自身？轉移投入的“自我”與成為對象的“自我”，兩者是否相同？自我成為對象，它是否因此而經歷根本改變？“投入”（investment）與“情感依賴”（attachment）又意味著什么？這是否意味著一種放浪不羈的欲望：無論對象如何，它總能保持活力？表面上，“自我”開啟了“轉向”、轉移了“情感依賴”——而事實上，是否正是這一“轉向”產生了“自我”、塑造了“情感依賴”結構呢？

這一轉向是否可能？“轉向”試圖補償的“失去”無法彌補，對象也無法修復；事實上，“失去”成了一個晦澀難解的前提條件，它使“自我”得以產生。自我知道有所失去，因此從一開始，“失去”就困擾著“自我”，而它也建構了“自我”。弗洛伊德指出，哀悼“宣告”了逝者的“失去”或“死亡”，而憂郁癥卻無法“宣告”失去。[2]憂郁癥正是否認“失去”的產物。“失去”先于語言、先于“宣告”，它正是語言的限制條件：只有將“所失”排斥于語言之外，語言才可能產生。因此，弗洛伊德在《自我與本我》中最終承認，憂郁癥使哀悼得以進行。

無法宣告“失去”，意味著自我已經“撤銷”或“吸收”所失之物。顯然，情況并非如字面所示：自我將對象“吸納”入自身，仿佛自我是某種先于憂郁的避難所。心理學話語假設了一種穩固結構，并且假想出心靈的“內在世界”及其各個“組成部分”。此類話語未能把握要點：正是由于憂郁，“心靈”（psyche）才成為“內在”；正是因為憂郁，人們才能運用此類“地形結構”比喻描述“心靈”。

由對象至自我的轉向過程區分出對象與自我、外在與內在；“轉向”標志了區分、分離與失去，“轉向”塑造并開啟了“自我”。因此，盡管這一轉向無法用“自我”取代“對象”，但是它卻足以表明并維持“自我”同“對象”的區分。于是，所謂“自我”與“對象”、“內在”與“外在”的區分，看起來是“轉向”假設的區分，實則正是它所產生的區分。

如果尚未成形的自我可以由對象轉向自身，那么它似乎就必須由尚未成形的外部現實轉向內心世界。然而，這種說法無法說明，其解釋所憑借的“內”、“外”部區分究竟是什么。事實上，我們無法脫離憂郁的背景來理解所謂“內”、“外”部區分。在下文中我想說明：憂郁癥如何催生“內在世界”，它如何產生一系列“地形結構”式的虛構想象，藉此塑造心靈世界。

如果說，憂郁的“轉向”區分出了“內”、“外”部世界，那么，憂郁癥就在心靈世界與社會世界之間樹立了可變的邊界。我希望向大家揭示：這一邊界依據了主流的社會管理規范，它劃分并控制著人們的精神領域。

二

借助“轉向”比喻，愛慕、欲望或力比多情感將自身作為對象，這一說法再次說明了“主體形成”過程（subject formation）在比喻意義上的開端。

弗洛伊德在文中假設，“愛慕某一對象”發生在先，只有在失去對象時，才會出現憂郁。但如果我們仔細思考這一說法就不難發現，弗洛伊德已經闡明：沒有憂郁，就不可能有自我；而且，自我的“失去”建構了自我。從一開始，能夠解釋這一關系的敘事語法就極度令人困惑。

憂郁癥不是一種可以輕易復述的精神進程，我們無法憑借合適的解釋框架來復述它。我們能夠提出的任何解釋都不足以說明憂郁癥的精神進程。之所以如此，因為憂郁癥已經表明，我們能夠運用“內在”比喻說明精神世界，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憂郁癥的產物。

憂郁癥為精神制造出一系列空間比喻，如“保護地”、“避難所”乃至廝殺角力的“競技場”。

此類比喻無法“解釋”憂郁癥：它們正是憂郁“無中生有”的話語效果。[3]關于良心，弗洛伊德的觀點讓人想起尼采探討良心形成過程時的說法；弗洛伊德認為，良心是一種“力量”（agency）、一個“機構”（institution），憂郁產生并鞏固了良心。

弗洛伊德在文中試圖區分哀悼與憂郁，盡管如此，他所描述的“憂郁”卻一直難以同他所謂的“哀悼”區分開來。例如，他最初認為，哀悼可能是“對失去愛人的反應，或者是對失去某種抽象事物的反應。這種抽象事物取代了人的位置，它可能是某人的祖國、自由、理想等等”（第243頁）。起初，似乎有兩種哀悼：其一，逝者是人，逝者是現實中的人；其二，逝者是真實個體之中的理想，逝者乃是理想。隨著行文的展開，理想的失去、“一種更為理想化的失去”似乎開始同憂郁癥聯系到一起。然而，在哀悼中，逝者也可能是抽象事物或理想，這一抽象之物取代了失去的人。

沒過多久，弗洛伊德就在后文中指出，“憂郁癥也可以是對失去‘所愛’的反應”，而“（同哀悼相比，）我們能指出的不同之處在于，引發憂郁癥的原因是一種更為理想化的失去。”如果人們可以哀悼理想的失去，如果理想可以取代失去的人或者失去的愛，那么，我們就無法主張：憂郁癥之所以與哀悼不同，原因就在于憂郁癥中的逝者“更為理想化”。然而，弗洛伊德又提出了新的區分方式，他指出：在哀悼中，理想可以取代人；而在憂郁癥中，憂郁者“知道自己所失何人，卻不知在其中所失何物?！痹趹n郁癥中，逝者代表的理想似乎是不可知曉的；而在哀悼中，無從知曉的事物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理想——這一理想取代了人，并將其確認為“逝者”。

弗洛伊德稱，憂郁癥涉及“失去對象的事實退出了意識領域”。然而，由于哀悼也涉及取代諸如“家國”、“自由”之類的理想與抽象事物，顯然，哀悼也是由“失去對象”引發的；而且，這是一種雙重“失去”：既包括失去的人，又包括用來替換“逝者”的理想。在憂郁癥中，理想遭到排斥，人們無從得知自己在逝者“之中”失去了什么；而在哀悼時，在失去理想的過程“中”，人們則很有可能無法知曉自己究竟失去了誰。

在后文中，弗洛伊德詳細闡述了產生憂郁癥的精神系統，并且進一步說明了，在憂郁中“失去對象的事實退出了意識領域”意味著什么。他寫道，“力比多拋棄了無意識的對象呈現（Ding vorstellung）”（第256頁）。[4]“對象呈現”并非對象本身，它只是力比多投入的痕跡；相較于對象而言，它只是替代物與衍生物。在哀悼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逐漸擺脫了對象的痕跡及其難以勝數的“鏈接”。

而在憂郁癥中，由于存在著關于“對象”的矛盾，人們也就無法逐漸擺脫力比多情感依賴。相反，“圍繞著對象，始終存在著無數獨立的斗爭，愛恨情仇廝殺角力；一種沖動試圖不再向對象投入力比多，另一種沖動則又試圖維持力比多對抗攻擊的局面?！备ヂ逡恋轮赋?，我們可在“回憶事物的蛛絲馬跡中”發現這一奇怪的角力。

對于任一“自我”的愛慕情感而言，矛盾可能就是此類情感的特征；或者，矛盾可能“源自于極有可能失去對象的經歷”（第256頁）。然而，上述后一觀點意味著：矛盾也可能源自于失去，而且，“失去所愛”的經歷催生了針對對象的矛盾情感，以此作為告別對象的步驟之一。[5]果真如此，憂郁癥（面對“失去”的矛盾反應）可能就與“失去”緊密相連，于是憂郁癥中也就包含了哀悼。弗洛伊德曾指出，憂郁癥源自于“失去對象的事實退出了意識領域”；對此，他依據“矛盾”詳細闡述道：“由矛盾引發的所有掙扎都已從意識領域撤回，直到產生典型的憂郁癥后果為止?！泵芤呀洺坊兀╡ntzogen），它只能在憂郁癥里表現：精神的各個方面處于矛盾的關系之中，而且各自懷有相互對立的態度。

弗洛伊德將矛盾的精神表現稱為“自我的一部分同‘批判機構’（critical agency）之間的齟齬”；他試圖藉此說明“超我”的形成過程，以及“超我”同“自我”之間的對立關系。因此，矛盾的出現先于“超我／自我”這一精神結構；矛盾的憂郁表現是“超我／自我”結構的前提條件。如果矛盾是憂郁癥的特征，如果在退出意識領域之后，矛盾表現為“自我”與“超我”的對立，那么，我們就無法借助“超我／自我”這一結構來解釋憂郁癥。這一內在結構只能偏頗地解釋憂郁癥，因為它本身就是憂郁癥的產物。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憂郁癥能產生空間效果，它可以讓時間翻轉、凝滯，這就使“地貌”（landscape）成為其獨具特色的產物。[6]根據弗洛伊德的說法，憂郁癥產生了“地形結構”；我們不妨將此類“地形結構”視為心靈的“空間地貌”。

矛盾已完全從意識領域撤回，“直到產生典型的憂郁癥后果為止”（第257頁；bis nicht der für die Melancholie charakteristische Ausgang eingetretenist［第211頁］）。憂郁癥特有的“出口”或“起點”究竟是什么？弗洛伊德寫道，“大家都知道，這就在于受挫的力比多投入最終拋棄了對象，只為退回自己最初的起點，回到它在‘自我’中的位置?！边@段話的翻譯不夠準確，原文的意思是，憂郁癥試圖用“自我”取代“力比多投入”，它試圖讓力比多投入回到起點：拋棄受挫的力比多投入，只為了使它返歸“自我”（aber nur, umsich auf die Stelle des Ichs ... zurückzuziehen），而“自我”正是這一受挫情感的出發點（von der sie ausgegangen war）。

在憂郁癥中，力比多投入轉向關注自身（um sich auf die Stelle des Ichs ...zurückzuziehen），換言之，自我使自身返歸最初的出發點。自我中的這一“位置”同自我本身并不相同，但它似乎代表了力比多的起點與開端（Ausgangspunkt），也代表了力比多返歸的憂郁所在。當力比多返回自身的起點時，當力比多返回它在自我中的“位置”時，它的憂郁領域就出現了。

弗洛伊德將力比多的回歸稱為“撤回”（withdrawl）：“收回”或“折返”（zurückziehung）；而在以下這句話中，他又將其稱為“逃逸”（flight）：Die Liebe hatsich so durch ihre Flucht ins Ich der Aufhebung entzogen（第210頁）。[7]譯者蹩腳地將這句話譯為“愛慕遁入‘自我’，因而免遭滅頂之災”（第257頁），譯成“免遭滅頂”并不準確。德文“entzogen”在前文中譯為“撤回”，而“揚棄”（Aufhebung）也是眾所周知的難譯術語——在黑格爾的哲學話語中，它包含了許多含混晦澀的意思：取消而不消滅；中止、保持、克服。愛慕逃逸至“自我”之中，它收回并帶走了自身的揚棄形式與變化形式，使其成為精神領域的事物。在此，愛慕所逃離的“滅頂之災”并非由外力造成；實際上，愛慕本身收回、帶走了對象的毀滅，并使之成為自己的毀滅。藉由哀悼，“揚棄”并未切斷同對象的聯系，它也未能改變對象；實際上，這一積極、否定、改造性質的“揚棄”運動進入了“自我”。愛慕遁入“自我”，其“逃逸”過程將“揚棄”從外部現實中撤回，并將其儲藏至“自我”內部；它還開拓了一個內在的“地形結構”，從而使改頭換面的矛盾在其中得到表達。于是，矛盾的撤回使“轉變”得以成為精神事物；確切地說，矛盾的撤回制造出無中生有的“精神地形結構”。

在下一句話中，弗洛伊德又將此“逃逸”或“撤回”稱為“回歸”（regression），它讓憂郁癥得以在意識中重現：“在力比多回歸之后，這一過程可以進入意識；在意識領域，它將表現為自我一部分同‘批判機構’之間的沖突（und repr?sentiert sich dem Bewu?tsein als ein Konflikt zwischen einemTeil des Ichs und der kritischen Instanz；著重字體為我所加）。”

力比多的“回歸”包括力比多撤回意識領域，還包括矛盾撤入意識領域。我們可能會以為，這一“回歸”是力比多無法表達的結果。然而，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只有在撤回的前提之下，憂郁癥才能成為意識。力比多的撤回或回歸在意識中呈現為自我各部分之間的沖突；事實上，只有在撤回或回歸已經發生的前提之下，自我才能呈現為包含各個部分的“自我”。

憂郁癥導致了矛盾的撤回或回歸；在表現為相互齟齬的自我各部分之后，矛盾進入了意識領域；而且，上述矛盾“表現”以撤回為前提——果真如此，那么自我與超我之間的“地形結構”劃分也以憂郁癥為前提。憂郁癥讓人們得以描述精神世界。在此，所謂“揚棄”指的是：重新愛慕對象的替代品，以此克服“失去對象”的遭遇，遭到撤回的“揚棄”重新出現，成為了精神世界的體現?！皳P棄”是取消并保留對象的過程，用弗洛伊德的術語表示，它就是一整套“語詞痕跡”（word-traces），“揚棄”成為了精神世界的精神分析表述。

為什么說，通過“無中生有”地炮制精神“地形結構”，憂郁癥重現了一種本來無法描述表現的矛盾？憂郁癥之中本來就包含了“重現”（representation）：“再度呈現”（re-present）無法企及它的對象。更準確地說，憂郁癥是精神“地形結構”得以產生的前提條件；以憂郁癥為前提，產生了相輔相成的超我與自我，也產生了自我本身。盡管精神話語將“自我”描述成力比多的起點，而力比多后來又撤回了“自我”；現在看來，只有在“撤回”已經發生的前提之下，自我才能出現，才能成為意識的對象；只有在此前提之下，自我才能得到描述：無論精神話語會將其描述成出發的起點還是回歸的終點?！俺坊刈晕摇边@一說法試圖描述憂郁癥過程，而事實上，它本身就是憂郁癥過程事后的回溯產物。因此，嚴格說來，這一說法無法描述一個尚未成形的精神進程；只有在憂郁的“撤回”發生之后，它才能出現，才能成為事后的描述。

最后一點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哀悼與憂郁》乃至弗洛伊德其他文章中都充斥著精神“地形結構”，此結構的地位作用何在？盡管人們可能會認為，我們應將其視為精神分析的解釋工具，而不應將其理解為精神分析文本本身的征候。然而，弗洛伊德認為，自我與超我之間的區別可以追溯至矛盾。矛盾首先從意識領域撤回，后來又作為精神“地形結構”重現于意識領域。在此結構中，“自我”分離出了“批判機構”。同樣，論及超我的自責時，弗洛伊德也明確地將良心稱為“重要的‘自我機構’”。

將良心稱為“重要的‘自我機構’（Ich institution）”（第247頁），弗氏顯然運用了社會權力領域的概念作為隱喻。這種說法也顯示，良心之確立、產生、鞏固，實則位于更宏觀的政治社會及其制度背景之中；不惟如此，我們也可以運用隱喻語言理解自我及其各個部分，此類隱喻語言為虛構的精神現象賦予了社會內涵與社會結構。

弗洛伊德在文章開頭堅稱，文中所探討的憂郁癥及哀悼具有毋庸置疑的“心理性質”（第243頁）；盡管如此，他也提出了諸多社會概念作為隱喻。此類隱喻不僅描述了憂郁癥作用的“地形結構”，同時也動搖了弗洛伊德的初衷：對精神狀態進行“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描述道，“自我的一部分使自身同另一部分對立，對其進行批判評價，并將其當作對象。”依據他的說法，某種“批判力量”從“自我”中“分離”（abgespalten）了出來。這意味著，這一“批判力量”在此之前尚未同“自我”分離?！白晕摇狈至褳椴煌糠?，此過程究竟如何發生？它似乎是憂郁癥過程莫名其妙、無中生有的其中一幕：力比多投入由對象撤入自我，由此出現了分裂為各個部分的精神世界，也透露出內心的矛盾心理與敵對狀態。這種“地形結構”難道不正是它試圖解釋的現象之征候？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如何解釋“內化”（interiorization）形成“心靈”（psyche）的過程？這一過程表現為分裂與對抗，對此我們又作何解釋？精神世界的“地形結構”闡釋源自于憂郁癥、源自于情感依賴的撤回，它使對抗（評判的征兆）成為“地形結構”模型中的必備要素——這種闡釋之中是否蘊含著社會話語的影響？

三

“憂郁癥”指的是如下過程：自我失去了最初的外部對象或理想，它拒絕切斷自身同這一對象或理想的情感依賴，于是將對象撤回，使之進入自我，并用自我取代對象，由此開創了“內心世界”；“批判機構”繼而從自我中分離出來，并以“自我”作為對象。

在一節廣為人知的段落中，弗洛伊德明確指出：“批判機構”針對“自我”的指責十分類似于“自我”可能針對對象或理想的指責。因此，自我同時吸收了針對對象的愛慕與憤怒。憂郁癥似乎是“內化”的過程，我們不妨將其后果理解為某種精神狀態：它實際上以自我取代了自己身處的世界。

因此，憂郁癥的后果似乎就是社會世界的“失去”，而且，內心世界彼此齟齬的各個“部分”取代了外部世界社會成員的相互關聯：“‘失去對象’變成了‘失去自我’，自我同摯愛之間的沖突變成了自我批判活動同‘自我’（認同已經改變了這一自我）之間的嫌隙”（第249頁）。

綜上所述，對象已然失去，自我將其撤回自身。這一撤入“自我”的“對象”十分神秘：它是某種蹤跡，是對象的化身，卻又不是對象本身——畢竟，對象已經失去。對象殘留“撤入”的“自我”并非逝者的避難所，盡管人們有時會這樣描述“自我”?！罢J同改變了”“自我”，換言之，由于自我吸收了對象，由于自我將自身情感投入轉向自身，因此自我發生了改變。然而，這一認同的“代價”就是：自我分裂成“批判機構”與“自我”，“自我”成為批評與評判的對象。于是，自我同對象之間的關系在自我之“中”重現，它不僅成了某種精神后果或獨異象征，還成了某種自責場景。自責場景改造了自我的“地形結構”，它虛構出內心世界的分化與齟齬，這一幻想輕易地決定了人們描述精神世界的方式?，F在，自我取代了對象，批判機構也取代了“自我”不愿承認的憤怒：批判機構脫離了“自我”，成為某種精神力量。

憤怒之中包含了情感依賴，憤怒與情感都“轉向了”自我，然而，這一“轉向”從何而來？

憂郁者的某些社會性特征（如“喋喋不休”）顯示，憂郁癥并非反社會的精神狀態。事實上，憂郁癥之所以產生，其條件就在于：精神世界遮蔽了社會世界，情感依賴由對象轉向自我，而自我所拋棄的社會世界則不可避免地影響了自我的精神世界。弗洛伊德同樣指出了這一點，他解釋道，自我將失去的他者撤入自身，這一過程并不像收留野狗一般簡單。我們應當明白，“內化”過程乃是虛構產物，它并非真實過程。[8]“內化”的作用改造了對象，我們甚至可以將這種改造稱為“揚棄”（Aufhebung）。他者撤入并轉化為“自我”：這是一個即將受到斥責的自我，因此，這一過程產生并鞏固了“通常稱為‘良心’的批判機構?！薄白晕摇卑l生分裂，產生了某種內在視角，并藉此評判自身——于是，道德自省產生了。自我成為自身的對象，這一自省式的關系實際上是自我同逝者之間關系撤回（entzogen）并改造（aufgehoben）之后的形式；因此，自省有賴于此前發生的憂郁癥。依據弗洛伊德的描述，經此過程之后，自我擁有了“呼聲”（voice）；似乎在憂郁癥中人們必須表達自責，不僅是獨自表達自責而已，還需要在他人面前進行自責?！白晕摇钡淖载煵⒎窍翊蠹以O想的那樣簡單，它并不是在模仿逝者曾經批評“自我”的申斥；實際上，它是針對他者的申斥重新轉向“自我”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