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壯侯致函胡適求序

文 |楊海亮，作者授權發布

1931年2月7日，胡也頻、柔石、李求實、馮鏘和殷夫五位左聯成員被國民黨秘密殺害于上海龍華，史稱“左聯五烈士”。胡也頻死后，作為朋友的沈從文寫了《記胡也頻》。文中，沈從文提到胡也頻曾經參與編輯《京報》副刊一種名為《民眾文藝》的周刊，并且指出：

那時編輯這個小小刊物的是項拙同胡崇軒，兩個學習海軍不成的青年!作文章的有下面幾個名字：毛壯飛、陸士鈺、荊友麟、高長虹。這些人的名姓，在近年來的讀者印象上，除了最后那個高長虹，其余是早已十分生疏了。

誠如沈從文所言，那幾個作文章的，除了高長虹，“其余是早已十分生疏了”。當時尚且如此，如今也就更是。即便進入AI時代，有著豐富的資料可供我們電子檢索。但要搜出一個“早已十分生疏”的人的“蛛絲馬跡”，還是很不容易。以他們中的“毛壯飛”為例，想要知道他的履歷，就沒那么簡單，還得“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

一

針對沈從文的回憶，高道一曾經提出，“毛壯飛其人是否為毛壯候之誤，雖然我至今也不知道應該是毛壯候，還是毛壯侯。而且在周刊也未發現有他的文章”。（《魯迅與〈民眾文藝周刊〉的資料剪輯》，見《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6期）

顯然，《民眾文藝周刊》上沒有發現毛壯飛的文章，不能完全推斷其不是“作文章的”一個。畢竟，如果毛壯飛署的是筆名，他也可以是為周刊作文章的一個。為了更好地消除高文中的“疑惑”，我們需要有更多證據作為支撐。

1924年12月6日，《京報》登出了《〈勞動文藝周刊社〉成立啟事》：

我們因不得已之苦衷，即日起退出勞動文藝研究會；另行組織勞動文藝周刊社。此后的勞動文藝周刊與勞動文藝研究會并無關系，自本月九日起，創刊第一號于每星期二附在京報發行。如蒙各方賜稿，及其它一切函件，均請徑寄西城太仆寺街，西牛角胡同二號，本刊編輯處為荷！

荊有麟　陸士鈺

項　拙

胡崇軒　江善鳴　等仝啟

可見，所謂的《勞動文藝周刊》編輯處，也沒有毛壯飛的名字。而且，如果“啟事”中“荊有麟”名字無誤的話，說明沈從文回憶中的“荊友麟”是記錯了。那么，毛壯飛為什么與胡也頻、荊有麟、陸士鈺等有關聯呢？原來，此后的《勞動文藝周刊》創刊第一號就是《民眾文藝周刊》（據高道一調查，該周刊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多次改名，第16號起改名《民眾文藝》，第25號起改名《民眾周刊》，第31號起又改名《民眾》）。而此前的《勞動文藝周刊》屬于勞動文藝研究會，會中有胡也頻等人，也有毛壯飛。不過，毛壯飛不叫毛壯飛，叫毛壯候。據荊有麟《魯迅回憶斷片》（見《魯迅回憶錄》，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回憶：

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上時，北京有一個勞動文藝研究會，召開了一次負責人會議，由毛壯候提議：在《勞動文藝周刊》上，出一個歡迎孫中山先生專號。

所以，很可能是沈從文寫《記胡也頻》時，將毛壯候記成了毛壯飛，且認為他與胡也頻一起編輯過《民眾文藝周刊》。實際上，沈從文記錯了，也記混了。

前面提到，毛壯候提議在《勞動文藝周刊》上出一個歡迎孫中山先生專號，這個議案最后被否定了，理由是“中山先生雖是革命者，然而與勞動文藝無關”。對此，荊有麟引出了魯迅的答復：

毛壯候主張出專號，固大可不必。因為一出專號，對于政治沒有興趣的人，他一定不要看，反而減少宣傳力。紀念或歡迎文章，是可以登載的，中山先生雖不是文藝家，更不是勞動文藝家，但中山先生創造民國的功勛，是值得紀念，也值得歡迎的。那么：對于中國勞動者，介紹一下中山先生，不是應該的么？胡也頻他們，也太重視文藝二字了。這定是上了“為藝術而藝術”的當。

如果這段回憶屬實，似乎可以推測，胡也頻與毛壯候的根本分歧就在這里——胡也頻是為“藝術”，毛壯候是為“政治”，最終兩人分道揚鑣。胡也頻脫離勞動文藝研究會后另起爐灶，著手編輯《民眾文藝周刊》；毛壯候則繼續留在《勞動文藝周刊》，如愿以償地通過周刊“歡迎或紀念”孫中山。

二

從荊有麟的回憶可知，毛壯候這個人還曾進入魯迅的視野。這是實情。1925年3月1日，魯迅在日記中記載：“星期休息。上午毛壯侯來，不見，留邵元沖信而去。”

從中可知，是“候”還是“侯”，荊有麟的回憶與魯迅的日記，并不一致。這個問題，我們先放一邊，姑且繼續稱其“毛壯候”。這里有一個問題，毛壯候為什么要去拜訪魯迅呢？這就不能不提邵元沖。

邵元沖（1890-1936）

魯迅同鄉，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孫中山北上時，邵元沖任隨行機要秘書。奉孫中山指示，邵元沖籌辦北京《民國日報》作為國民黨在京的機關報。其間，邵元沖多次與人商議，決定先辦晚報，同時做開辦日報準備。對此，邵元沖日記有相關記錄。如，

1925 年 2 月 14 日，邵元沖日記：

午前易寅村來商招集晚報廣告事，且言魁柄者有桀之心行，為之然。十時頃偕貽孫至帥府園籌備晚報編輯部及約各編輯員事，規劃一切，并羅敦偉(長沙人，北大學生，任中央通訊社記者)、毛壯侯(福全)及鄒明初，又京報印刷主任吳君等，商議一切辦法，大致就緒。

從邵元沖的這段日記可知，他記錄的是“毛壯侯”，與魯迅日記所記相同。而且，邵元沖還指出毛壯侯的名、字或號是“福全”。故而，是“毛壯侯”的可能性要大過“毛壯候”。毛壯侯前去拜訪魯迅，大概是為了約稿。因為邵元沖在2月17日以“同鄉關系邀魯迅宴飲，并約魯迅為《民國日報》撰稿”。3月1日，魯迅雖然未見毛壯侯，但他下午“往民國日報館交寄邵元沖信并文稿”。這篇文稿即小說《長明燈》，后連載于3月5日至8日的北京《民國日報》副刊。遺憾的是，北京《民國日報》創辦后很快就被段祺瑞政府查封了，前后不到半月。

1925年3月19日，孫中山的靈櫬從協和醫院移往中央公園社稷壇拜殿靈堂

孫中山逝世時，邵元沖為遺囑證明人之一。大概也是因邵元沖的緣故，毛壯侯還參與了孫中山靈櫬移送（孫書文《孫中山靈櫬移往中央公園由誰執紼》，見民革北京市東城區委員會公眾號，2020年3月17日）。1925年3月19日，孫中山治喪處決定將孫中山的靈櫬移至中央公園社稷壇“拜殿”（今中山公園中山堂）。靈櫬移送沒有采用舊式夫役儀仗，沿途沒有鼓樂及棺罩之類，只由國共兩黨的要人和各界代表執紼。其中，左紼執頭為吳敬恒，執尾為于樹德，中間有陳壁君、劉瑞珍、馬寅初、馬君武等90余人，毛壯侯系其中一個。

三

除了與胡也頻、邵元沖、魯迅有“交集”，毛壯侯與胡適也有“瓜葛”。

郭汾陽在《魯迅與兩份民國日報》中提到，“毛（壯侯）是魯迅任課北大時的學生，1922年北大9名學生——王昆侖、傅汝霖、陳銘德、鄒明初、姜紹漠等組織“民治主義同志會”，“民治”即“五四”時宣傳的“德先生”。他們又刊行《民生》，后來又集體加入國民黨，毛是該組織的宣傳部長”。可能因為是北大學生，又寫了詩歌，毛壯侯曾經致函胡適求序，信中寫道：

先生是文學界革命中的大將，尤其是一顆閃灼照耀的巨星，用不著我來恭維。不過我因為見著替平民叫苦的文藝太少，努力做了一冊血花，擬付印宣傳，想在“無病呻吟”的文藝里面，下一服興奮劑。唉！談何容易，不是我微弱的力量做得到的呵！我只有誠意的請求先生給我做一篇序，不致令我失望嗎？血花呈上，敬請鐸安。

這封信的落款為“毛壯侯”，這就基本上可以證實是“毛壯侯”而不是“毛壯候”。據郭文稱，毛壯侯為江西人，還擔任過國民黨中宣部駐京宣傳干事，特別黨部秘書、北方行動委員會軍事聯終員等職。

言歸正傳，胡適一向成人之美，卻也不是老做“好人”，像他的老同學謝楚楨寫了《白話詩研究集》向他求序，他認為沒有必要出版，就拒絕了作序。這次，毛壯侯同謝楚楨一樣吃了胡適的“閉門羹”。胡適回信：

我實在不能寫序，只好寫了幾句話，請你不要見怪。內中第9首“丘八”“丘九”的話是不應該用在詩里的。“丘八”已不通，“丘九”更不成話。偶然詼諧是可以用的，但不值的入詩。此首可刪。

胡適信中所說的“丘八”“丘九”都是拆字梗。民國時期，“丘八”是對士兵的戲稱，“丘九”是對學生的貶稱，兩者都有輕視、侮辱的意味。平心而論，胡適給毛壯侯提的是一條忠告，“實在不能寫序”也自有他的道理。至于毛壯侯被拒之后有無“見怪”，那就只有毛自己知道了。不過，當他再次“面對”胡適時，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副面孔。

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胡適致信時為外交總長的王正廷表示抗議，認為馮玉祥派兵“包圍清宮，逐去清帝”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消息傳開，毛壯侯寫了一篇《溥儀出宮與胡適》發表在中共中央北方區黨委的機關刊物《政治生活》上。文中，毛壯侯寫道：

這回溥儀搬家，胡適大博士的抱不平，更引人啼笑不得，但切身利害的溥儀孺子，反有努力為人，愿解放木偶式的舊束縛。舊思想漩渦中的小兒，還想做人，新思潮中的巨子，卻不想做人，這真是時代思潮中的不幸呵！

大概想起1922年5月30日胡適進宮見溥儀并稱“皇上”，毛壯侯繼而寫道：

但是溥儀人格增輝之日，卻是胡適人格降下之時……溥儀因受新思潮的影響，知道胡適是現代新思潮中一條得意的精蟲，造成了他們相見的機會，這位精蟲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給了我們一個可恥的暗示，就是他自己說：“他稱我稱先生，我稱他稱皇上”。

從寫信求序時的畢恭畢敬，到撰文開罵的涎臉涎皮，實在不能想象兩舉竟是一人所為。因為毛文火氣太大，有人不免要為胡適說幾句公道話，如丁西林就在《現代評論》發表《批評與罵人》，表示：“我贊成的是一個批評家罵‘人’，甚而至于丟‘人’的臉，我決不贊成一個人亂罵人，因而丟了自己的臉。”

青年胡適

至于胡適一邊，被罵早已習以為常，他的反應是眾所周知的，“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并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他還說，“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罵”。同對待多數人的辱罵與恐嚇一樣，胡適沒有回應毛壯侯。

四

關于毛壯侯，其人生中“濃墨重彩”的“幾筆”，也就這么多吧。經過檢索，發現與其相關的信息還有幾則：

其一，與鄺振翎在南昌組織“粹社”。據江西省尋烏縣歷史文化研究會稱，1914年，鄺振翎（1885－1932，江西省尋烏縣人）與毛西河、賴波民、徐負天等在南昌組織“粹社”。（《鄺振翎事跡考略》，見《江西地方志》，2013年第6期）關于毛西河的注釋為：“毛壯侯，原名福全，后改壯侯，字亞俠，江西清江縣人，以毛氏郡望而自稱‘毛西河’。曾加入上海報學社，后任國民黨中宣部駐京宣傳干事、特別黨部秘書、北方行動委員會軍事聯絡員、民治主義同志會宣傳部長等職，曾經與胡適、魯迅有過交往。”顯然，這段注釋與郭文中關于毛壯侯的介紹有不少相同之處，但有補充。這里順便一提：汪成法曾就《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2006年2月第2次印刷）的本文、注釋疑誤舉證，懷疑《魯迅全集》的第十七卷第29頁毛壯侯“安徽清江人”有誤。汪成法指出，安徽省沒有“清江”縣或者市，“據《辭海》,歷史上曾經有兩個‘清江’，一在今江蘇省淮陰市，一在今江西省樟樹市(在江西中部宜春地區，似乎也不屬于古徽州)”。結合《鄺振翎事跡考略》的注釋，汪成法的懷疑是對的，毛壯侯應為“江西清江人”。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魯迅全集》

其二，加入中國報學社。1925年11月，任教于國民大學的戈公振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上海報學社。上海報學社成立后活動頻繁，后改名為中國報學社。1931年10月25日，中國報學社上海分社召開執行委員會，報告最近擴大征求社員的結果，報名愿意參加者有34人，其中很多已是當時著名的新聞記者，如程滄波、成舍我等。34人中，江西籍只有一人，即毛壯侯。但毛壯侯入社后，有何活動，不得而知。而且，1935年10月，戈公振因病去世后，中國報學社的活動就日漸消亡了。

其三，任北京國際大學新聞學教授。施曉燕在談到魯迅與胡也頻的早期交游時提到，毛壯侯1925年“在《合力周報》周年紀念刊上發文并署名是北京國際大學新聞學教授”。（《〈民眾文藝周刊社〉與魯迅、胡也頻的早期交游》，見《魯迅研究月刊》，2024年6期）據有關資料，北京國際大學成立于1924年左右，是一所由中外人士合作創辦的私立大學。由于經費不足、政局動蕩，20世紀30年代后期逐漸衰落并停辦。由于存續時間較短，辦學成績不顯，加上相關檔案散佚，其中很多人事都無從知曉。既然這所大學都寂寂無名，作為個人的毛壯侯其在校活動就更不易考了。

魯迅

其四，主編期刊《紐斯》。段勃提到，北洋時期出版的帶有新聞學術研究色彩的期刊中，有“1927 年5月附在天津《庸報》后出版、由中華新聞學會毛壯侯主編的《紐斯》，該刊每周一期，共出版12期”。（《論北洋時期的中國新聞學術研究(1912年—1928年》，見《傳媒觀察》，2018年6期）可關于《紐斯》，也幾無更為詳細的信息可查。

其五，為《遺芳集》題詩。1932年，著名的獨立運動家、知名學者和愛國作家趙素昂創作了反映韓國義烈斗爭的珍貴文本《遺芳集》。書中包含了80名韓國義烈志士和1名中國義烈志士的人物小傳，“對于還原韓民族義烈斗爭的歷史現場，激活中韓兩國民族共同抗日的歷史記憶，重估以中韓合作為核心的反對強權與霸權的東亞歷史精神都具有重要價值”。（金柄珉.柴琳，《流亡與書寫:趙素昂著〈遺芳集〉及其與中國現代文化》，東疆學刊，2020年4期）《遺芳集》的出版發行，得到了不少中國文人志士的大力支持，為其撰寫序言、后記、詩歌及題詞者眾。其中，毛壯侯有《題遺芳集》。

綜上，毛壯侯算是民國時期的一個新聞人，曾因“政治”與“藝術”之爭與胡也頻發生根本分歧；曾為邵元沖編輯北京《民國日報》副刊，并與魯迅有過交往；曾向胡適求序被拒，后因胡適抗議驅逐溥儀而撰文痛罵胡適等。毛壯侯“活躍”在當時的新聞界，奇怪的是，無論是加入中國報學社還是教授新聞學，無論是編輯《民國日報》副刊還是主編《紐斯》，諸多活動都是“一閃而過”，最后何去何從也不知所蹤。毛壯侯的一生，不能說“一事無成”，“百無一成”，但確確實實無大作為、無大事功。而之所以傳“名”于后世，是因為正巧不巧地沾了幾位時代名人的光。

（備注：為行文方便，文中人物名稱未加尊稱和敬語，敬請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