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與人類身體故事的不同版本

在現代科學的話語體系中，我們的身體或許已經被絕大多數人承認為一種“客觀存在”了。這種觀念主要是由現代西方醫學灌輸給我們的。你看，“現代醫學”有解剖學、生理學，對人體的骨骼、肌肉、血管、神經等，無不解釋得清清楚楚，甚至毛發的構成、精液的成分，也都已經化驗得清清楚楚。雖然醫學在西方并未被視為“科學”的一部分（科學、數學、醫學三者經常是并列的），但西方“現代醫學”在大舉進入中國時，一開始就是在“科學”的旗幟下進行的，西醫被營造成現代科學的一部分，并且經常利用這一點來詆毀它的競爭對手——中國傳統醫學。這種宣傳策略總體來說是非常成功的，特別是在公眾層面，盡管嚴肅的學術研究經常提示我們應該考慮其他圖景。

關于人類身體，我們今天的大部分公眾，其實都是偏聽偏信的——我們已經被西醫唯科學主義的言說洗腦了，以至于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關于人類的身體、健康和醫療，只有一個故事，就是“現代醫學”講述的故事。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故事其實可以有很多種版本，比如還可以有中醫的版本、藏醫的版本、印第安人的版本，等等。

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不同版本，還很難簡單判斷誰對誰錯。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人類迄今為止對自己的身體實際上了解得遠遠不夠。西醫已有的人體知識，用在一具尸體上頭頭是道那是沒有什么問題的，問題是“生命是一個奇跡”（這是西方人喜歡說的一句話）——活人身上到底在發生著哪些事情，我們還知之甚少。而西醫在營造自己的“科學”形象時，經常有意無意地掩蓋這一點。

二是今天經常被公眾忽略的一個事實——以往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健康是依靠中醫來呵護的。當西醫大舉進入中國時，在中醫呵護下的中華民族已經有了四億人口。僅僅這一個歷史事實，就可以證明中醫也是卓有成效的。由此，中醫關于人類身體故事的版本，自然就有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資格。

身體的故事是一個羅生門

2002年，在由我擔任地方組織委員會主席的“第十屆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上，日本學者栗山茂久是我們邀請的幾位特邀大會報告人之一，當時他的報告頗受好評。這是一位相當西化的日本學者，他用英文寫了《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一書。同時他又是富有文學情懷的人，所以這樣一本比較古希臘醫學和古代中國醫學的學術著作，居然被他寫得頗有點旖旎風騷光景。

在《身體的語言》正文一開頭，栗山茂久花了一大段篇幅，復述了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一篇著名小說的故事。芥川這篇小說，因為被改編成了黑澤明導演的著名影片《羅生門》而聲名遠揚。大盜奸武士之妻、奪武士之命一案，撲朔迷離，四個人物的陳述個個不同。“羅生門”從此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文學典故，用來表達“人人說法不同，真相不得而知”的狀況。在一部比較古希臘醫學和中醫的著作開頭，先復述“羅生門”的故事，就已經不是隱喻而是明喻了。

栗山茂久對于中醫用把脈來診斷病情的技術，花費了不少筆墨，甚至還引用了一大段《紅樓夢》中的有關描寫。這種技術的精確程度，曾經給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這種技術在西方人看來是難以理解的。栗山茂久也說：“這種技術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謎。”之所以如此，他認為原因在于中國人和西方人看待身體的方法和描述身體的語言，都是大不相同的。

作為對上述原因的形象說明，栗山茂久引用了中國和歐洲的兩幅人體圖：一幅出自中國人滑壽在公元1341年的著作《十四經發揮》，一幅出自維薩里（Vesalius）公元1543年的七卷本著作《人體結構》（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他注意到，這兩幅人體圖最大的差別是，中國的圖有經脈而無肌肉，歐洲的圖有肌肉而無經脈。而且他發現，這兩幅人體圖所顯示出來的差別最晚在公元二三世紀就已經形成了。

日裔哈佛大學教授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所著《身體的語言》英文原版書影及法文版書影

確實，如果我們站在所謂“現代科學”的立場上來看中醫的診脈，它真的是難以理解的。雖然西醫也承認脈搏的有無對應于生命的有無這一事實，但依靠診脈就能夠獲得疾病的詳細信息，這在西醫對人體的理解和描述體系中都是不可能的、無法解釋的。

我們從這些例子中看到，雙方關于身體的陳述，是如此的難以調和。再回想栗山茂久在書中一開頭復述的《羅生門》故事，其中的寓意就漸漸浮出水面了。栗山茂久的用意并不是試圖“調和”雙方——通常只有我們這里急功近利的思維才會熱衷于“調和”，比如所謂的“中西醫結合”就是這種思維的表現。栗山茂久只是利用古希臘和古代中國的材料來表明，關于人類身體的故事就是一個“羅生門”。懷孕是另一個羅生門

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在科學主義話語體系中培育起來的關于身體故事只有“現代醫學”唯一版本的觀念，而正是這種版本的唯一性，使我們相信我們的身體是“客觀存在”。如果說栗山茂久《身體的語言》可以幫助我們解構關于身體認識的版本唯一性，那么克萊爾·漢森的著作《懷孕文化史—懷孕、醫學和文化（1750-2000）》（A Cultural History of Pregnancy：Pregnancy, Medicine and Culture in Britain，1750-2000）可以給我們提供另一個更為詳細的個案。

維薩里著《人體結構》1543年版書影

維薩里著《人體結構》1543年版內文獻辭

懷孕作為人類身體所發生的一種現象，當然也和身體的故事密切相關。懷孕這件事情，作為身體故事的一部分，每個民族、每種文化，都會有自己的版本；而且即使在同一民族、同一文化中，這個故事在不同時期的版本也會不同。

而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公眾受到的教育，總體上來說是這樣的圖景：先將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懷孕分娩的故事版本作為“迷信”或“糟粕”拋棄，然后接受“現代醫學”在這個問題上所提供的版本，作為我們的“客觀認識”。

應該承認，這個圖景，到現在為止，基本上還不能說不是成功的。不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懷孕分娩的故事也自有其版本，那個版本雖與“現代醫學”的版本大相徑庭，但在“現代醫學”進入中國時中國已有四億人口這一事實，表明那個版本在實踐層面上也不能說是失敗的。推而論之，世界上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只要沒有人口滅絕并且這種滅絕沒被證明是因為對懷孕分娩認識錯誤造成的，那么它們關于懷孕分娩故事的版本，就都不能說是失敗的。

一個具體而且特別鮮明的例子，就是中國的產婦自古以來就有“坐月子”的習俗，而西方沒有這樣的習俗。不久前還有極端的科學主義人士宣稱“坐月子”是一種“陋俗”，在應革除之列。因為按照“現代醫學”關于人類身體的統一版本，中國女性和西方女性在生育、分娩、產后恢復等方面沒有任何不同。

讓我稍感奇怪的是，“現代醫學”在進入中國之后，對中國傳統醫學中的幾乎一切內容都以“科學”的名義進行否定或貶抑，唯獨在“坐月子”這個習俗上，今天中國的西醫也沒有表示任何反對意見。如果將這個現象解釋為西醫“入鄉隨俗”，那么它同時卻不可避免地損害了西醫的“科學”形象——因為這等于同一個人，講同一件事，但面對西方人和面對中國人卻講兩個不同的版本，這樣做就破壞了關于身體故事的版本唯一性，從而也就消解了“現代醫學”話語中關于人類身體的客觀性。

來源：《科學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