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劇導演如何定義自己心中的《紅樓夢》？林奕華心里一直有句話：“能用原始語言讀小說并不稀奇，只有當這部小說是《紅樓夢》，我才會為此事自豪。”“原始”不僅指無須翻譯，更意味著書里講的故事都與他的切身經歷相關。

林奕華成長在一個女性眾多的大家庭里，這構成了他賈寶玉般的成長背景和經歷。他閱讀《紅樓夢》時感到沒有難度且似曾相識，仿佛這部書就是為他而作的。
成為舞臺劇導演后，他用《賈寶玉》《紅樓夢》《寶玉，你好》等作品訴說著他與這部書的故事，以及它帶給他的影響和思考。于他而言，這是一部青春之書，是個體記憶的印證，是人生的比喻，是創作的宇宙，值得持續探索，永無盡頭。

青春之書

林奕華生于1959年，是第一代看電視長大的中國香港人。在產能不足的行業發展初期，老片和新片構成了一個電視里的平行宇宙，由《紅樓夢》改編的古裝版和時裝版影視作品，同時鋪陳在他面前。
1973年，讀初三的林奕華被家人從香港送到中國臺灣，在一所男子中學念書。假日，他應邀到一位高三學長家短住。學長有弟妹一雙，一家五口居住的三層獨棟小樓由學長的建筑師父親設計。不久后，林奕華帶著這段“投靠別人”的記憶回到香港。
在那個荷爾蒙萌發的人生階段，他總覺得嘴里癢癢的，迫切地想要把什么東西放進去，吃出味道來。家里那部簡體字版的《紅樓夢》被他拿起、咀嚼，他嘗出了生命的況味。
林奕華至今不明白，為什么當時家里會有這樣一部書。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他翻開書后跳過了前塵往事，直接從林黛玉進府開始看，且只看有寶黛的部分。當他不由自主地與之共情，這部小說便成了他的“青春之書”。
少年林奕華對林黛玉的共情，更多源自相似的寄人籬下、被女性包圍的經歷。
對賈寶玉，他的共情則更強烈。林奕華的母親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以及很多個姐姐和妹妹，家里女性比例極高；林奕華的祖父母去世較早，所以林奕華的父親由姐姐們帶大。說林奕華是在脂粉堆里“出生”的也不為過，如同賈寶玉在大觀園里那樣。
“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天選，”林奕華回憶道，“全部因素加在一塊兒，變成既是我的背景，又是我的經歷，所以我拿起這部書的時候感覺一點難度都沒有，覺得它就是為我而寫的。”

舞臺劇《紅樓夢》劇照。（圖/由被訪者提供）
回首往事，林奕華覺得，《紅樓夢》里的很多人物關系，都能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找到對照。
林奕華是家中長子，姑姑們寵他，將他接到位于香港島半山的宅子里照護。姑姑們當中有法國化妝品品牌的代理，跟她們在一起，他有種“自己是所謂的貴族”的感覺。
母親這邊卻是另一種境況：林奕華外公家顯赫一時，外婆是多位姨太太中的一房，所以同一屋檐下的女性們并非親姊妹，“這些家族的淵源導致她們對于自己的身份地位有不一樣的自我認知”。
外公家家道中落后，外婆帶母親和阿姨們住在九龍旺角。林奕華的童年便由一周在旺角、一周在半山的日子交織而成。
1967年，姑姑們覺得九龍不安全，暫停了林奕華的學業，將他接到半山。在那個俯瞰總督府（今香港禮賓府）的宅子里，他每每從露臺向外望，都能看到海天之間的維多利亞港。回到屋里，等待他的是瓊瑤小說、歐美電影和邵氏電影。
阿姨們則非常嚴格，每次見面都會督促他學習。“因為我的阿姨們是一定要出頭的，一定要讀書的，一定要很快出來工作的，她們是要生存的。可是我的姑姑們跟明星打麻將，交男朋友，或許到最后還能嫁到很好的人家。”
這不就是所謂的園里園外的感覺嗎？“后來我看這小說的時候，我就覺得我的阿姨們不像寶玉的姐妹，比較像寶玉身邊的丫鬟，我的姑姑們就比較像寶玉旁邊的那些姐妹。”在這些女性身上，林奕華看到了不同的文化。

（圖/《紅樓夢》劇照）
“我長大了之后才一點點明白，秦可卿跟王熙鳳是什么關系、二尤是什么關系。看這些女性的命運的細節之前，我最主要是看被照顧者跟照顧者之間的關系。”

因緣際會

時間來到20世紀80年代，林奕華已是戲劇行業的“園中人”。1986年，他參與了香港劇團“進念·二十面體”舞臺劇《石頭記》的創作。
也許因為這部戲的創作初衷并非要呈現原著的人物關系和情節，而是要探討當中蘊藏的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議題，林奕華重看《紅樓夢》時沒有投入太多感情，而是“把它當成一個課本，為了考試要補習”，第一次完整閱讀了這部小說。
多年后，林奕華成長為一名頗有聲望的創作者。他的舞臺劇更多源自某次巧合，抑或核心主創的一個設想。
“我（的創作）完全建立在機緣上面。”林奕華這樣解讀自己的創作慣性，“老實說，人類的歷史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覺得非常疲憊，因為有太多重復的事情了，但是《紅樓夢》會讓我們一直想一些新的問題出來。所以遇到不同的時間點、所謂的機緣，遇到不同的人，這些對我來講都是新的問題的誕生。”

舞臺劇《紅樓夢》劇照。（圖/由被訪者提供）
林奕華想到的問題，以成長記憶為草稿。當他以戲劇為名跟《紅樓夢》發生關系，就等同于在他的記憶上面再寫記憶。
2009年執導舞臺劇《男人與女人之戰爭與和平》時，林奕華聯想到《紅樓夢》里最打動他的“似曾相識”的概念。
“這個事情其實在我們的文學里面是有的，因為不只是林黛玉跟賈寶玉似曾相識，而且是讀者們對《紅樓夢》里面所有人物應該有的一個概念，以至于今天我做很多事情都是帶著‘似曾相識’的概念來進行的。”
林奕華用寶黛初遇的形式，設計了兩位主角相遇的橋段。然而，飾演這兩個角色的其中一位演員在國外長大，對《紅樓夢》一無所知。林奕華向她解釋為什么要演那段戲，怎料故事只講了個開頭，對方便紅了眼睛。

芭蕾舞劇《紅樓夢》在上海上演。（圖/視覺中國）
“我眼睛也紅了，然后她就說，我們來做《紅樓夢》。”林奕華永遠記得那個瞬間，“這是第一次有一個人和我表達對這部書的好奇，而且是帶著一種那么想明白自己是什么的初衷。”
當時，林奕華在這位演員身上看到了賈寶玉的影子，于是決定做一部《賈寶玉》。帶著幾十年的人生經驗再讀原著，他發現很多以前不跟自己“打招呼”的人物和橋段，這一次都跟他“打招呼”了。
彼時，林奕華已改編過四大名著里的三部作品。他知道自己最終會改編《紅樓夢》，只是不知道會是何時直到2013年，因機緣拉開了舞臺劇《紅樓夢》的創作序幕，他和戲劇構作徐硯美首次合作，一道走進了大觀園這座“糖果屋”。
“我們真的好像兩個小孩一樣，發現當中有非常多的壓抑，非常多的權力關系，所以我們開心得不得了。”
這次閱讀讓林奕華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理解：這不是賈寶玉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他和王熙鳳兩個人的。“兩條線打開了《紅樓夢》里面的兩個完全不同的、很有趣的因果關系，從性別的角度，也從性格的角度來談中國人。”
在林奕華看來，這部作品建立在“二元”這一東方哲學理念之上。“有青春就會有衰敗，有富貴就可能也會有貧賤，由盛到衰，由美到丑，諸如此類全部被涵蓋在《紅樓夢》里。有趣的地方是，它不是在告訴你這個世界就只有兩個極端，（它描繪的）有點像我們現在的現實。”
《紅樓夢》恰似一條通往現實的捷徑，讓人更好地理解哲學、宗教，并不只是宗教的規范，而或許是宗教的軌跡，從而使人明白一切“存在”之下都有一個自然的法則。

（圖/《紅樓夢》劇照）
“如果你能夠充分而深入地去理解它的話，它還是有很多空間讓我們去發現的。”林奕華之所以領悟到賈寶玉、王熙鳳之間的二元關系和兩人的相似之處，正是在《紅樓夢》打開的新空間里受到了啟發。
在曹雪芹身后的世界，這層關系讓許多人感到似曾相識——林奕華這樣相信著

戲在別處

大多數作品因作者的表達欲而起，林奕華也有表達的欲望和表達的東西。“我做戲劇其實一直都認為，戲劇的形式已包含一定的信息，不需要在戲里面另外再講。我選擇了用這個形式，就已經講了（這些信息），但是（要理解）這個就要考驗觀眾。”
做《賈寶玉》時，林奕華交給演員一項任務：賈寶玉重回人間后遇到的事情，必須全部跟原著相反，“例如掀開新娘的紅蓋頭，眼前人是黛玉不是寶釵，但我們卻安排寶玉以‘改變’維持‘不變’，他勸退了黛玉，說他們都要經歷痛苦的過程，才能夠回到天上”。

（圖/《紅樓夢》劇照）
做舞臺劇《紅樓夢》時，林奕華看了很多自己喜歡的舞臺設計師的作品，試圖找尋一個舞臺的情境。公演后，許多觀眾對舞臺上的多重空間印象深刻。可是，現在的他對當初的自己不甚滿意，假如重來一次，他或許會選擇一種更平實、更簡潔的設計。
“可能也跟我逐漸對權力這個問題有一些不同的思考有關，我不覺得導演是權力的終結者，不管他把這個權力給觀眾，還是把這個權力留給自己。我覺得所有東西都應該是共融為一體的。”林奕華說，知易行難，對于共融這件事，他還在摸索與學習當中。
這兩部戲，林奕華都采用了性轉形式。在當前這個時代背景下，他這樣闡釋性轉的用意：“我們的現實當中是陰陽不調的，陰性的力量還相對弱勢。所以我覺得，還有很長一條路要走。”
2021年公演的《寶玉，你好》則一反前兩次改編的群戲形式，僅有兩位男演員。這部戲緣起于2015年，《賈寶玉》的動作導演伍宇烈向林奕華提議，做一部賈寶玉的獨角戲。
2019年，舞臺劇《紅樓夢》的主演王宏元應林奕華和伍宇烈之邀，擔綱《寶玉，你好》的唯一主演。然而，他此后多次因新冠疫情而無法外出，既感到承受不了，又舍不得放棄這部作品。
林奕華當機立斷，讓兒時練過芭蕾舞的伍宇烈出演舞臺上的賈寶玉，王宏元的表演則以視頻形式投影在舞臺的屏幕上，營造出寶玉跟賈寶玉見面時的情境。
這些不同的形式之于林奕華是一個視角，能幫助觀眾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一出戲、一個故事、一件事，并且提供一個可以讓人不斷改換角度的空間。這樣一來，觀眾看到的就不會是“平面的東西”。

（圖/《紅樓夢》劇照）
正因如此，林奕華始終對新的戲劇形式、舞臺形式抱有探索欲。他盡量安排表演區不只集中在舞臺中央，也不會把“再現”視為或等同于“真實”。創新總是伴隨風險或者不確定性。他所喜愛的或使用過的一些形式并不為所有人接受，例如《賈寶玉》的情節反轉。
但林奕華說：“劇場應該是一個讓所有人都去感受在現實里面感受不到的自己的地方。《賈寶玉》讓觀眾看了之后想不通，但覺得真的好看，那這個東西就先在他的意識里面播下了種子，等他23歲、33歲、43歲的時候，他可能才會想起來這趟旅程是關于什么的。”

永續之書

除了形式，道具也在林奕華的“紅樓”舞臺劇里發揮重要作用，并讓這部古典小說照進我們所處的現實。例如，舞臺劇《紅樓夢》里有信用卡、手機等道具，在他眼中，這些跟消費、科技有關的東西都可以用來講權力。
“現在你走進一家書店，走進一家時裝店，如果你沒有手機支付，也沒有信用卡可以刷的話，你就只能看了。所以你怎么自處？我覺得，這個東西也可以讓年輕人產生無限的焦慮。”
樂器和音樂也是林奕華舞臺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將其看作講故事的角色。
《賈寶玉》和舞臺劇《紅樓夢》里都誕生了很多動人的原創歌曲，后者的主題曲《似曾》更是由林奕華親自作詞。創作這首歌前，他先同合作伙伴確定了演唱者韋禮安，然后開始思考怎么寫。
“我突然之間想到《紅樓夢》第十五回，賈寶玉跟王熙鳳去為秦可卿送葬，兩個人經過一個小村莊，看到一個農戶家里有臺織布機，然后來了一個叫二丫頭的村姑，對他們一點都不客氣，眼里根本沒有賈寶玉，反而是寶玉看見了二丫頭。”
這段情節勾起林奕華的回憶：有一年他在日本旅行，在開往機場的早班列車上看到一個讓他心動的人倚窗而坐，被晨光親吻著。他當時想，自己跟對方的緣分應該就止于這幾米之間了。然而下了車，快走到機時，他聽到有人用日語喊“等一下”。
“我回頭，看到沖著我來的正是那人，手上拿著一張我掉在地上的車票，想把它還給我。”這段往事猶如《紅樓夢》“似曾相識”的概念和二元關系的一種印證，被林奕華化作了《似曾》這首歌。

歌手韋禮安演唱《似曾》。創作這首歌前，林奕華先同合作伙伴確定了演唱者為韋禮安，然后才開始思考怎么寫。（圖/由被訪者提供）
“我要講的是，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接受了生命的一種因果，我一直都在重復我這個人的一生，所以我突然之間會有一個下意識（的念頭），（覺得）我是來過的。不過每一次在重復我一生的時候，我可能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劇本，但是那些去過的地方是一樣的。”
接下來，林奕華打算請林嘉欣出演他的舞臺劇。“我本來要做的《石頭記》，是演繹女媧怎樣做那些石頭，從女媧的角度去開發一個《紅樓夢》，而嘉欣非常喜歡做陶瓷，所以很合適。”
通過舞臺劇和《紅樓夢》打了十幾年交道，這部作品對林奕華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部書，它更像一個宇宙，一個沒有改編盡頭的宇宙，“因為里面有太多東西可以印證，（揭示出）我們現在那些問題的因果關系”。
他說：“這部書是講不完的，但愿年輕人會持續對它有興趣。”他會繼續發展自己跟原著作者的關系，用他讀到的東西印證新的關系，再把印證變成自己的人生經歷。也許有一天，這部書給他的東西，會成為下一次創作的養分。
不過，林奕華可以預料，在改編《紅樓夢》這件事上，他一定會有遺憾，因為一個人的時間太有限了，能在名著里找到印證的人生經驗又太多了。所以，他永遠無法，也不會跟《紅樓夢》告別，正所謂永續“紅樓”，他和這部作品的終極對話仍在繼續。
記者 | 洞照編輯 | L運營 | 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