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林徽因，可能很多人想到的身份都是建筑師、詩人和作家，但其實她在美術設計方面也很擅長。

少有人知道，其實當年在設計國徽的時候，林徽因也盡了一份力呢。雖然她的設計落了選，但哪怕在如今來看，也不得不讓人感嘆一句：這審美真是一絕！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紅旗招展，毛主席在大家面前莊嚴宣布了新中國的成立。不過，細心的人應該就會發現，城樓中央原本應該掛著國徽的位置，竟然空空蕩蕩的。

難道就沒有提前準備嗎？當然不是。

其實早在幾個月以前，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就發布了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和國歌詞譜的啟事，對國徽的設計提出了具體要求。短短1個月內，就收到了一百多件方案和九百多幅圖案。

但這些作品大部分都更像紀念章，很難體現新中國的政權特征。清華大學營建系主任梁思成就曾回憶道：“當時很多方案把國徽做成了工藝品，缺乏政治象征意義。”時任中央美院實用美術系主任張仃也指出：“不少設計過于追求裝飾性，忽略了國徽作為國家象征的嚴肅性。”

開國大典之后，設計國會的重任就落在了兩支專業團隊的肩上，一是梁思成、林徽因領銜的清華團隊，另一隊就是張仃帶領的中央美院團隊。

林徽因的設計團隊都有著深厚的建筑學功底。他們以玉璧為主體進行設計，這個承載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禮器，被賦予了新的象征意義：齒輪代表工人階級，麥穗象征農民，紅色綬帶寓意革命團結，五星則指向黨的領導。

金鑲玉的配色方案，更是和2008年奧運金牌的設計理念不謀而合，不可謂不超前。但這個方案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有人認為玉璧過于古典，難以體現新中國的現代性。

張仃的團隊則是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思路：以天安門為核心。這座見證五四運動和開國大典的建筑，成為他方案的靈魂。齒輪、麥穗環繞四周，紅色綬帶增添動感，整個設計都充滿了視覺沖擊力。

雖然兩個方案都很出色，但也都有一定短板。清華方案雖然確實精美，但卻有些保守；美院的方案有很強的現代化特征，但卻有些內涵不足。

關鍵時刻，周總理提出了關鍵建議：“國徽要體現向上的基調和氣氛，再加一種中國傳統農作物，麥稻穗就很不錯嘛。”

1950年6月，中南海的會議室，國徽設計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

梁思成帶著清華團隊的新方案參會：天安門被簡化成了立面圖，莊重又不失象征意義；稻穗取代單一麥穗，代表南北農民的大團結；五星與齒輪的組合，也強化了工農聯盟的主題。

同時，張仃的團隊也在不斷調整：他們弱化了寫實的風格，增加更多傳統紋樣的裝飾。兩種方案各取其長，在反復碰撞中慢慢融合。最終，周總理主持的審查小組拍板定了下來：以天安門為主體，融合清華的金紅配色和美院的稻穗元素，打造一個“既有歷史厚重感，又有時代朝氣”的國徽。

設計期間，林徽因肺病復發，常常需要臥床休息，但她還是堅持參與設計工作，甚至就連在病床上也要和梁思成、莫宗江等小組成員討論方案的細節。1950年，國徽方案最終確定之后，國家為了表彰設計者，給他們每人發放了800斤小米作為獎勵。

這在當時，已經相當于普通工人半年的收入了，但林徽因和梁思成商量過后，就決定將這些小米全部捐給抗美援朝前線。她在給周總理的信中寫道：

“這是國家給予的榮譽，前線戰士更需要這些物資。”

說到林徽因和梁思成，兩人堪稱建筑史上的神仙眷侶。

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浙江杭州，原名叫做林徽音。她的父親林長民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曾經在日本留過學，思想很開明。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林徽因從小就接受了中西合璧的教育，十幾歲的時候就跟著父親游歷歐洲，期間對建筑產生了興趣。

梁思成則是1901年出生在日本東京，他的父親梁啟超是近代維新派的領袖和思想家，自然對子女的教育極其重視。早年間，梁思成在清華學校讀書，后來在1924年前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深造。

同年，林徽因也進入同一所大學，但因為建筑系并不招收女生，她只能轉入美術系，但她還是選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課程，實現了自己的志愿。

求學過程中，兩人結下了深厚的感情，隨后在1928年結婚。婚后就共同前往歐洲考察古建筑。

兩人之間還有不少溫馨的小故事，盛傳梁思成曾經問過林徽因：“為什么是我？”林徽因的回答是：“答案很長，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

不光在生活中相互扶持，學術上兩人也是絕對的知音。從1930年開始，林徽因就和梁思成共同主持了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工作。兩人歷時數年，足跡遍布祖國的大江南北，考察了二百多處古代建筑。

他們用現代建筑學理論和測繪技術，記錄下趙州橋、應縣木塔和五臺山佛光寺等國寶級別建筑的詳細資料，填補了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的空白。

并且，梁思成編寫了許多建筑學書籍，林徽因就負責術語注釋和文字潤色，在書里，她首創了“材份制”“舉折之法”等概念的現代闡釋，讓晦澀難懂的古代營造術語能夠廣泛普及。

不過早在1930年的時候，林徽因的健康狀況就在不斷惡化，1937年考察佛光寺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咳血癥狀。莫宗江回憶說：“林先生在五臺山病倒后，仍堅持在炕上校對測繪數據，她說‘我們不能讓日本人搶先記錄下中國的國寶’。”

正是這樣的堅持，最終促成了佛光寺的科學記錄，為抗戰期間的文物保護爭取了寶貴的時間。遺憾的是，后世對于林徽因的認知大多都局限于“才女”和她的“感情故事”，卻忽略了她對建筑學做出的貢獻。

事實上，作為中國第一名女性建筑學家，林徽在建筑學的領域內頗有建樹，值得后世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