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屋，是指我出生并生活到將近十歲離開的屋子，地處浙江慈溪橋頭鎮車頭村一個叫高地地的宅落里。

從我出生到離開，橋頭鎮都屬余姚縣，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劃入慈溪的。

舊屋所在，是地道的農村，唯一的熱鬧去處是一華里之外的橋頭鎮，但那只是一截臨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橋，幾家小小的店鋪，每天清晨有一點買賣農產品的集市，走幾步就完了。

越是無處可去，屋子對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獨立的，是一排長樓中的一戶。

這排長樓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時早已破舊。長樓朝南，分七個單元，東邊三個，西邊三個，中間一個是公共活動場所，叫“堂前”，我想最早應該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

我家是緊挨“堂前”的西邊第一家，進出的門戶要通過“堂前”。從格局看，應該是這排樓中最重要的一個單元，估計在建樓之初，我家祖先屬于長子、大房。

從“堂前”進門便是“前間”，中間擺了一張八仙桌。一看便知，這是我家待客、供香、擺酒、祭祖的禮儀場所，盡管在我記憶中，它是那樣的狹窄和簡陋。 在全村，這間屋子最熱鬧，夜間經常坐滿了人。

因此，在西墻前面排著很多長凳，來人多了，就把長凳拉開擱在四周。一條長凳上擠四個人，前前后后又站著很多人。

從后面看去，這些坐著、站著的人都黑森森的看不清面目，又都顯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滿了四邊墻壁，有幾個頭影還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光源在八仙桌上，是一個小油碟，上面斜擱著一根燈草，火苗像一粒拉長了的黃豆，一抖一抖。

火苗映著一個短發女子的臉，她才二十出頭，眸子安靜，臉帶羞澀，正在埋頭書寫。她，就是我媽媽。 媽媽是全村唯一有文化的人，因此無論白天、夜晚，她都要給全村鄉親讀信、寫信、記賬、算賬。

村民不管隱私不隱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聽，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無上的消遣。我相信，從小習慣了上海思維的媽媽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誦讀一家私信，一開始一定很不習慣。

她會用眼色詢問上門來求她讀信的那個婦人，要不要請別人離開一下。 那位婦人一定不會理解媽媽的眼色，媽媽這才慌忙看一下四周，開始移過信紙。讀信時，媽媽會把聲音盡量放輕，但她發現，越輕，湊過來的腦袋就越多，而他們口中吐出的劣質煙氣也越是嗆人。時間一長，她也就放開了聲音。

媽媽嫁到這個村子的時候，穿的是旗袍。旗袍是在上海做的，很合身，但對高地地的人來說，卻是奇裝異服。 結婚那天下轎，穿的是織錦緞旗袍，酒紅色中盤旋著寶藍色，讓村里人眼前一亮。但村里人更注意的是新娘子的容貌。

而且，鄉下人歷來把大戶人家小姐的嫁妝看成又高又遠的事，即使從眼前擦過，也只當戲文傳奇，不會用尋常目光評判。

美麗的婚服穿過一次也就壓到箱底去了，沒有機會再穿，成了一個縹緲而匆忙的回憶。

但是第二天，村里人奇怪了，新娘子還是穿著旗袍，只不過換成陰丹士林的，一色正藍，與織錦緞那件一樣合身。更奇怪的是，她居然穿著這身旗袍拎著籃子到河邊淘米、洗菜去了。在媽媽看來，陰丹士林旗袍就是工作服。這身旗袍的顏色比村里其他女人的服裝都要單一，而且料子也極普通。 媽媽出門很少，但不管走到哪里，稍一回身，總能看到窗口、門邊星星點點注視的目光。

她以為是鄉親們對新人好奇，便紅臉低頭，用微笑打一個沒有具體對象的招呼，快步回家了，而不知道麻煩主要出在那身旗袍。

祖母也來自上海，當然看不出媽媽的旗袍有什么不對，反而覺得這個兒媳婦處處讓她順眼。直到有一天，祖父的堂弟余孝宏先生對媽媽說了一句話，才傳達出了一個村莊對一種服裝的嘀咕。

孝宏爺爺坐在草垛邊的石墩上，叫了一聲媽媽的小名。這小名，是他從祖母的呼叫聲中聽來的，他與祖母同輩，這么叫很合適。 媽媽停步，恭敬地等他說話。 他說：“你這種穿法是朱家的，這里不這么穿。“媽媽看了一眼自己的旗袍，沒有聽懂他的話，看著他，等他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