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困”“沒勁兒"已成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口頭禪。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職場，致力于將自己打造成“超級個體”，開搞“一人公司”，他們認為自己是從事定義、改造和營銷“個人品牌”的持續勞動的企業家，是炒企業魷魚的那個人。然而，創業過程中需要應對的問題紛繁復雜，許多人在“為自己工作”的過程中發現了無盡的疲憊。

無獨有偶，哈佛大學科學史系講師埃里克·貝克(Erik Baker)今年的新書Make Your Own Job: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Work Ethic Exhausted Americ（《創造你自己的工作：創業工作倫理如何讓美國疲憊不堪》）也在探討同樣的問題：為何創業精神讓美國人疲憊不堪？

作為歷史學者，貝克通過這本書論證“創業工作倫理”如何在就業日益不穩定的世界中，一方面為工作賦予意義，另一方面也讓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安全和不平等加劇得以合法化。書中揭示的核心洞見是，創業工作倫理已從一種商業實踐轉變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將原本應由企業和社會共同承擔的風險轉嫁給個體工作者。

貝克的研究興趣包括20世紀美國史、社會科學史，勞工與管理史。他在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現代思想史》）、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人文科學史》）和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等期刊上發表了關于社會科學史和美國資本主義的文章。他還為《紐約客》、Harper's, n+1, The Nation等雜志撰寫文章，并擔任The Drift雜志的高級編輯。

什么是“創業工作倫理”

根據貝克的梳理，美國人對工作的思考在20世紀發生了深刻變化。勤奮和堅持的工作美德似乎變得過時了。創業工作倫理（Entrepreneurial work ethic）強調打工人需要不斷創造新的工作機會，而不僅僅是出色地完成現有工作。這種倫理要求人們將自己視為“企業家”，即使在傳統的雇傭關系中也要表現出創新精神、自我推銷和持續的自我改造。

這種創業工作倫理從19世紀末成功文學的起源一直發展到今天的零工經濟。根據貝克的研究，這一倫理經歷了幾個關鍵發展階段：19世紀末開始的“過剩時代”催生了對工作稀缺的擔憂；20世紀初的“企業家式管理”運動試圖激發工人熱情；大蕭條時期創業精神成為應對經濟危機的策略；戰后的“創業現代性”將其與美國民主價值觀聯系；冷戰時期通過“反貧困戰爭”向邊緣化群體推廣；1980-90年代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結合，最終發展為今天的零工經濟文化。

New Thought運動的推波助瀾

在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新思想運動（New Thought）為創業工作倫理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

New Thought是19世紀在美國興起的一場心理治療運動，基于宗教和形而上學的預設。New Thought運動基于菲尼亞斯·昆比(Phineas Quimby, 1802-1866)的教導，他是一位美國催眠師和治療師，發展了一套信念體系。

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New Thought運動已經將注意力從治愈疾病轉向心靈創造物質成功的力量。這一運動強調“心靈力量”和積極思維，認為正確的心理態度能夠創造現實。

在美國的“過剩時代”，資本節約型創新（企業合并、科學管理、電氣化）導致了產出增長，但制造業的就業增長并未相應增加，從而產生了“技術性失業”。這個時代見證了向消費品和服務業就業的轉變，經濟依賴于消費需求。這種對工作稀缺的持續擔憂環境，助長了New Thought的吸引力。

海倫·威爾曼斯和伊麗莎白·瓊斯·湯恩等作家將New Thought轉化為一種成功哲學，強調創造性思維以及將工作與個人愿望相結合，挑戰了勤奮倫理的枯燥乏味。奧里森·斯威特·馬爾登進一步將其世俗化為一種成功文學，強調適應性和銷售個人獨特技能，敦促工人將自己視為“為自己工作”。本書的書名——“創造你自己的工作”（Make Your Own Job）這句話成為普遍的口號，反映了當時這種新的創業需求。

貝克認為，New Thought及相關運動，在傳播創業工作倫理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New Thought及其傳承者的世界觀里，失敗永遠是個人沒能正確思考和行動的問題，而不是不公正的政治經濟秩序造成的后果。

澎湃新聞通過郵件采訪了貝克，請他談了談創業工作倫理如何塑造了現代美國工作文化，以及為何這種工作倫理在提供意義感的同時加劇了經濟不平等和工作壓力。

Erik Baker

澎湃新聞：福特主義既代表官僚化、程式化的資本主義，又在工作場所倡導個人創造力和責任感，這種矛盾反映了20世紀初美國人對這些概念的什么認識？

埃里克·貝克：20世紀初是美國經濟史上一個充滿矛盾的時期：一方面，新興產業和生產方式不斷涌現，另一方面，這些創新給大多數工人帶來的卻是越來越標準化、千篇一律的工作體驗，最終引發了大范圍的勞資沖突。福特在將裝配線引入制造業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但他也深深擔心工人會對工作失去熱情。和其他同時代的高管及管理專家一樣，福特認為關鍵在于幫助工人拓寬視野，讓他們理解自己的工作——包括其機械化過程——是公司全體員工共同參與的更大項目的一部分，大家被共同的價值觀聯系在一起，在創造精神的指引下前進。充滿活力的領導力能夠幫助車間工人重新認識自己，把自己看作積極的參與者，而不是被動的工具。但在實際操作中，這意味著要懲罰那些被認為對公司和福特宣揚的道德準則不忠的人，有時甚至會使用暴力。

澎湃新聞：書里提到“企業家式管理”（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工作場所對“創造力”和“自我表達”的強調，主要是真心想要賦權給員工，還是一種更精細的管理控制手段？

埃里克·貝克：我認為某些形式的員工賦權可能是強化管理控制的精細策略。工作中自我表達帶來的精神獎勵——無論是讓員工有更多機會提意見和反饋的制度，還是允許員工更開放地表達身份或個人信念的政策——都可能削弱人們對工作場所權力平衡進行更實質性挑戰的感知需求，比如組建工會或罷工爭取更好的工資、工時和福利。更普遍地說，對公司領導層或使命的個人認同感可能讓人覺得為自己爭取利益就是背叛或威脅他們所信仰的事業。

澎湃新聞：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誕生了像麥當勞、沃爾瑪和安利這樣的公司，利用“家庭”的比喻并訴諸傳統價值觀來培養員工的內部創業精神和忠誠度。是哪些社會和經濟變化，促成了這種基于價值觀的企業文化的出現？

埃里克·貝克：在冷戰初期，從二十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很多年輕美國人被教導說，美國與“極權主義”敵人的區別在于對個人尊嚴的尊重，以及對超越純粹物質追求的價值觀的堅持。但當這些人進入成年期時，他們遇到的工作文化與這種形象不符——他們感覺必須為了追求無道德底線的利潤最大化的公司而拋棄個人信念和價值觀。這種看法在左翼和反戰人士中很普遍，在持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的保守派中也是如此。面對這種廣泛的不滿，一些公司意識到可以通過強調公司價值觀來招募和留住忠誠的員工。這一時期的很多員工也愿意接受指導建議去創辦自己的公司，以更好實現個人的信念。

澎湃新聞：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美國興起“社會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和追求“有意義的工作”（Good Works），旨在通過解決社會問題，來提供有意義的職業，吸引了很多專業人士自立門戶。但高強度的工作要求以及將商業化的做法引入這些領域后，與它們聲稱的理想是否一致？

埃里克·貝克：在明確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的機構中，員工更可能從一開始就相信機構使命的重要性，并認為組織的目標給了他們工作意義和價值——而這正是其他更商業化公司的管理者拼命想要培養的心態。然而，這也讓為剝削甚至虐待的做法和期望辯護變得容易。

在某些領域，比如社會服務，這類行善機構的“產品”很容易被商業化或商品化，在這種情況下，最初懷著良好意圖建立的組織，可能變得與普通的資本主義公司越來越沒有區別。

澎湃新聞：在美國，創業精神的說辭如何從二十世紀80年代的“時髦”轉變為90年代的“生存”問題，特別是對于面臨歧視或經濟不穩定的邊緣化群體？

埃里克·貝克：到二十世紀80年代末，很多觀察者已經清楚認識到美國經濟進入了所謂“無就業復蘇”期，即以經濟增長指標衡量的衰退結束，并不一定意味著凈就業增長（這種模式一直持續到2007-2008年的大衰退）。特別是，很難否認美國正在經歷制造業就業的長期不可逆轉的衰落。

作為回應，許多政治家和社會政策專家主張，創業精神對于緩解大規模失業、幫助美國成功轉向后工業經濟是必要的（這種說辭實際上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20年代甚至更早）。這一觀點與新自由主義背離福利國家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管理的趨勢相吻合，加強了這樣的觀念：受失業和貧困打擊最嚴重社區中的商業領袖有責任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和經濟機遇。

澎湃新聞：創業工作倫理如何被用來強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你認為像Uber和Taskrabbit這樣的平臺代表著完全新型的經濟關系嗎？

埃里克·貝克：數字平臺讓一些相當古老的工作組織形式得以擴張。Uber司機的處境和大蕭條時期直銷行業的很多工人基本沒什么區別，后者同樣被當作獨立承包商雇用，并被告知：“現在你是在為自己工作。”但新技術讓獲得這類工作變得容易得多——也讓公司更容易監控和監視工人，而監管困難過去一直是這種模式的缺點。反過來，任何人都能輕松找到零工工作——即使報酬微薄、工作辛苦——這種便利性有助于強化一種觀念：處于經濟困境中的人應該能夠為自己找到工作來維持生計。這種觀念確實為新自由主義時代對社會安全網的攻擊提供了理由，盡管你能找到類似的說辭可以追溯到大蕭條期間對新政(New Deal)的反對。

澎湃新聞：這本書認為，創業工作倫理作為一種反工作（anti-work）倫理，在批判現有條件的同時，又要求更多同樣的東西。每一代人都會重新發現創業精神是一種解決方案，忘記了今天的“壞工作”往往源于昨天的創業革命。這個循環是如何運作的，對真正的勞工改革有什么影響？

埃里克·貝克：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動態在過去十多年美國許多州市圍繞零工工作監管的斗爭中上演。像Uber這樣的公司，經常通過堅持零工工人喜歡被當作獨立承包商而非雇員對待，來抵制限制其工人錯誤分類的運動，因為這給了他們普通雇員享受不到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傳統工作場所確實是極度不自由的地方，所以這種指控對很多人來說聽起來很有道理。但解決方案不是認同大平臺關于其創業模式能帶來解放的說法，而是要加強工人通過工會化和其他集體行動方式為自己的自由而斗爭的能力。

我們繼續用Uber的例子。令人震驚的是，在過去大約十五年里，如果你讓普通美國人想象一個創業者，相當一部分人會想到Uber司機，另一部分人會想到像Uber這樣科技公司的創始人或CEO。這種模糊性正是像Uber這樣零工公司的官方宣傳經常利用的：創業精神是一種從頂層流下來并激活其余員工的力量。但當然，Uber的頭頭和典型Uber司機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權力和財富差異，以及我認為的剝削關系：公司恰恰是在司機薪酬不足、境況不穩的程度上獲利的。正是這種等級制被“我們只是在處理一個創業者網絡，大家在這個生意中互相合作”這個巧妙的想法給掩蓋了。

澎湃新聞：為什么創業工作倫理導致了廣泛的倦怠和精疲力竭？在工作如此重要的社會中，尋找意義和身份認同有什么替代方案？

埃里克·貝克：創業工作倫理本質上為我們熟悉的工作倫理增加了一項任務：你不僅要努力工作、工作出色，還要不斷創造新工作——發現機會、打造個人品牌、提升技能等等。這是一個永遠無法完全滿足的期望，因為總有更多事情可以做，而且這種期望往往會侵占我們的非工作時間，因為我們感到壓力，要利用不在積極工作的時間來確保將來總有更多工作可做，即使技術變革或市場趨勢淘汰了我們今天在做的工作。

重新重視休閑、培養其他意義來源可能有所幫助，但也有必要解決那些讓創業工作倫理有立足之地的焦慮的物質根源。保障就業或讓獲得醫療保健、住房等必需品與就業脫鉤的政策，比任何批評創業主義的書（包括我這本）更能動搖創業主義的控制。